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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网络舆情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管理论文 发布时间:2020-02-15 浏览:

  [摘 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社会思潮中引导民心、决定社会舆论走向的能力。网络技术的扩展、网络社会的民粹化走向及个别地方意识形态工作的虚化、弱化、仪式化,导致碎片化网络舆情逐渐占据社会舆情场,甚至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被碎片化网络舆情“牵着走”的混乱局面。泛滥的网络舆情催生“鸡毛蒜皮效应”、“长尾效应”“羊群效应”“晕轮效应”和“尺蠖效应”,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丧失话语权的风险。网络时代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迫在眉睫,需要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控制舆情事件并进行专业化处理、加强网络舆情有效预判和政策的合理统筹等。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网民;网络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1-0036-07

  《理论探讨》(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研究和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话语权是掌控、影响、引领社会舆论的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在媒介环境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和传播,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接纳,影响民众判断和选择,从而引导社会思潮,控制社会舆论的能力”[1]。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聚集地、社会舆情的集散地和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阵地。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进而有效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

  一、 网络舆情、网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三重变奏

  在网络时代,技术要素、社会要素和政治要素是决定思想舆论宣传效果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驾马车”,三种要素自身的变化以及三者力量的此消彼长决定了社会舆情生态的状况。“中国社会舆情生态演变是个‘政治-技术-社会三方力量博弈的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三方力量不断动态博弈,进而推动着中国社会舆情整体生态的不断演变”[3]。

  这里的社会舆情的争夺一定意义上反映的就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

  在三种要素中,政治要素的关键是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发挥程度,技术要素的关节点是信息化载体对人们接近、表达、传播与控制信息的影響效果,而社会要素的核心元素是民众力量的消长以及民众整体呈现的结构性特征。网络技术的扩张、网络社会的民粹化走向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弱化、虚化、仪式化导致碎片化网络舆情逐渐占据社会舆情场,甚而牵着主流意识形态走,并使之陷入失去话语权的危险之中,对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握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要从技术、社会、政治三种要素的变化及其消长的关系中探寻。

  (一)技术革命影响向社会延展:网络化引发的舆情风暴

  技术层面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被动局面首先源于舆论宣传与引导工作的发展落后于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网民人数的激增。

  网络的发达,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正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接近、表达、传播与控制方式,加快了舆情场域由原来的纸质媒体、音频媒体和视频媒体向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社交平台转移的步伐。移动互联网正悄然成为社会舆情的集散地、发酵地和扩展地,并正引发一场舆情风暴。

  网络化引发的舆情风暴展现出一系列特征。第一,舆情制造者的扁平化。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达让每个人有机会成为舆情的制造者、传播者、消费者,世界因网络的发达而“扁平化”。甚至有人感慨:“世界是平的”“技术再造平等”。这也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难以有效控制舆情,反为舆情左右,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因信息的平等而弱化。第二,舆情焦点的广泛化、分散化。这源于网络能够快速、广泛地传播信息,从北国边陲到江南水镇,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戈壁,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争相通过网络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博取人们的“眼球”,进而形成“五光十色”的舆情事件交相“争艳”的景象。舆情焦点因广泛而分散,亦因分散而广泛,以至于舆情焦点很难为主流媒体掌控。第三,人们对网络舆情的“消费”“快餐化”。这同样源于网络传播信息的快速化与舆情所涉范围的广泛化,前一波舆情余波未尽,后一波舆情便接踵袭来,并迅速转移人们刚刚聚集起来的注意力,进而形成新的舆情焦点,如此往复,每一波舆情都以“快餐”方式供人们“消费”。第四,网络舆情的“病毒式”传播。移动网络使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是信息的发布者。信息传播不再依赖公共媒体或者其他一些主流新闻媒介,而是由草根发布,并通过十传百、百传千的方式进行快速传播,这种方式增加了舆情失控的风险。第五,网络舆情的非理性化。各种舆情在网络上汇集,在“吸睛规则”与“沉默的螺旋”双重作用下,一方面那些爆炸性的、煽情性的、耸人听闻的舆情才能成为焦点;另一方面受大众“热捧”、能引起群集效应的观点愈发强势,而少数人的理性意见被迫沉默,这徒增了社会舆情的非理性特征。由此,作为技术要素的网络日益改变了舆情的载体、结构和外部特征,网络的发达不但增加了技术力量在与政治要素、社会要素博弈中的权重,而且成为舆情反噬主流意识形态的动力之一。

