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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脱贫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管理论文 发布时间:2021-07-31 浏览:

  摘 要:从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以及社会治安质量等四个维度构建贫困地区脱贫质量指标体系,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2017年村级面板数据对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价,并探究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活质量在贫困地区脱贫质量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最高,不同地区的不同村庄彼此之间生活质量差别很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和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情况是当前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未来对于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质量,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以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为目标,从源头阻断代际贫困,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划引导作用,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基础配套设施不足和医疗、养老保障水平不高的“短板”问题。

  关键词:脱贫质量;指标体系;熵值法;分位数回归

理论导报

  《理论导报》(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主管、中共江西省委讲师团主办、全国公开发行的省级综合性政治理论月刊,已连续14年被评为全国省级讲师团系统优秀期刊。

  一、引言

  脱贫攻坚不仅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而且是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重要节点保证。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在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规模已由2012年的989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551万人(王汉杰等,2020)。截至2020年11月23日,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数据来源:央视网,http://news.cctv.com。,标志着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然而,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只要存在阶层分化就会存在贫困群体(叶兴庆、殷浩栋,2019)。2020年后,我国贫困的属性和贫困群体的特征将发生深刻变化,适时相对贫困将取代绝对贫困成为贫困的具体表现形态。这也意味着,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如何全面、平稳、有效地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将成为减贫工作的核心议题。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8年“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到2020年乃至“十四五”时期,全面巩固和提升脱贫质量,激发深度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防止返贫和新发生贫困,仍将是“三农”领域的重点工作。

  有关脱贫质量的研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常意义上,识别脱贫质量需要明确致贫原因和贫困标准两个问题,现有文献也大多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在致贫原因方面,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不仅是收入和物质上的匮乏,还体现在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最终体现为被排斥在正常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状态,例如缺乏公平教育机会、缺少必要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社会参与决策权利缺失等(Townsend,1979;杨龙、汪三贵,2015;刘波等,2017;仲超、林闽钢,2020)。在贫困标准尤其是相对贫困标准方面,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现阶段,国际上在计算相对贫困标准时,采取的通行做法是按照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进行计提,但不同国家(地区)选取的指标和设定的权重并不统一。国内学者沈扬扬和李实(2020)认为我国相对贫困标准应该对城镇和乡村有所区分,根据城、乡居民中位收入的40%分别设定城镇和乡村的相对贫困标准。孙久文和夏添(2019)同样认为,我国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线设定应采用分区域、分阶段的计算方法。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步入小康社会后,更应该关注涵盖精神文化生活的多维贫困(陈志钢等,2019;李小云等,2019),因为当国家普惠性福利水平整体提高时,即使平均收入不高,国家整体贫困的缓解依然是显著的,单纯以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来评估脱贫质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静态地、单维度地、贫困人群内部地观察和解释贫困现象,缺乏对各阶层的动态、多元、对比分析和思考。在高质量脱贫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外部保障和内部提升两大视角。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脱贫攻坚期间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而基础设施建设和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又帮助贫困人口摆脱了生存困境,提升了福祉水平(左停等,2018;孙久文、夏添,2019)。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从内部提升的角度对高质量脱贫进行了研究(邓悦等,2021)。这部分学者认为从内部提升贫困户可持续自主发展能力有助于防止其再次落入贫困陷阱。因此,除了保障性扶贫措施外,提高脱贫质量还应从教育、健康等角度出发,实现贫困户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贫困户的就业技能,拓宽贫困户的增收渠道(杜志雄等,2010;程名望等,2014;陈家涛,2019)。

