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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山东路径探析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管理论文 发布时间:2021-08-14 浏览:

  摘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作为实现原始创新、前沿技术引领、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国之利器”,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阐述了重大基础设施的分类及特点,简要总结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发现:山东省必须更加注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并基于山东省的优势及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现状,提出山东省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重点领域、建设路径及管理举措,助力创新型省份建设。

  关键词: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性与科研性;科学中心;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1.02.0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科学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创新》杂志以刊登实用信息技术转让科研成果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科研成果转让,同时为广大科技、经济工作者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以弘扬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办刊宗旨,读者对象为广大科技、经济教育工作者和中小企业。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指为提升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科技变革的能力,由国家统筹布局,依托高水平创新主体建设,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装置或系统,是长期为高水平研究活动提供服务、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公共设施[1-2]。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有机组成单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重要的科技创新主体,依托其能够承担重大科学研究任务,是培育重大科技成果、突破重大关键技术、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发展新兴及边缘科学的重要载体。按照不同应用目的和主要用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可分为专用研究装置、公共实验平台、公益基础设施等3种类型[3-5]。世界各国先后抢先布局了一大批前沿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在科技创新、国防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命健康等方面为各国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是各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始终在特定领域保持优势的有效举措。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运行机制、财政投入方式、设施特点、产出评价机制等方面。例如,陈娟等[6]、杨耀云[7]、李宜展等[8]、李梦茹等[9]就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机制、财政投入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乔黎黎[10]、刘楠等[11]、王敬华[12]就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产出成果评价方式开展研究。西桂权等[3]、王辉等[1]、王贻芳等[13]全面总结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特点,重点阐述了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葛焱等[14]、林伟岸等[15]、张利欣等[16]从高校牵头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现状及可行性角度进行了分析。罗小安等[17]则分析了中国科学院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经验及启示。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通过总结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经验,提出中国的建设发展建议,少有结合中国、区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开展有针对性地分析。本文在总结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建设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山东省发展需要,提出有针对性建设建议,为山东省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借鉴。

  1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特征和意义

  1.1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特征

  1.1.1设施部署具有很强的超前性

  作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型复杂研究系统,其建设目标定位高,着力解决的问题难度大、集成度高,这就要求在建设前,必须要经过严谨与深入的先期探索,发现一般规律,进一步明确科学目标,经反复论证、长期研究,方能确立最终建设方案。因此,重大科技设施一般先于具体的科学研究计划进行超前探索和预研,建设决策、组织实施也都独立于科技计划之外进行系统部署[18]。

  1.1.2设施建设兼具工程性与科研性

  作为一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量工程设计、水文、地质、环评等基本建设环节,须按照一般工程程序、工程规范实施施工管理;同时不同于技术研发项目,因其前沿性,构成工程的核心部件大都无现成可用,需边研制边建设,需要进行广泛地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因此,重大科技设施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兼具工程与科研双重属性[15,18-20]。

  1.1.3设施运行具有很强的公益牲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因其综合性,具有公共服务平台的属性,尤其是公共实验平台和公益基础设施,其为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数据,在科学研究、新材料研发、信息获取与传输、防灾救灾、生物医药开发等领域发挥重要基础和关键保障作用,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18]。

  1.2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1.2.1促进基础研究,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重要载体

  作为人类拓展认知能力、发现新规律、产生新技术的创新载体,进入20世纪以后的现代科学进步离不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施的建设水平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体现国家整体研究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希格斯玻色子、中微子振荡、引力波、希格斯粒子等的發现,都是基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些基础领域的研究进展都是世界级研究成果,推动近现代科学研究取得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

  1.2.2促进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

  纵观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现状,综合性科学中心往往是重大设施聚集的中心。我国现布局有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即北京怀柔科学城、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21]。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国家科技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手段。经过几年的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成为大科学装置建设的主体,在已布局建设的4个科学中心均建成或在建有不少于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21-22]。国际上,美国阿贡实验室、欧洲核子中心、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国际大型科学研究中心,都建有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依托大科学装置群能够形成强大高效的现代科学中心,提升整个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区域的创新能力,吸引众多企业聚集,促成产业创新升级,形成前沿科学、先进技术和新兴产业的相互结合与良性互动,造就科技创新高地[13]。

  1.2.3有效汇聚科技创新人才,奠定科技创新坚实的智力基础

  1931年,美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利用磁共振原理建成了回旋加速器,并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据统计,在此后的60年间,基于大科学装置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有21个之多[13]。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的高端实验条件、灵活的人才政策、充分的资金支持都是其他平台所不能提供的,因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人才集聚能力、人才承载能力和人才造就能力,能够吸引一批批高端科技人才和稀缺人才依托一流的设施开展高精尖技术研究,取得系列研究成果。