  (二)活跃的社会变量:民众参与的网络化

  民众力量的消长及其呈现的结构性特征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社会要素。在社会、技术、政治三要素博弈结构中,作为社会要素的网民参与是影响技术要素与政治要素的关键环节。因为网民既是技术要素的主体,同时是政治要素的客体。在实践中,他们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在同政治要素博弈中极大地扩充自身力量、压缩政治要素的影响力,甚而出现主流意识形态失去话语权的异化局面。

  社会力量的扩张首先源于民众公共参与意识的高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小荷露角”到“春色满园”的蓬勃发展为民众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良好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够从计划经济的单位“围墙”中翻越而出,以个体身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中实现经济人理性;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开启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窗口,过去束缚人们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被打破,人们能够平等地依据契约处理个体之间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进而依据契约参与自治;市场经济意味着个人成为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并通过参与公共活动行使个人权利。概言之,在市场经济洗礼下,民众拥有了参与权利、培养了参与能力、高涨了参与意识。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激增,城市化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密切了人们的日常联系。同时,网络世界使人们的时空距离彻底消失,人际虚拟交往日益频繁。城市化与网络化的叠加加速了大众社会的生成,群体参与意识空前高涨起来。“在中国,这两个进程是叠加进行的,从而加速了社会的‘大众化,也加速了大众的凝聚过程。人们不仅在现实空间凝聚,同时在虚拟空间凝聚。由网络热点议题不断聚集起虚拟的人群,而中国庞大的网民群体,对虚拟人群产生群体心理具有加倍的放大效应” [4]。“蓬勃发展的公共领域是民主、平等、参与意识成长的基本条件” [5](P110)。由此,群体在真实与虚拟空间凝聚的力量借助网络得以增强。作为社会要素的民众亦因参与热情高涨与参与能力提升在与政治要素的博弈中力量激增。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吸纳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各项政治社会制度正处于探索与完善中,普通民众进入公共领域的制度路径相对狭窄且缺乏较为成熟的民主框架,人们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只能在适当开放的网络上得以释放,这也为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网民在现实空间里民主参与的权利尚不充分,没有经历过充分政治参与的准备和训练。但如今,他们却开始了后代表制民主时代的具有直接民主色彩的公共参与。在民主制度下,网民直接参与也不免具有民粹化倾向”[4]。

  当然,这种民粹化的“大众反叛”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今天我们正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6](P32)。在中国,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网民蜂拥于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借助技术的力量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干涉司法、僭越专业事务。在网络上,他们常常假国家民族之名,行个人私利之实;往往借助“人民的名义”,宣泄对社会不满之情绪;屡屡依仗“自由民主”的口号,突破意识形态底线、干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发挥;他们反对体制约束,反对现有秩序、反对专业权威,在网络上遵循“群体逻辑”、形成群众心理、集结群体情绪,通过不断制造网络舆情事件干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发挥。

  (三)政治因素权重的下降: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虚化、弱化、仪式化

  与技术进步和社会力量崛起形成反差的是政治因素影响力的下降。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虚弱、弱化、仪式化有关。虚化是指只重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不注重宣传的效果;弱化是指党和国家在网络治理中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减弱;仪式化是指人们在面对意识形态宣传时,不再深信意识形态本身内涵与内在价值,而只是有意或无意地顺从这种意识形态赖以获得物质存在的表面仪式和实践过程,习惯性地重复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并对意识形态本身持冷漠和轻蔑态度。“这一仪式制度不是从认知上建立了共享观念,而是在象征性符号和动员机制上建立和制度化了一整套程序规则”[7](P35)。

