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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管理论文 发布时间:2020-07-09 浏览:

  〔摘要〕 20世纪晚期以降,以人类社会步入深度现代化阶段和科技革命为背景,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一改以往的“怀旧模式”,出现了一系列以未来社区为目标的观点及实践。但关于未来社区的理论研究却仍未获得充分展开,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未来社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社区未来性与技术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态性、生活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运用整体、综合性的观念和行动来超前性地解決城乡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诉求。为此,我们应以未来性的彰显来化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未来、现代和传统两组互动关系,进而使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

  〔关键词〕 未来社区,美好生活,技术性,生态性,更新性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2-0008-08

  《城市观察》(双月刊)创刊于2009年,是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本刊是以研究探索珠江三角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主的综合性经济理论期刊。

  自19世纪下半叶滕尼斯撰写《共同体与社会》,开辟学科意义上的社区研究之日起,社区概念便被打上了深深的怀旧烙印。许多社会学家都是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体系下,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传统共同体的消解表示慨叹和忧虑。因此,社区研究诞生伊始便被定格在传统感和秩序感消解或延续这一基调之上。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很少看到学界针对未来社区而展开的探讨。但从20世纪晚期开始,以人类社会进入深度现代化阶段和科技革命为背景,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以未来社区为目标的观点及实践:其一是依托于当代科技革命而发出的关于未来社区的畅想,如低碳社区、智慧社区等;其二是以德鲁克、雅各布斯、吉尔·格兰特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从学理层面对未来社区所展开的初步研究探讨;其三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启动了关于未来社区的实践创新活动,如起源于丹麦影响至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共享社区”和日本的共享住宅等活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中国还出现了由地方政府明确提出的未来社区建设计划及行动。2019年年初,浙江率先提出并展开关于未来社区的试点试验,将未来社区建设问题向前推进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键一步。但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尚未从学术理论层面对未来社区建设给予充分关注和积极回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故本文拟以前述多种形态的未来社区构想及实践为背景,以浙江未来社区建设的初步实践为重点,就未来社区建设关涉到的理论问题展开初步研讨。

  一、未来社区概念的提出及其演进阶段

  所谓未来社区建设,主要是将城乡社区纳入未来发展的视域之下,引入技术、生态、社会、生活等变量,运用整体、综合性的观念和行动来超前性地解决城乡社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致力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发生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动,进而使得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透过以上对未来社区概念内涵的研究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立体的概念,社区涵括了居住形态、关系形态、组织形态、街区形态、文化形态、生产形态等极其丰富的内涵,成为人类社会最具基础性的社会单元。而未来社区则是在深刻反思社区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新的理解建构机制。人类对未来社区形态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文明的批判反思性和建设性。

  (一)古典社会学时期社区概念的“怀旧性”

  如果我们将考古学意义上的人类早期聚落遗存作为社区最早形态,那么社区堪称是一个最为古老的社会科学概念。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社区也在不断地改变和转换其存在形态,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每当人类文明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面对社会的复杂剧烈变迁,都会引发出许多关于社区发展和建设的思考、争论和探讨。19世纪中叶后,在欧洲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以涂尔干、滕尼斯等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通过“社会失范”“共同体与社会”等核心概念和命题,阐释出其对社区现实变动的忧虑和批判,也表达出对未来社区的一些认识和种种期待。可见,在人类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鉴于传统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迅速消解,社区概念便被赋予了极其复杂的内涵和角色,进而成为一个充满怀旧感的词汇,其关于未来社区的观点只是一种间接的、曲折性的表达而已。