  1.2.4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学科交叉,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使是专用研究装置,往往依托多个学科建设,在平台上能够集聚多个学科的高端人才,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形成多学科协同集成攻关的研究体系,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大科学时代的关键技术突破往往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协同攻关,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复杂性恰好满足这一特征,因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推动大科学时代的学术交流与学科融合,支撑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前沿交叉领域取得重大科研进展[13]。

  2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态势分析

  2.1国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态势分析

  2.1.1国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情况

  国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端较早,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期间的美国曼哈顿计划。受曼哈顿计划的启发和影响,战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纷纷掀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热潮[18]。在这之后,依托国家实验室、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美国在物质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又相继建设了一系列重大基础实施,建设有跻身世界四大脉冲之一的散裂中子源、世界上最早的第四代X射线光源直线加速器-相干光源等重大实施[6]。在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围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大科学”研究,围绕能源、健康、航空航天与运输、地球与环境、物质和关键技术等六大关键领域建设有观测、考察、光源、风洞、卫星、计算、强磁场、显微、加速器、聚变等重大设施[8]。英国从2010年开始,财政部每年都会发布年度国家基础设施重点发展规划,委托专业研究理事会负责粒子物理、核物理、空间科学等领域的重大设施建设、监督、管理工作。日本则于1986年提出加强科技振兴基础条件建设逐步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并布局了若干重点突破方向,重点在太空运输系统技术、快中子增殖堆循环技术、深海深地监测与勘探以及新一代超级计算等方向进行了系统布局。

  2.1.2国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态势

  (1)投入大,投入来源不一。自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伊始,各国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扩展,单个设施投入大,单个设施最大可达100亿美元[13]。不同的国家资金来源有所差异,美国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吸纳目标用户参与投资;德国以独立建设和多国共建两种方式,独立建设由联邦和装置所在州按照9∶1的比例共同出资[12];英国、日本以国家出资为主。

  (2)管理体制多种模式。各国由于投资来源不同,科研管理模式有异,各国都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的不同体制。总结各国重大基础设施的管理体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公司化运营、理事会形式运营、政府部门直接负责[9,19]。公司化运营以美国为代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能源部管理和资助,能源部则与国家实验室签署委托协议,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权交付给国家实验室,运营采用公司制。德国、英国为理事会形式的典型代表,国立科研机构负责德国的大科学装置运营,并由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总体负责;英国对大科学装置管理由专业研究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是主要管理机构[9]。日本则是政府直接负责的代表,其主要是由文部科学省的3个政府主管部门按照不同的职责分工分别承担重大基础设施的政策、计划和预算编制与相关管理工作。

  (3)普遍采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充分的论证与先期建设,总体上可以把其建设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即启动阶段、定义阶段、实施阶段、收尾阶段[19]。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都要完成不同的目标任务,各国都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办法与管理措施。尤其是统筹考虑了验收后的运行管理所需要的费用,不断完善物资与服务支持机制。

  (4)广泛的开放共享。因重大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开放共享程度则成为了衡量建设成效的关键指标。世界各国的重大基础设施,无论是各国独立建设的还是不同国家合作共同建设的,都是面向社会充分开放共享的,都鼓励通过科研合作,通过不同的区域协作网络推动设施共享,充分提升设施利用效率。

  2.2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态势分析

  2.2.1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情况

  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最早可追溯到“两弹一星”时期,建设起步相对较晚,逐步发展时期则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建设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快速发展于“十五”时期。我国“十五”时期加大了科技经费投入,在部分重点领域陆续建成了一批大科學设施与装置,主要包括:兰州重离子加速器(HIRFL)、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等,是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十一五”之后,我国构建了设施建设规划的“五年计划”推进模式,设施建设进入有序规划、加速发展的阶段,散裂中子源(CSNS)、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等设施相继建设,设施建设和开放共享水平大幅提升,并向多学科领域扩展,科研支撑能力不断加强[2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发布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形成了设施发展的中长期路线图。我国相继在能源、生命、地球系统与环境、材料、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空间和天文、工程技术等7个科学领域规划部署了多个重大基础设施[13,24]。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已批准建成或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73个(数据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高校科研进展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及文献[9,13,19-20])。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呈现多领域快速布局、迅速发展,多类型均衡发展之势。

  2.2.2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态势

  (1)多地共建,优势互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明显具有多地共建、显著的地域特色,形成优势互补、多点分布的特点,尤以公益性基础设施最为突出。以未来网络试验设施为例,截至2019年6月,已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杭州、合肥等12个城市开通运行;专用研究设备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也在北京、上海分别布局。