  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虚化、弱化、仪式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普遍存在重宣传形式轻宣传内容现象,即在贯彻、落实、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过程中形式主义严重,往往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的现象。一些宣传工作者缺乏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真正领会与切实把握,难以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共识与合力。第二,党的思想政治的引导功能与工作的落实“两张皮”,某些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引导者本身既不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不遵循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式方法,只是为了完成上级的指示命令或刻板履行工作职责,宣传、教育、引导工作中虚化、弱化、仪式化问题突出。第三,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在方式方法上缺乏创新,工作缺乏活力,学习教育与组织生活、宣传引导的形式单一,未能与微信、微博等即时性媒体相结合,不能与时代相融合、与网络化相衔接,尤其难以适应青年人思想活跃的特点。第四,某些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思想相对滞后,责任心缺乏,一些干部缺乏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神圣感与使命感,只是将之视为一份工作,这大大弱化了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发挥,加剧了意识形态引导的仪式化。总之,相对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力量的成长,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最终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被网络舆情“牵着走”,甚至出现丧失话语权的危险。

  二、碎片化网络舆情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重风险

  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不同看法的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8]。它具有直接性、随意性、多元性、突发性、隐蔽性、偏差性等特点。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在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不均衡的阶层结构及日益沸腾的民情民意共同裹挟下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重风险。

  (一)“鸡毛蒜皮效应”导致意识形态话语重心的偏移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对人们的思想文化与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方向性意义,其内容需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針展开。然而,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情以碎片化方式呈现,引发“鸡毛蒜皮效应”,导致意识形态话语重心的偏移。所谓“鸡毛蒜皮效应”是指人们考量一件事情的时间和这件事的重要性成反比,与切身利害关系成正比,因而人们总是对小事纠缠不休,而对大事冷漠茫然。这是因为人们更加懂得这些小事,而对抽象的宏观问题摸不到头脑,因而更加热衷于关注一波波带有情绪化色彩的碎片化网络舆情事件,而忽略主流意识形态正面引导的宏观叙事。这种现象体现在近期爆发的诸多网络舆情事件中,从昆山“龙哥”遭反杀事件、刘强东性侵事件到范冰冰偷漏税事件、翟天临学位风波。这些网络事件迫使意识形态的话语重心不得不被铺天盖地的网络舆情“牵着走”,如为正当防卫做“背书”、为女性尊严做呼吁、为合法纳税做宣传、为高等教育质量做辩护等。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力量显然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中更为重要的内容。而这些“鸡毛蒜皮”的碎片化网络舆情冲淡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重点。

  (二)民生问题的“长尾效应”增加了意识形态的负重

  民生问题是近年网络舆情关注的热点,如近年发生的“问题疫苗”“ 鸿茅药酒”“碧桂园降价”等。然而,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网民刻意片面化解读,由此引发一系列非理性情绪。这些情绪在网络上蔓延,进而裹挟其他社会矛盾一并发酵,产生很长的“舆情长尾”,最终将民生问题升级为关乎党执政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不但增加了解决民生问题的难度,而且导致意识形态工作不得不跟着不断涌现的意识形态化的民生问题走,碎片化的网络舆情加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失焦”,进而使其在引导舆情过程中陷入“长尾效应”之中。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互联网的开放、互动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是有关部门在处置相关事件时政策的“可见度”不高,导致群众不知情、不理解、不认同、不接受。此现象反映出当前网络舆情事件具有民生问题意识形态化的新动向,即某些民生问题在网络中不断被聚集,被片面解读,其影响力不断被拉长、延续,造成“牵着”意识形态工作走的超长“长尾”。

  (三)“羊群效应”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

  从历史上看,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精英与大众各有分工的社会。普通大众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精英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话语权,大众与精英间形成一种有张力的、动态的平衡。