  (二)未来社区概念提出的两个阶段

  进入20世纪晚期后,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类关于城乡社区发展的规划能力也大大增强。同时,伴随着城乡社会的剧烈变迁,社会各界逐渐开启了对未来社区的探讨。此时期围绕着未来社区概念的提出及实践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转变进程,具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晚期以来以低碳社会和“智慧社区”构建为切入点的未来社区建设。在未来社区规划设计的“单一视角”阶段,主要是依托某种先进技术加以展开,最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包括“低碳社区”和“智慧社区”的实践探索。在历史上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新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思潮勃兴后,往往都会以社区为单元加以实践和展开,如在可持续发展思潮的背景之下,低碳社区的概念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向。从20世纪晚期开始,面对城乡社会所面临的生态能源危机,社会各界围绕“低碳社区”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通过生态能源技术的革新应用,克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能源困境。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中,所谓低碳社区,主要是“基于低碳城市的提出和发展产生的。低碳城市的理念来源于低碳经济。国际科学界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当前气候变暖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而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其运行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已占到全球总量的75%左右,制造全球80%的污染。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 。②此外,还有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而生发出的“智慧社区”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智慧社区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管理信息化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所谓社区管理信息化,主要是从工具意义上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社区管理和服务。而智慧社区则是运用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实现新的社会治理和服务模式。1996年,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合作推出世界首个智慧社区项目,即强调智慧社区以技术性与社会性高度嵌合的特点,将其定义为“在一个大小可以从邻域到多县的地区内,市民、团体和市政管理机构利用信息技术显著地、甚至彻底地改造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政府、工业界、教育工作者和市民之间的合作将代替他们各自的孤立行动” 。③可见,在此阶段的时间范围内,关于未来社区的探讨,基本上都局限于一定的专题性领域,而未能从总体上对未来社区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

  第二阶段:21世纪以来关于未来社区的综合设计实践。进入21世纪,社会上首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关于未来社区的倡导和实践探索。与此前专题性、单一性的推进模式不同,此阶段推进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综合性、全面性和实践性。2019年3月20日,浙江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率先推出中国版的未来社区综合建设模式。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将未来社区建设的话题置于中国新世纪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开启未来社区建设有其特殊契机和内涵;其所提出的未来社区建设的政策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第二,提出“将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坐标,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打造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④第三,从城市规划、组织体制创新、技术支撑、文化发掘等方面,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未来社区的建议和计划。依托于上述政策构建和规划设计,将未来社区的实践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未来性”的多方展开

  毫无疑问,人类是最擅长规划自己生活和组织模式的高级动物。未来社区概念的提出,便是引入社区规划的综合视角,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未来性”作为其建设的目标导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其发展目标,通过未来性与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活性等方面的互动,未来社区的图景得以获得最为真实的展开。因此,如何理解未来社区建设中“未来性”的多方展开,便成为其建设进程的关键。

  (一)社区的“未来性”与技术性、生态性

  我们既然将当下城乡社区的发展纳入未来社区的理解框架之下,就应该努力赋予社区建设过程以“未来性”。这里所说的未来性,首先是依托于技术性和生态性展开的,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针对现代社区建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一种批判性、超前规划性和趋向导引性。所谓批判性,主要是围绕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而展开。刘易斯·芒福德在审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时,曾以“机械化与破坏”为标题,认为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种破坏,其速度常常是更快:森林被毁坏,土壤被破坏”,“尤为甚者,我们将看到,这种破坏也在城市环境中进行” 。⑤同时,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也面临着过密化、均质化的挑战,城市马赛克将城市社区均匀地切割排列,以均质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乡村社区则因人口急剧减少而出现人口过疏化现象,陷入过疏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所谓“超前性”和“趋向导引性”,就是以“未来性”来抗拒和化解由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从未来性的研究视角审视社区变迁,一个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推进变迁的因素便是新技术。迄今为止,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是将技术与生态结合在一起的低碳社区建设,该项目主要是依据一系列创新技术建立起来的。如建于1980年,拥有30户居民的丹麦太阳风社区是由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建设的公共住宅社区。该社区最大的特点为公共住宅的设计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而位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顿市的贝丁顿零碳社区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生态居住区,其发展目标是在城市中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活环境。社区通过使用节水设备和利用雨水、中水,减少居民的自来水消耗;停车场采用多孔渗水材料,减少地表水流失;社区废水经小规模污水处理系统就地处理,将废水处理成可循环利用的中水。⑥上述项目所表征的未来社区堪称是将智慧技术与生态技术巧妙结合的代表性作品。此外,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智慧社区建设多通过APP、微信群、网上居委会、社区网上议事厅等网络虚拟技术,在打造未来社区,实施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在评价社区未来性的过程中,均将技术、生态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依据。曼纽尔·卡斯特在形容科技革命对当代社会影响的问题上即指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们生活的社会图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⑦2000年,由英国政府环境、交通与区域部完成了“千年纪村镇与可持续社区”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创建可持续社区”的8项评价标准,即将“资源消耗低”“当地环境资本得到保护和增加”“高质量的城市设计”等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⑧

  但我们必须注意,在强调未来性与技术性、生态性互动关系时,也应保持足夠的警惕性,并将其作用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因为对人类社会而言,任何意义上的技术实际上都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使用有可能导致其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脱离社区居民间真实的互动关系和归属认同,而仅仅依赖于单一的技术应用和社区物质环境的改造,未必能真正带来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和改善,也不可能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的未来性与更新性