  2020年是消除绝对贫困并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型的元年,站在新的历史时点分析和评价农村脱贫质量的现实情况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雖然大量贫困群体实现了“量”的脱贫,但未实现“质”的脱贫,虽然摘掉了“贫困帽”,但脱贫者生活质量仍然较低,自主发展和持续发展动力相对不足。关于脱贫质量的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了这一话题,但是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关于脱贫质量的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对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定量研究,即便是以微观数据作为研究基础,研究对象也多是单一主体或同一区域,通过局部样本得到的实证结论其外部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考量。第二,现有文献对脱贫质量的基本判断还不全面,除“衣食住行、水电路网”外,休闲娱乐质量和社会治安质量同样值得考量,脱贫质量的评价体系不仅要体现在“数量”层面,还要体现在“质量”层面。鉴于此,本文拟采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2017年村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脱贫质量综合评价体系,首先对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整体判断,然后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影响因素,最终提出增强贫困群体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脱贫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助于更为清晰、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我国农村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情况,为相关决策部门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学理性依据。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质量术语体系中,质量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征和特征的总和,其核心是满足要求 该定义来源于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8402-1994《质量术语》标准。。从这个角度上看,农村脱贫质量可定义为满足贫困地区脱离贫困状态的需求。这也说明农村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包含经济数量层面“贫”的问题,还要涵盖解决贫困人口内在局限性之“困”即“可行能力不足”的问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牛津大学贫困和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共同开发了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三个维度综合考量了个人的贫困状态(郭熙保、周强,2016)。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贫困地区的现实发展情况和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从贫困地区的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以及社会治安质量等四个维度对农村脱贫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全面、科学和客观的评价。其中,生活质量主要反映贫困地区居民基本生活条件情况,发展质量主要反映贫困地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或内生发展动力的满足情况,公共服务质量主要反映贫困地区居民社会权利的满足情况,社会治安质量主要反映的是贫困地区的公共安全和村庄治安情况。各维度指标的选取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一)生活质量

  本文从住房条件、生活燃料使用、饮水、用电、交通以及信息化等6个方面表征贫困地区的生活质量。在住房条件方面,本文选取全村居住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户数比例作为衡量指标,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屋户数比例越高,意味着样本村的住房质量越高,即住房安全越有保障。在生活燃料使用方面,本文选取全村用燃气做生活燃料的户数比例作为衡量指标,燃气与煤、柴草等燃料相比,燃烧更为充分,资源相对节约。在饮水方面,本文选取全村饮用自来水的户数比例和饮用“安全卫生水”的户数比例两个指标来衡量,饮用自来水和“安全卫生水”的户数比例越高,说明村庄生活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消毒等处理的比例越高,即饮水安全水平越高。在用电方面,本文选用全村已用电户数比例衡量贫困地区电网建设情况,村庄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质量对改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用电户数比例作为反映村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主要变量之一,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贫困地区的电网覆盖率越高。在交通方面,本文以硬化道路占全村道路总长度的比例反映,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和石板路面的占比越高,说明村庄的道路基础设施越便利。在信息化方面,本文采用人均持有手机部数和全村已接入互联网的户数占比两个指标来衡量,贫困地区人均持有手机部数和互联网开通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村庄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该项指标越高,贫困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越高。

  (二)发展质量

  与生活质量强调贫困群体摆脱物质层面的贫困状态不同,发展质量更多的是从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精神需求层面进行考量(王汉杰等,2020)。受数据获取限制,本文主要从卫生医疗、基础教育以及文教娱乐等三个方面表征贫困地区的发展质量。具体而言,卫生医疗选用儿童已接种疫苗比例、妇女接受生育检查比例、村庄举办健康教育次数和村庄中医务室数量等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其中,妇女接受生育检查比例主要是指接受过生育检查的孕产妇人数占孕产妇总人数的比重,该项指标与儿童已接种疫苗比例、村庄举办健康教育次数以及医务室数量共同构成了贫困地区卫生医疗的发展质量评价标准。基础教育则通过村庄是否有托儿所、幼儿园以及中、小学生入学率来综合反映,小学生入学率具体是指7~13岁儿童在校读书人数占全村年末7~13岁儿童总数的比重,中学生入学率是指14~17岁少年在校读书人数占全村年末14~17岁少年总数的比重。文教娱乐方面,本文选用年内全村演出戏剧、放电影场次和年内全村订报纸、杂志份数两个变量来衡量。

  (三)公共服务质量

  公共服务本质是农户对社会享有权的需求,社会权利的有效满足能够增强农户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进而降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两个方面衡量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其中,已享受“五保”待遇人数占全村“五保户”总数的比重、已享受优抚待遇人数占全村优抚对象总数的比重以及得到救济人数占全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三个指标反映的是贫困地区社会保障质量的发展情况。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反映的是贫困地区社会保险的发展情况,参保比例越高说明贫困地区社会保险发展质量越高。