  由大众选择精英,由精英制定公共政策、指导国家事务。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一些按其本质来说需要资质限制的活动:高度多样化的秩序在其活动与功能上极为特殊的,没有非凡天赋是实现不了的,如某些艺术和审美活动、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判断等”[6](P31)。但当前,一定程度出现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失衡,在网络参与中,大众直接走向前台,精英被边缘化,反智主义成为网民信奉的价值哲学。专家教授被戏谑称谓,党政干部、公务员被污名化、仇视化。而这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推广者。网民既不需要知识精英严谨、理性的推理,亦不需要政治精英深思熟虑的判断,只需要制造群体氛围、渲染气氛。“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9](P91)。由此,精英在大众的社会中缺位,平庸被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然而,缺少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精英引导的网络参与逐渐演变为网络上的群氓参与、暴民参与,至此民粹化的网络舆情泛滥成灾。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迁就大多数网民的诉求,出现所谓“羊群效应”。即在“多数意见即正确”的网络舆情压力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得不被碎片化网络舆情“牵着走”,意识形态工作出现所谓重“民众呼声”轻“科学判断”、重眼前维稳结果轻长远系统引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

  (四)“晕轮效应”弱化意识形态掌控能力

  当前,网络事件往往从个别地方冒头,反映的也基本是局部问题,但经过网络舆情发酵、升温,局部问题被普遍化,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导致“晕轮效应”。这里的“晕轮效应”是指认识某一个体事物的特征就把该个体的特征指认为所有该类事物的特征。如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本身暴露的是药品监管不严的行政性问题,这一问题带有个案性、局部性,但经过网络舆情的持续发酵产生“晕轮效应”。民众起初对国产疫苗不信任,之后对整个医疗卫生行业不信任,进而演化为对所有公共安全的恐慌,甚至陷入对政府不信任的“塔西佗陷阱”之中。这一现象源于缺乏高透明度和值得信任的全方位信息,民众看到的仅是某一事物的侧面,之后就认为所有事物都是这个样子。这一效应也使意识形态工作不但要疲于为层出不穷的碎片化网络舆情“灭火”,而且要致力于为挽回日益出现的政府信任问题“奔波”;不但要关注个体、局部事件,而且要关照“晕轮效应”引发的全局性风险。由此,主流意识形态反制于网络舆情,弱化了党和国家引导与掌控舆情的能力。

  (五)“尺蠖效应”迫使意识形态为公共政策“买单”

  网络舆情的发展与网民情绪是相伴相生、双重凝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事件极易引发“社会泄愤事件”。所谓社会泄愤事件是指由不特定多数人参加,诉求不明确、指向不特定、自发性明显的,借偶然事件来宣泄对社会不满的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重庆万安事件等。

  “随着一些极端社会事件的出现和仇官仇富情绪的蔓延,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开始极端化、情绪化”[10]。这种被极端化、情绪化发酵后的网络事件极易引发公共政策的“尺蠖效应”,即无论政策朝着什么方向发展都是向激化民众情绪的那个伸直方向去延伸。此种公共政策的危险,最后需要意识形态工作参与“买单”。意识形态通过引导、疏通等功能的发挥缓解网络舆情压力、平复网民情绪,但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被网络舆情“牵着走”的局面。

  三、多管齐下构建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造成主流意识态话语权被碎片化网络舆情“牵着走”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技术、社会和政治三重力量彼此消长的缘由,也是网络时代碎片化舆情推波助澜的结果。只有加强研判,并制定有效、可行的应对之策,才能进一步建构起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掌握好意识形态主动权,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意识形态在筑牢人们精神家园、引领社会发展、指引社会建设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網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要从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入手。一是做牢做实教育引导工作,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这里的教育引导是将增强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作为基础性工作。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方式、各种媒介在全社会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勾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同心圆。二是积极营造既紧张又宽松的舆论氛围。所谓紧张是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意识形态的渗透,打赢意识形态防御战。所谓宽松是创造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舆情环境,鼓励思想争辩与文化交流,保障宪法中公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权利。三是坚持“以文化人”,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升到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高度,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各类精神文化产品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高水平精神文化作品的需求。四是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之中。要按照主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完善各种行为规则与行动准则,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入人们的日常工作与学习生活过程。五是强化法规、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到各种制度规章的制定、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各种日常管理中。要将意识形态工作渗透到各项行政工作中,从软约束到硬规定,从刚性约束到柔性自律,用制度的权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二)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维护好网络安全。一是树立互联网思维,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要对互联网的认识从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理性,从一般工具运用上升到战略性全局谋划的高度,大胆探索现代互联网治理模式,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由平面宣传向立体演示、由静态管理向动态治理、由单一灌输向多维渗透转变,不断探索意识形态互联网治理之路。二是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综合治理工作。要从盲目的围堵中解放出来,力求做到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一方面,鼓励广大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形成正面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对利用互联网攻击、诋毁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論坚决给予打击。遵循信息化载体在人们接近、表达、传播与控制信息过程中的独特规律,提高意识形态在网络议题设置和科学引导中的能力,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导向,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情环境。