  (2)投入有限,成效已显现。同世界各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相比,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投入总量、单个设施投资规模上都远远落后,存在着投资少、规模小、投资分散等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仅2010年对重大设施的投入多达49亿美元,是我国“十一五”期间重大设施投入总额的近5倍[18]。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资虽然有限,但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喜,短波发射系统、受控热核聚变等设施的建设,支撑保障了“两弹一星”顺利实施;大亚湾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称为中微子物理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入选了美国《科学》杂志2012年十大科学突破[13]。这些突破表明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呈现投入小、效率高、见效快的特征。

  (3)运行及共享水平不断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一般由不同的创新主体多方共建,在建设完成后都会建立一定的开放共享机制,总体上重大基础设施的开放性、国际化越来越明显。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在借鉴国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管理运行机制,探索适宜的考核评价机制,从面向内部到对外开放不断转变,运行效率不断提升,面向大众开放运行的设施越来越多,部分设施已基本上满负荷运载,整体运行和使用效率提升明显。

  (4)区域集群化态势正在形成。从依托单位性质分析,依托中国科学院组织立项、建设和运行的设施约占总数的2/3[25];从分布区域看,仅北京地区就有正负电子对撞机、遥感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航空遥感系统和子午工程等21个装置[26];上海光源、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蛋白质科学研究等设施则集中落户上海;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等装置则集中分布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广东省则建有散裂中子源、二期谱仪、南方先进光源等大设施;区域集群化态势日趋明显,不同区域聚焦的重点领域各有侧重,形成错位发展态势。

  经过萌芽期、成长期、追赶期的发展,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处于由个别领域局部突破向不同领域整体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总体建设成效不断改观,但也存在着总体规模偏小、数量偏少,学科布局系统性不够,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水平仍需提高,管理体制亟待健全等突出问题[18]。

  3山东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

  山东是人口大省、經济大省,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山东省近年来加快了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步伐,一系列创新性举措相继出台,但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与建设上仍相当匮乏。为进一步增强济南争创国家中心城市、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增强全省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从科技创新维度看,重大创新平台的资源会聚作用越来越被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强调要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山东省虽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但总体数量少、规模有限。山东省现有筹建中的国家实验室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个(学科类国重3个、企业类国重15个、省部共建国重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3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67个,没有国家临床医学中心。按地区分,山东省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位居全国第17位,远低于江苏(20个)、湖北(17个)等省份,山东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量低于辽宁省(12个)、天津市(7个),就创新平台的数量而言,远远与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有限。

  4山东省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性思考

  4.1重点发展方向

  纵观国际、国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均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能够引领众多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因此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布局方向上应充分考虑国际科技发展态势,跟踪追赶和前瞻布局并重,识别并确保战略必争领域,进行超前谋划与系统布局,要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并结合区域优势、特色,寻求错位发展优势,兼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4.1.1错位发展,重点建设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用研究设施

  纵观过去,山东省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经丧失先发优势,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重大基础设施的科技引领作用,就要认真分析国内外现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结合区域优势,寻求错位发展优势。加快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孕育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利用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合作契机,建设吸气式发动机热物理实验装置、微重力实验装置,以开展工程热力学及循环系统、气动热力学、燃烧学、传热传质学等热物理学科及其交叉学科基础理论和试验研究,为下一代高性能空天发动机研制提供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济南离子科学与应用技术山东省实验室在粒子物理、空间物理的研究优势,发挥与欧洲核子中心的合作优势,布局真空深冷、超洁净装置等专用重大基础设施,广泛开展粒子物理、太空探测、量子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多学科研究,为寻找暗物质和反物质、开展量子计算、研发新型超导材料提供技术支撑和科研保障。以优先设置的专用装置为突破口,加快应用基础研究与关键“卡脖子”技术突破,引领前沿技术突破,提供关键设备供给,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深度融合。

  4.1.2特色发展,优先发展典型公共实验平台

  发挥山东省临海区位优势,全国1/6的海岸线,充分利用现有海洋科创资源,彰显全国近一半的海洋科技人才、全国1/3的海洋领域院士,55所省级以上海洋科研教学机构,236个省级以上海洋科技平台富有资源,引导集中多方优势海洋资源,将海洋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优先推动海洋系统模拟设施、海上综合试验场等大科学装置落地,打造多尺度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平台,提升海洋系统环境实验研究能力,满足海洋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健康、海洋生命认知等前沿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服务全国海洋产业及生态环境安全发展,助力海洋强省、海洋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中车、潍柴动力等领军企业及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力量,加快布局电磁驱动、载人航天等公共实验平台类大科学装置,为先进材料、高速空气动力学、冲击与碰撞力学等前沿基础研究提供测试条件,最终建成超高速轨道交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引领高端装备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促进创新链延伸,有效对接产业链。