  作为一个文明的生命体,城市自然有其起源、发展、衰退和再生的阶段性演化过程。一般说来,城市发展中的新陈代谢往往是通过城市更新来加以完成的。1958年8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首届城市更新研究会议上,参与者即在城市更新的内涵界定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期望和不满,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路、公园、绿地和不良环境的改善要求及早施行。尤其对于土地利用的形态或地域地区制的改善,大规模都市计划事业的实施,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抱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所有这些内容的城市建设活动就是都市更新” 。⑨在现实中城市更新往往是针对城市某个区位发生的衰退现象而采取的针对性治理行动,其内容非常丰富,所包括的普遍问题有:(1)物质环境:城市更新致力于改善建成环境,关注对象现在包括环境可持续性。(2)生活质量:城市更新旨在努力提高物质生活条件,或者促进地方文化活动或者改善特定社会群体的配套设施。(3)社会福利:城市更新努力提高在特定地区为特定人口所提供的基本社会服务。(4)经济前景:城市更新积极寻求通过创造工作机会或通过教育和培训计划来提高贫困人群和地区的就业率。(5)治理: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管理在向城市治理转变,公共政策也更加开放,这被城市更新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合作关系、社区参与和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强化。⑩

  由此可见,刚刚勃兴的未来社区建设与此前颇为流行的城市更新改造运动自然存在着密切关联。虽然未来社区建设几乎囊括了城市更新的所有内容,但相比之下,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

  其一,就其发生的背景而言,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城市复兴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面临衰退的背景下作为城市复兴、再生的方略而提出的,而近年来兴起的未来社区建设则是在快速城镇化、技术革命、城乡社会向上发展演进的总体态势下推出的。

  其二,长期以来,以城市更新、复兴、再生为标志的城市创新项目基本上都是以城市为单元展开的。当然,即便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实践创新,也必须要以社区为依托,因为如果失去了社区支撑,城市更新必然走向虚浮化。虽然未来社区建设也涉及城市总体更新规划,但其却没有以城市为基本单元,而是直接选择了社区,这使得其建设规划目标更加聚焦具体的社区,更具有生活化的意境。而未来社区建设一旦选择了“未来”视角作为社区更新的主题词,便自然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呈现出的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较强引领性的发展规划。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将人本、技术、生态等变量纳入总体的社区建设进程之中,强调21世纪以信息技术、生态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运用于社区发展的新的理念。

  其三,选择社区为单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经营城市的片面性。从一般意义上讲,未来社区建设与未来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作为城市最为基础的组织单元,未来社区建设的推进当然会为未来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层社会基础。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往往存在着明显的悖反性,主要表现在:如果城市发展只是单纯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之下展开,注定要更多地强调经营城市的开发取向。众所周知,所谓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的资源和延伸资源作为资产,通过市场运作,获取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促进城市发展” 。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之下,对城市的经营功能有明显的强化,但却有可能淹没了城市和社区的社会性。而未来社区则更强调人本化、技术化、生态化的相互结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此外,将城市的未来发展植根于社区,还有助于充分体现社区的在地性特点,因为失去了自性的社区所面临的最为危险的问题便是其丧失了发展力,而走向均质化、划一化的蔓延。

  (三)社区的未来性与社会性

  置身未来社区建设的进程中,人们会发现,与技术性引领和物质性支撑的各种指标相比,那些标识着社区归属认同和关系互动的社会性指标的实现总是成为社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难点。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演进,人们之间链接密切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而呈现出个体化和原子化的态势,导致社会性的严重流失。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曾将社会原子化的表现概括为: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初级社会群体开始走向衰落;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等。初步揭示了城市社区社会性消解的诸多表相。第二,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中,虽然新技术也会对社会关系有所激活,生发出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但由先进技术进步而引发的技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消解,已是毋庸证明的事情。因此,如何在推进社区治理走向高度技术化的过程中,更为妥善地维护其社会性,便成为问题的关键。由此,未来社区建设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土木的和技术的工程,同时更是一个找回和激活社会性的社会工程。“在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分析中,社区的概念有着悠久而又多变的历史。作为应对城市扩大和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疏远方式,社区被认为是个体形成归属感和至少得到部分身份认同的途径。”