  (三)以防治传染病流行的方式防止碎片化舆情事件发酵

  抓牢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必须对碎片化网络舆情进行有效控制。可以借鉴防治传染病流行的方式控制舆情事件发酵,避免民生问题意识形态化引发“长尾效应”。一是第一时间控制“传染源”,建立网络舆情“三维”分析研判机制,即将网络舆情事件发生的时间、事件风险等级、地域敏感度三个维度的大数据置于立体坐标系中进行分析,在三维坐标系中绘制舆情处置曲线,以立体、直观的舆情曲线分析各种舆情的出现频率和发展规律,找到不良舆情的“传染源”,采取果断行动进行处置,打击造谣者、控制不良舆情的源头。二是切断“传播途径”,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严密监管,切断谣言传播的网上网下途径,尤其防止事态经由移动互联网蔓延。三是做好与事件相关者的安抚、赔偿、疏导工作,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调查、处理结果,用权威、真实的信息以正视听,防止公众因不明真相而盲目信谣、传谣。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工作介入民生领域,将意识形态工作的焦点集中在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

  (四)专业性问题专业化处理,避免民粹主义催生“羊群效应”

  网络的分散化更加需要专业性问题专业化处理,这是避免民粹主义催生 “羊群效应”的重要方式。为避免意识形态泛化的倾向,专业问题应交给专家解决,由专业人士处理,并且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层面将舆情事件处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调整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变人治思维为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政府处置舆情事件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从立法角度看,加大相关立法力度,将政府处置舆情事件的相关手段、措施纳入法治化、程序化轨道,一旦舆情事件发生,做到处置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从执法角度看,政策执行者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不能将个人的情绪、偏好和主观臆断带入舆情事件的执法过程中。这就要提升执法者的法律修为、增加法律知识,通过一系列专业学习与定期培训,使执法者熟练掌握涉及网络管理方面的法规、规则和相关程序,努力提升网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从司法角度看,对那些在网络上严重破坏意识形态安全的人要依法处置,在司法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从守法角度看,广大网民要养成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在网络上既要主动维护自身权益,又要自觉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理性上网,理性传播网络信息。总之,用法治化治理代替意识形态化管理,让意识形态在法治的保障下发挥重要作用。

  (五)舆情的有效预判与政策的合理统筹

  我们要有效进行舆情预判,合理统筹相关政策,避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的“尺蠖效应”,进而避免意识形态工作为公共政策“买单”。在网络舆情的预判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应对风险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一些难以达到或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政策尽早作出准确评估预判,有助于政策制定与战略安排的科学准确。舆情治理应有效地将“属地原则”和“属事原则”有机结合起来,相关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加强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部门的沟通合作,对涉及本地重大决策的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工作进行沟通、协调、监督和跟踪。对于一些涉及多地区、多行业、多部门的决策舆情风险,要由主体单位承担主体责任,其他相关部门承担相应责任,不断完善网络舆情风险点和舆情应急的相关预案,根据预案开展网络舆情应对的演练工作。对一些尚未通过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的公共政策、措施应暂缓实施,尽可能减少网络舆情事件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的机会,避免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被网络舆情“牵着走”的现象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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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于建嵘.沉默抑或暴力:警惕民众政治心态的两极化[J].探索与争鸣,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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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碎片化网络舆情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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