  (四)社会治安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农村社会治安的发展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年内各类民事纠纷发生的起数、各类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起数、各类刑事犯罪案件的起数三项指标反映贫困地区社会治安质量的基本情况。其中,民事纠纷发生起数主要是指年内全村發生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及法人之间的有关民事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争执次数,包括家庭婚姻纠纷、财产利益纠纷等。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起数主要是指年内全村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案件的次数,案件内容包括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结伙打架等。刑事犯罪案件起数则是指年内本村发生的触犯我国《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的案件数。

  三、数据来源、指标评价方法与测度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调查数据。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目前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该项调查覆盖了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60个行政村,样本观察内容包含了农村经济情况、劳动力情况、土地情况、集体固定资产情况、集体经营情况、社会发展情况等各方面的详细信息,为本文脱贫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9~2017年。考虑到本文围绕农村脱贫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贫困村,因此在构建脱贫质量评价体系之前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非贫困村样本。本文界定贫困村的主要依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贫困标准 http://www.stats.gov.cn/tjzs/cjwtjd/201308/t20130829_74325.html。,在2009~2017年间,只要样本村有一年的人均收入低于当年的农村贫困标准即定义为贫困村。评价指标的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可知,当前我国贫困村脱贫质量的各项指标均呈向好态势,无论是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还是社会治安质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生活质量方面,贫困村居住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户数比例由2009年的34%增加至2017年的56.9%,年均增加6.8个百分点;贫困村用燃气做生活燃料的户数比例由2009年不足3成增加到了2017年的43.5%,年均提升10个百分点左右;贫困村饮用自来水的户数比例和饮用“安全水”的户数比例也分别从2009年的59.6%、47.3%提升至2017年的77.2%、61.9%,9年间增加了17.6个百分点和14.6个百分点;贫困村用电覆盖率从2009年的77.7%增加到2017年的98.2%,贫困村已基本实现电网全覆盖;硬化道路占比由2009年的85.9%提

  升至2017年的97.9%,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和石板路面的覆盖比例有了较大提升;互联网接入比例在衡量贫困村生活质量的8项指标里变化最为明显,贫困村互联网接入比例由2009年的2.9%攀升至2017年的25.2%,2009~2017年9年间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34.4%。在发展质量方面,贫困村的医疗卫生情况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儿童已接种疫苗的比例和妇女接受生育检查的比例均已超过90%;贫困村中、小学生入学率分别由2009年的75.8%和80.3%增加到了2017年的88.8%和93.5%,贫困村9年义务教育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年内全村演出戏剧、放电影次数以及订阅报纸或杂志次数等文教娱乐变量在衡量贫困村发展质量的9项指标中变化最为明显,其中贫困村年内演出戏剧、放映电影次数由2009年的6.23次增加到了2017年的11.17次,订阅报纸或杂志总次数也由2009年的50.71份提高到2017年的96.81份,贫困村的文娱活动在2009~2017年间有了极大改善。在公共服务质量方面,贫困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水平稳步提升,无论是五保户中享受“五保”待遇比例,还是优抚对象中享受优抚待遇比例,抑或是贫困中得到救济的比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贫困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比例更是从2009年的20.9%增加到2017年的51.7%,年均增加12.6个百分点。在社会治安质量方面,贫困村的公共安全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其中贫困村年内各类民事纠纷发生的起数由2009年的7.03起下降到2017年的4.88起,各类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起数由2009年的1.09起下降到2017年的0.32起,各类刑事犯罪案件也由2009年的0.63起降至2017年的0.12起。

  (二)脱贫质量的综合评价方法

  如何客观、科学、全面地确定农村脱贫质量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个体的福利情况往往难以用线性组合的形式直观反映,目前广泛采用的层次分析法、等权重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线性赋权法存在着较大局限性。考虑到现有指标权重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将熵权法运用到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中。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原理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模糊评价矩阵和输出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并基于熵值对指标权重进行修正,进而得到最终的权重。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能够有效避免因主观因素导致的偏误问题,目前已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张琛等,2017)。

  (三)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步骤,本文最终得出了农村脱贫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各项指标的权重。总体而言,运用熵权法计算脱贫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后,并未发现冗余指标,即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较为合理。权重测度的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进一步地,本文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大小,结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最终得出了贫困村脱贫质量的总得分。根据图1可知,在2009~2017年间,样本贫困村的脱贫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脱贫质量得分由2009年的0.260增加到2017年的0.371。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后,贫困村脱贫质量的综合得分有了明显提升,综合得分由2013年的0.312提升到2017年的0.371,五年间提升了18.9个百分点。