  1.社区“硬体空间”的共享性

  长期以来,在城市更新的理论谱系中,均对共享互动空间的建立给予特殊的关注。在此种理论看来,城市社区的公共性构建必须依托有助于社区居民建立起互动关系的硬体空间。而在封闭区隔的空间内,很难建立起真正富有活力的社会互动关系。著名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曾使用“日常生活行动”概念理解城市的街道空间,她断言街道不是简单的通行空间,而是城市的眼睛、社区居民互动的平台,其观点努力“促进居民和生活地点联系”,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准乎此,我们在未来社区“土木工程”规划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赋予社区物理空间以共享性。从楼道邻里,到街区空间,都要尽量摒弃其封闭性,而体现其畅通性和互动性。

  2.社区的关系性、生活性

  在以往的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过程中,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虽然通过缜密科学的规划和大量的资源投入,使得社区的硬件条件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但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却未升反降,有学者引入社会变量加以解释,认为“即使社区物质上得到更新,如果社会环境形态反而恶化——面临着新出现的社会隔离、社会服务设施缩减或者私有化、社区公共交往空间被侵占,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也可向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他们对于社区的满意度评价也会相应下降” 。而要想走出城市更新的上述悖论,一个最为直接的对策便是将社区发展的未来性与关系性、生活性结合起来。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1)将社区居民良性的关系互动纳入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如德国面对社区老龄化背景下代际关系的疏离问题,推出了“多代屋项目”,试图通过代际互动关系的建立来赋予社区以社會活力。在北美,“近年来社区通常促进有组织的活动来加强居民间的共同利益和协作关系。郊区的邻里社区有较大的吸引力,社会凝聚力显然不足。私人业主虽然拥有华丽的庭院,却反而约束了邻里间的相互交往。与此同时,业主委员会促进居民为了共同利益展开共同行动,防止居民利益受到开发商的侵害,并促进了所在地区社区公共意识的发展”。(2)将社区组织化作为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指标。所谓社区的组织化,其内涵非常复杂,但其核心内容无外乎以下两点:其一是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组织化,包括居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和以社区为单元的民间草根组织建设;其二是具有一定覆盖性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日本,1998年政府颁布《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案),“该法使从事增进福利事业、振兴文化艺术体育事业、保护环境、提供灾害救助等12个领域活动的团体获得了法人资格,这些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福利的民间团体,将成为日本未来社区活动的主体力量” 。近年来,中国也大力推动所谓“三社联动”,强调在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克服由于家庭小型化、社会老龄化、社会个体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疏离现象。(3)通过对社区生活性的激活,赋予未来社区以特有的社会活力。在近来勃兴的未来社区构建活动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将未来社区建设与美好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如果社区无法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走向衰落。近期浙江推进的未来社区建设,其起始便围绕着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展开。对未来社区建设“生活性”的强调,其重要价值在于:突出了社区发展的综合性。此前社会各界关于未来社区的设计,多是从某一角度切入,或强调低碳社区,或强调生态社区和文化社区等。基本上都是从特定的单一向度展开的。而“生活性”恰恰强调了涉及问题的全面性,同时也增强了与社区居民的亲和性。总之,当我们将社区生活纳入分析视域中,其目标和建设思路便会立即清晰起来。以社区生活为依托的社区发展,通过社区内部关系的建立,不仅可以克服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的弊端,还可以使社区获得未来性,实现“可持续社区”的建设目标。

  (四)社区的未来性与传统性

  如何继承传统,是未来社区建设中面临的难题。作为社会的微观组成部分,社区是社会传统最为直接的具有持续性意义的承载者,地域社会的诸多传统实际上就是通过社区生发并传承下来的。事实上,从滕尼斯开始,人类启动社区研究最为初始的动机便在于留住那些有形和无形的社区共同体传统。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倡导社区发展,其核心的目标诉求也都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在这里应该认真辨析的问题是,未来社区建设中对社区传统性的关注不仅仅是简单地留住传统,而是通过社区传统性的彰显而体现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贯通性和积淀性,最终获得的实际上是一种真实厚重的社会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大力加强社区文化资本的开掘。“文化遗产项目可以被认为是带有经济资本特征的资产,并可以将经济数学引入其中。在生产和创新过程中它们需要资源投入;它们具有价值贮存和长久持续的资本服务功能。”现实中,人们已对那些可以实现经济价值转化的有形社区文化遗产表示高度关注,但对于社区那些“无形的传统”却仍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应是未来社区建设必须克服的发展难题。