  4.1.3超前发展,精心部署公益基础设施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山东省人口大省的基本需求,依托现有农业、制造业等领域的优势,打造集理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设备研制的医养健康、农业等领域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微生物组探测大科学装置等,服务与支撑低碳生态系统、精准医疗、大健康、深海/深地/深空探索、人工叶片等交叉科学与应用领域,引领山东省先进制造、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面向科技前沿,发挥环境、材料、化学等多学科优势,建设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包含试验测试、校准测量、检测验证、认证服务的综合装置,以及围绕此开展的测试方法、测试装备、标准制定等技术研究,实现一站式服务,提升一体化创新能力,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2建设运行保障

  国内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建设与管理经验,其中既有正面经验又有负面教训,要充分借鉴有效经验,用负面教训警示自我,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4.2.1设施建设要多渠道、多举措筹集经费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建设时间长,单一主体很难独自支撑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多方共同参与,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地方政府不仅要在土地、规划等方面给予支持,还要给予资金等方面现实支持。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政府出资,投资来源相对单一,政府资金受限较多,在未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不仅要政府投入,而且需要依托单位、共建单位、参建单位和预期用户的经费支持,扩大设施建设的规模,增强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4.2.2设施建设要成立“技术线”和“行政线”协同的组织架构

  重大科技基礎设施作为兼具工程与科研双重属性的复杂系统工程,这就决定了在其建设过程必须统筹做好工程管理与科研管理。一方面要按照工程规范做好精心组织和管理,另一方面建设过程必须遵循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真正做到工程管理与科研管理协调发展。为提升建设与管理效率,设施建设过程中要成立“技术线”和“行政线”协同发展的组织架构。“技术线”要成立专家委员会(科学技术指导委员会),充分发挥科学家团队的技术引领作用,全面负责设施的论证、发展方向等学术管理,“行政线”要成立管理委员会有针对性地负责重大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与日常运营,两者受理事会管理,共同发挥对设施建设的指导作用。建设初期,“行政线”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织,专人专项推进设施的建设,加快建设的步伐。

  4.2.3设施建设要整合最强力量,组建最优团队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决定了其对建设主体要求的严格性,单一主体往往难以有效支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就需要加强合作与协同,集成可以集成的一切优势力量,有效支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高校学科综合的优势、大院大所科研优势,推进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产业部门、高校与设施应用部门、高校与地方之间合作,整合集成最强力量,组建最优团队,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磅礴力量[14]。

  4.2.4设施建设应边规划边建设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同时要有良好的建设基础,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建设论证,进入国家序列,必须条件足够成熟,因此在建设重大基础设施过程中一定要摒弃传统的“先立项后建设”思维,要始终坚持“先建设后立项”原则,始终秉承边规划边建设的思维,把握建设先机,瞄准科技前沿,通过自主经费投入,先期尝试建设小型设施,并有规划地梯次性培育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待其条件成熟后,争取国家的大力支持,有规划地做大做强。

  4.2.5设施建设应充分地开放共享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初期投入多,而且建设运行过程的基本保障耗资大,单一政府投入资金压力大,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态势。为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自我造血能力,提升实施的使用效率,在保证设施的基本固定使用需求基础上,充分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国内外用户开放,一方面增加创收,满足设施的基本运行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设施为纽带,畅通不同创新主体合作渠道,使设施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领军人才培养基地、重大成果的合作地。

  4.2.6设施建设应建立合理的评估机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因其开放性、实验的复杂性、参与人员的复杂性,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就需要综合考量,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大科学装置的考核评价应以国际标准开展,考核评价体系应涵盖科学目标实现、装置运行状况、管理工作水平、人才培养、经费使用有效性、开放共享程度等;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设施及其产生成果的技术、产业、社会等多方面的收益和影响,形成一套完整的综合评价体系,避免考核指标过于单一,切实提高大科学装置的运行服务效率。同时实验的复杂性,决定原创成果产出的长周期性,因此设施的绩效考核要设置合理考核周期,评估不应过于频繁,不同主管部门要避免简单重复考核。按照国际惯例,3~4年为1个考核周期比较合适,鼓励各方心无旁骛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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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毛宇,贾婧.我国局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已显集群态势[N].科技日报,2014-11-19(001).

  [27]张显明,陈新.科技创新基地整合发展的思考[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6, 35(7): 24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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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山东路径探析

文章地址:http://www.zhishixueshu.com/gl/14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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