  四、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

  为明晰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主要因素,探寻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本文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对影响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实证检验。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认为“可行能力不足”是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导致“可行能力不足”的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具体而言,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外部保障”提高了贫困人口获取各类资源的“可得性”,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基础;而以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内部提升”则提高了贫困人口最大化利用内外资源的“可行性”,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基于此,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并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村庄劳动力素质和村集体投资两个方面的7个变量作为实证模型的自变量。

  具体而言,人群之间的利益差别来自个人利益差别和公共利益差别两个方面,前者主要由人力资本决定,后者主要由公共服务决定。人力资本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其对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劳动者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越大。高梦滔和姚洋(2006)、王海港等(2009)的研究表明,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核心要素,以实用技能教育为主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报酬率的影响甚至要高于基础教育。实际上,无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其最终落脚点都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振兴。基于此,本文選取接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劳动力占比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两个变量表征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情况。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离不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马婧婧、曾菊新,2012;彭超、张琛,201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之一,其对村庄公共设施建设的投资或公益事业的投入有助于实现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本文选取村集体对饮水工程的投资、对农村道路修建的投资、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投资、对村办小学的投资以及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等5个变量反映贫困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情况。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4所示。

  (二)基准回归

  本文实证分析包含两个部分,即贫困地区脱贫质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效应与分层效应。其中,整体效应以均值回归为基础。在分层效应中,考虑到均值回归结果无法准确反映观测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又分别进行了分组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其中,分组回归是按照区域经济学的常见做法,将样本村所在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等四个区域分别检验;分位数回归用以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条件分位数关系,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贫困地区脱贫质量影响因素的群体异质性,对均值回归结果进行有效补充(Koenker and Bassett,1978)。

  表5报告了贫困村脱贫质量影响因素的均值估计结果。考虑到基于熵权法得到的贫困村脱贫质量总得分处于0~1之间且部分样本存在归并现象,本文还报告了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OLS回归结果的对照。模型(1)和模型(3)是只加入贫困村人力资本情况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4)是在模型(1)和模型(3)基础上加入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情况的估计结果。综合模型(1)~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知,没有考虑归并现象的OLS模型低估了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道路修建、生态环境改善以及村办小学上的投资作用,基于TOBIT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更贴近贫困村脱贫质量的实际情况。具体来说,在贫困村的人力资本方面,贫困村中接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占比估计系数为正,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贫困村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属于长期投资,难以在短期内促进贫困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而农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相对更强,更容易在短期内提升贫困群体的谋生能力。在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方面,用于饮水工程、道路修建、生态环境改善、村办小学建设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投资都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对贫困村脱贫质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在村办小学上的投资,再次是用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最后是用于饮水工程和道路修建的投资。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表明现阶段医疗保障、基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仍是制约贫困村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短板。

  (三)分区域回归

  考虑到样本村庄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特征以及政策支持情况可能有所差异,本文按照区域经济学的常见做法,将样本村庄所在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等四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以期检验贫困地区脱贫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分区域回归的具体情况如表6所示。对东部贫困地区来说,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和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支持程度是影响其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接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劳动力占比越高、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越大,脱贫质量总得分越高;对中部贫困地区而言,用于饮水工程和生态环境改善的投入是影响其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饮水工程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金额越高,脱贫质量总得分越高;对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情况、用于饮水工程建设的投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和村办小学的投入是影响其脱贫质量的核心因素,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越高、饮水工程投资金额越高、改善生态环境和用于村办小学建设的投资金额越高,脱贫质量总得分越高;对东北地区而言,用于饮水工程建设、道路修建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是影响其脱贫质量的核心变量,饮水工程、道路修建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投资金额越高,东北地区的脱贫质量总得分越高。上述结果从侧面表明,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因素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四)分位数回归

  考虑到贫困地区脱贫质量总得分的异质性,本文特选取20%、40%、60%和80%四个经典分位点,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分层效应,具体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