  (五)乡村未来社区建设

  1.走出乡村终结论的误区

  无论是从传统-现代理论框架出发,还是从未来视角展开分析,都无法回避未来意义上的乡村社区发展问题。因为从工业革命初期开始,乡村问题便被纳入到传统-现代分析的框架之下,赋之以重建说或解体论的涵义。长期以来,“城市问题的解决被当做优先任务,而农村空间和农村景观只是一种必要手段,对农村问题本身的关注是附属性的”。而乡村复兴论虽然倾其全力维系乡村的存在,但其封闭的乡村发展模式又很难收到期待的效果。在乡村论争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关于乡村社区发展的未来分析视角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实践路径。

  2.未来视域下乡村社区发展优势的凸显

  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往往具有一些特有的天然优势,这些优势一旦被激活并赋予其特定意义,便可释放出空前的发展能量。

  (1)历史上,基于农业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托于熟人社会,村落世界天然具有超强的社会性、生活性和传统性。村落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社会及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以归属感和认同感作为衡量评价社区的重要标准,便会发现乡村社会成员间天然具有的密切的互動关系及社区内聚力,这是城市陌生人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2)与过密化发展的都市社区相比,乡村社会在生态性方面本来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以城乡一体化和逆城市化的实现为前提,这种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曾提出颇富想象力的“田园城市”概念,但时至今日,在高度密集化的城市水泥森林中,“田园城市”的图景似乎已渐行渐远。而在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乡村,其生态优势开始凸显,为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提供生态意义上的支持。

  (3)包括信息、交通技术在内的诸多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得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便捷,推进了城乡之间由“单向交流”向“双向对流”转变,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在浙江新近出台的未来社区建设方案中,即将农村置于其中,并注意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率先试点农村未来社区建设,其做法主要是“基于乡村振兴的需求,通过产业导入和治理创新,推动人本化、生态化、融合化,实现农村‘新型社群的重构,切实破解人才、乡贤进村落户难,以及土地要素制约等束缚,把全市建设成一个自然的花园、成长的花园和心灵的花园” 。“在乡村未来社区的具体设想上,将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作为综合指标,以特定乡村人群为核心,重点突出‘邻里、风貌、产业、交通、教育、康养、文化、治理八大场景的系统设计,通过改革、发展和民生之间的高度融合,从而实现进则配套完善创业无忧,出则乡土田园回归自然。”

  三、未来社区建设推进须处理好的两组关系

  在以往的社区研究中,有学者将社区规划的整体内容概括为“三体”:其一是社区的“硬体”,即社区内有形的建设,指社区的地理环境、自然形势、交通、市场、学校、医院、公园及其他各种公共设施与建筑等情况;其二是社区的“软体”,指社区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合作精神、价值、信仰、理想、情操、知识、公约及其他一切的社区规范与控制力量;其三是社区的“韧体”:指社区的权力结构与组织关系,包括社区内公私立机构、各行各业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社区内各层级民众的团体组织,以及以上各社会组织团体之间的维系力量。应该说,“三体说”关于社区建设的概括和比喻非常全面和形象,值得肯定。既然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转换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实施过程中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两组带有全局性的基本关系:其一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其二是未来、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只有妥善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未来社区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一)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众所周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分析现代社会运行发展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关系组群。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运行及调适,都不能回避上述关系的互动与组合。(1)在未来社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重视政府的力量。一般说来,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性导引和科层体系的行政推动体现出来的。迄今为止,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还是后发国家的城镇化,在其启动运行的过程中,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所涉及的各种事务均带有总体性。具体言之,未来社区建设首先是一个政策建构和实施的过程,无论是城市更新的规划设计,还是社区改造工程的实施,整个工程都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对那些特色社区和问题街区的改造,更是要政策先行,聚焦社会总体状况,推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社会融合的发展。因此,作为一个以未来社区建设为核心目标的综合性社会建设工程,政府必须通过其政策建构和行政实施发挥其主导性作用。(2)所谓政府主导并不是政府包办,起源于欧美的较为流行的经验是所谓“PPP模式”,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是强调“引进私人资本,建立起公私合作关系,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各参与方达到比单方面更有效的结果,在获得最大社会利益的同时,各方也共同承担项目责任和融资风险” 。(3)既然我们将城市更新落到具体的社区层面,那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应该努力将社区居民看作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力量,纳入到未来社区建设的进程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未来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会参与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城市只有在社区层面存在着活跃的具有较强社区归属认同的社会力量,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种种政策和举措才能踏实落地,并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在社区规划改造的过程中发生对立冲突。

  (二)关于未来、现代和传统的关系

  毫无疑问,未来社区建设是一个带有极强未来性的复杂工程,而且,其未来性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彰显,就必须处理好其与现代和传统的关系。(1)在对现代性展开反思批判的基础之上规划社区的未来性。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以及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严重萎缩的困局,都从根本上改写了现代社会历史,使人类社会在获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现代性困境及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即深刻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他强调,城市规划不能脱离人的需要,城市更新改造要符合“人的尺度”。因此,在未来社区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沿袭城市更新模式,而应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之上,以将技术性、社会性、生态性集于一身的未来性来消解现代性困境。“城市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城市使人疏远。”如何通过未来社区规划,建立起充满共享性的社会,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难点和关键,以共享街道系统建设为例 ,其共享的基本理念是“构造一个统一体,强调共同体和居住使用者。行人、玩耍的儿童、骑自行车的人、停靠的车辆和行驶的汽车都分享着同一个街道空间。通过重新设计街道的物理表面,为行人开创出对社会与物质的支配权。因为步行环境的‘解放只是把汽车交通纳入了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系统,因此,它并非一项反对只供汽车通行的政策” 。(2)通过延续传统来彰显其未来性。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即面临激烈的传统-现代间的冲突。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即强调,只有告别传统,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但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告诉我们,这种非此即彼的“传统-现代”二分思维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代之而起的新现代化理论则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出对传统的重估,“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非此即彼格式,并试图去寻求别的可能性” 。基于前述对传统-现代关系的理解,在未来社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应努力建立起未来与传统间直接的联结。我们所规划设计的未来社区,不可能脱离传统-现代-未来这一连续性的发展进程,而突兀地建构起所谓的“未来性”。进而言之,只有充分彰显传统性才能体现其未来性,因为未来性的一个最大特性便是将其前瞻性和延续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总之,将当代中国的城乡社区建設置于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行程之中,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两次社区建设的浪潮:第一次是1955年联合国大力提倡“社区发展”,提出推进民众参与,以促进社区经济、社会进步的发展目标。第二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由社会变迁和转型而引发的基层社会解组现象,均出现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热潮。在这一意义上,今天遍及世界的社区研究和建设热潮,应属全球范围内“第二次对社区的关注”的一部分,这表明,现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区建设和发展,是在人类基本上完成城市化,城乡关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直接背景依托而展开的,城市化背景下人类空前的聚集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可以在新的理解和意义上拓展社区建设的想象空间,此外,在技术深度嵌入到社区建设的条件下,我们得以对迄今的社区发展展开深度反思。在此背景之下,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开始同时指向“未来社区”建设,试图努力克服现代城乡社区良性运行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还希望通过对未来性的空前张扬,而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与此前的情形相比,当下正在勃兴的围绕未来社区的探讨表现出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高度自信,认为虽然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但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和规划性,最大限度地消解和克服上述矛盾和问题,从而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① 本文撰写缘起于笔者近年在浙江衢州展开的持续性的社区发展调研。调研中恰逢2017年2月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计划,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在浙江衢州社区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意识到学界迄今关于此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故撰写此文。

  ② 张清、贺湘硕、高然:《低碳城市发展研究——基于保定实证分析》,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

  ③ 李春友、谷家均:《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综述》,《软件产业与工程》2014年第3期。

  ④ 参见《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

  ⑤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66、411页。

  ⑥ 戈钟庆、殷化龙:《低碳经济与河北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⑦ 〔美〕曼纽儿·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夏铸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⑧ 胡申生:《社区词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⑨ 张其邦:《城市更新的时间、空间、度理论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⑩ 〔英〕安德鲁·塔隆:《英国城市更新》,杨帆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付晓东:《经营城市与城市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2页。

  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英〕诺南·帕迪森等:《城市研究手册》,郭爱军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第248、250页。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张纯:《城市社区形态与再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张暄:《日本社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澳〕思罗斯比:《文化政策经济学》,易昕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日〕祖田修:《农学原理》,张玉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参见《浙江衢州率先试点乡村版未来社区》,新华网,2019年8月28日。

  徐震:《社区发展》,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22页。

  徐振强:《智慧城市新思维》,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美〕迈克尔·索斯沃斯、伊兰·本-约瑟夫:《街道与城镇的形成》,李凌虹译,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63页。

  〔多国〕雅克·鲍多特等:《与地球重新签约——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文选之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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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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