  分位数回归结果不难发现,除接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劳动力占比和道路修建的投资金额两个变量在不同分位点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外,其余影响贫困村脱贫质量的各项指标均存在异质性。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的劳动力占比在60%分位点和80%分位点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对脱贫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中、高水平的贫困村更为明显。饮水工程的投资金额仅在20%分位点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为正,这说明脱贫质量总得分较低的贫困村在饮水工程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金额在20%分位点和40%分位点分别通过了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为正,这一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中、低水平贫困村的脱贫质量,而且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随脱贫质量的提升而降低。用于村办小学的投资在20%分位点和40%分位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基础教育对脱贫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水平的贫困村更为明显,随着脱贫质量的提升,基础教育的正向激励作用也随之减弱。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在20%分位点、40%分位点以及80%分位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通过了各自水平上的显著检验,这一结果从侧面表明目前农村合作医疗的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脱贫质量相对较低的贫困地区还是脱贫质量相对较高的贫困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都会促进脱贫质量的提升。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以及社会治安质量等四个维度构建贫困地区脱贫质量指标体系,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2017年村级面板数据对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探究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贫困地区的生活質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以及社会治安质量均呈现明显向好趋势,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后贫困村脱贫质量的综合得分有了明显提升,即由2013年的0.312提升到了2017年的0.371,五年间提升了18.9个百分点;第二,在贫困地区脱贫质量评价体系中,生活质量的权重最高,不同村庄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别很大,贫困村的脱贫质量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第三,基准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均表明贫困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和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情况是当前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关键因素;第四,分区域回归的结果显示,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因素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脱贫质量的提升应该注意发展路径的优先次序。

  为提高脱贫质量,实现贫困群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切实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尤其是要将以学前教育为代表的幼儿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水平,打造一支有情怀的优秀教师队伍,从源头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二是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划引导作用,以“水电路气房网”建设为抓手,继续强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满足贫困地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生活质量。三是持续提升医疗、养老保障水平,筑牢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的底线基础,以医疗、养老为着力点,构建面向贫困群体的多层次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尝试探索由政府和个体共同出资的商业型保险业务,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进行有效补充。四是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公共安全建设,以建设“平安乡村”为契机,严厉打击农村地区的各自违法犯罪活动,净化贫困地区的社会风气,保护贫困群体的切身利益。五是尽快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增强对口扶贫地区和贫困地区间的人文交流,以驻村工作队或“第一书记”为抓手,传递发展新理念、新方法,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目标,持续提升脱贫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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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陈家涛,2019:《农民合作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管理学刊》第6期。[Chen Jiatao,2019,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Confinement Factors of Peasant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Gover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6.]

  [4] 邓悦、吴忠邦、蒋琬仪、王禹同,2021:《从内生式脱贫走向乡村振兴:山区脱贫质量分析》,《宏观质量研究》第2期。[Deng Yue, Wu Zhongbang, Jiang Wanyi and Wang Yutong, 2021, From En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Mountainous Area,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2.]

  [5] 杜志雄、肖衛东、詹琳,2010:《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Du Zhixiong, Xiao Weidong and Zhan Lin, 2010, The Context, Essence and Policy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Growth Theory, Chinese Rural Economy, 11.]

  [6] 高梦滔、姚洋,2006:《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经济研究》第12期。[Gao Mengtao and Yao Yang, 2006,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hysical Assets or Human Capital?, Economy Research Journal,12.]

  [7] 郭熙保、周强,2016:《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经济研究》第6期。[Guo Xibao and Zhou Qiang, 2016, Chronic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equality and Causes of Poverty, Chinese Rural Economy, 6.]

  [8]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2019:《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Li Xiaoyun, Yu Lerong and Tang Lixia, 2019,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Chinese Rural Economy, 10.]

  [9] 刘波、王修华、彭建刚,2017:《主观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2-2013)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第7期。[Liu Bo, Wang Xiuhua and Peng Jiangang, 2017,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Poverty In China, China Soft Science, 7.]

  [10] 马婧婧、曾菊新,2012:《中国乡村长寿现象与人居环境研究——以湖北钟祥为例》,《地理研究》第3期。[Ma Jingjing and Zeng Juxin, 2012, Study on the Longevity Phenomena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 Rural China: Taking Zhongxiang City as An Examp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3.]

  [11] 彭超、张琛,2019:《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宏观质量研究》第3期。[Peng Chao and Zhang Chen, 2019,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3.]

  [12] 沈扬扬、李实,2020:《如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兼论“城乡统筹”相对贫困的可行方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Shen Yangyang and Li Shi, 2020, How to Determine the Standards of Relative Poverty after 2020? —With Discussion on the Feasibility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in Relative Povert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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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贫困地区脱贫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地址:http://www.zhishixueshu.com/gl/14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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