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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关系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经济论文 发布时间:2021-01-14 浏览:

  摘要:以我国沿海12个省市为研究单元,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运用DEA-BCC模型测算我国沿海省市2011-2017年旅游发展效率、计算经济增长水平,并通过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算两者间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综合效率均值介于0.709~0.807之间,整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倒“U”型變化趋势,空间上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变化趋势;(2)经济增长水平整体上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经济增速趋于平缓,三大经济圈中心城市速度放缓且呈稳定态势,在空间上处于各年中高水平区分布阶段性特征明显;(3)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出“U”型演变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地区间协调度差异较大,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

  关键词:DEA-BCC模型;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旅游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沿海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2.7;K9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6-0056-13

  《天津社会科学》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倡导“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观点,传播新信息”,坚持探索,勇于创新,密切关注现实,致力于探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活跃于理论前沿,并以一个个选题、重点栏目形成了刊物独具的特色风格。

  沿海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我国经济与旅游的重要发展枢纽,在区域板块崛起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在区域格局发展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其空间上覆盖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泛珠三角三大经济圈12省市。近年来,沿海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条件以及政策支持,在旅游、经济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对区域经济贡献日益明显,其旅游与经济的发展动态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旅游业作为关联性强、覆盖面广的综合性产业,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经济的增长又为旅游发展提供新机遇。当前,我国沿海省市旅游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由于沿海区域的旅游资源及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旅游经济发展历程和特点的不同,各省市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明显强弱之分,沿海地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时空差异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不平衡矛盾的缩影,三大经济圈旅游业的整体崛起是我国旅游发展格局的关键突破,对沿海地区各省市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为该区域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21世纪初Shan首次提出“旅游主导经济”这一假说,随后,学术界以此为分界线,开始从以往的理论构建研究转向相关的实证检验方法研究。尽管主流观点认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关系@),但在理论研究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实证分析就变得愈加重要。目前,在旅游与经济研究方面,Chang等发现,收入水平越高,旅游经济作用越明显,旅游的发展对整体区域的经济水平的影响越大;刘睿、李立华等发现旅游发展能推动经济增长,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赵磊等通过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徐海峰通过研究同样发现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两者之间呈同向变化趋势。在沿海区域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主要运用变异系数、主成分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研究结构上,主要从时间和空间差异两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对沿海区域或沿海某省市的入境旅游、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较少涉及到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探讨的研究逐渐深入,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的研究及两者间是否存在关系的探讨,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较少研究集中在中观区域,鲜有学者对某一区域的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否实现新常态下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平衡供需,实现经济的高质高速双增长,是我国旅游业必须解决的难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增强经济质量优势,这就要求我们要明确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旅游与经济长远协调稳定发展。对沿海区域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提升各地区旅游业发展效率,又能为我国其他地区旅游业转型升级以及实现协调发展树立榜样。据此,本研究以中国沿海12个沿江省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度我国沿海各省市旅游发展效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测算各沿江省市经济增长水平,并基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对沿海省市的旅游发展效率以及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并针对沿海地区协同发展目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区域概况

  本研究结合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政治因素的划分条件,将中国沿海12个省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研究需要,本研究将其划分为以北京市为发展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市、辽宁省、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以上海市为发展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广东省为中心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广东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2017年,我国沿海12个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8万亿,其中我国沿海地区旅游总收入约达7.7万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16%,旅游总人次高达54亿,由此可见,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中势头最强劲的产业之一,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动力。目前中国沿海区域处于发育成熟或鼎盛阶段,各省市优秀旅游城市占沿海地区所有城市的比率高达90%,城市内旅游景区、旅游景点、旅游城市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投入要素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沿海区域将是中国未来城市群旅游业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集聚点。

  (二)研究方法

  1.DEA-BCC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一种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将该方法应用到旅游领域,能研究如何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使投入最小。本文基于规模报酬可变假设,采用DEA-BCC模型,利用DEAP 2.1软件计算我国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以及规模报酬增减情况,其公式如下:

  2.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协调度是衡量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好坏程度的重要定量指标。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协调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区域的先进程度。协调度高表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发展,协调度低则表明旅游发展程度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协调度公式如下:

  式中:C代表旅游發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f(x)、g(y)分别为旅游发展效率和经济增长的综合评价值。协调度C值介于0~1之间,C=1时,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实现最佳协调,C值越趋向于0,表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越不协调。

  (三)指标选取

  1.旅游发展效率指标体系

  旅游发展效率包括投入和产出两大指标。资本、土地、劳动力是其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由于土地对旅游发展影响较小,一般不纳入投入变量,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旅游产业的特性,本文选择较具代表性的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投入指标变量选择方面,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大指标类别,其中以旅游社数量、景区数量、星级饭店数量作为资本要素投入变量,以年末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力要素投入变量。以旅游总人次(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收入)作为产出分析指标。本文构建的我国沿海12个省市旅游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经济增长水平评价指标

  参考李言的区域经济增长协调度的分析指标,将经济增长水平进行指标量化,区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测算该地区GDP增长率,因此,用各省年度GDP增长率来表示我国沿海12个省市各年经济增长水平具有科学性。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2011-2017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正副本)》《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沿海12省市的统计年鉴以及旅游统计年鉴、沿海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研究对象较多以及数据一致性,对旅游收入的子项目进行了统一处理,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且各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二 结果分析

  (一)旅游发展效率分析

  运用DEA-BCC模型可计算出中国沿海12个省市2011-2017年TE、PTE、SE三效率值以及规模报酬的变化情况如表2。

  1.旅游发展效率时间演变分析

  根据表2可得出中国沿海12个省市2011-2017年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各年均值变化趋势图,如图1。

  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综合效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总体年际变化幅度较小,从最高值2013年的0.807到最低值2017年的0.709,七年间旅游发展综合效率达到理想产出的33%~50%,综合水平不太理想,但提升空间较大。北京、河北、江苏、海南四省市在研究年度内一直保持着较低综合效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北京旅游拉动作用明显,2011年相比前两年,奥运会对旅游的影响效应有所下降;同年,江苏省的启东事件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心理;河北及其周边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海南省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缺乏旅游规划的实施都阻碍了其旅游业发展;据报道,2012年海南三亚的宰客事件在网络上持续曝光,严重影响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游览意愿,对旅游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使得该年旅游综合效率达到最低值。进一步研究发现,天津和广西始终处于综合效率最优状态,究其原因,天津市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屹然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国际港口旅游城市,2011-2017年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条例以及政策也助推了旅游的发展,(例如2011年颁布的旅游条例以及2014年关于推进天津市文旅融合的计划等);广西旅游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上海等发达省市,但近年来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优美的环境,加上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攻坚政策的扎实推进,使得该区域以最小的旅游投入获得最优的产出。

  从纯技术效率角度看,2011-2017年中国沿海12省市效率均值整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变化趋势,变化幅度较小,最高值出现在在2016年的0.784,与最优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七年间旅游技术效率产出达到理想产出的58%~75%,技术水平较为理想。纯技术效率有效地区分布较广,七个时间点上有效地区个数分别为8、9、9、9、8、9、6,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其中,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广西和海南6个省市在7年间始终处于技术有效状态,山东除了2016-2017年其他年份也达到了最优状态,这表明,在研究年度内该省对技术投入后期有所减少。进一步发现,河北的纯技术效率在2011-2015年间稳步上升,并在2016年达到了技术水平最优状态,说明该地区在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后开始加大技术投入,使得资源浪费现象消失并取得良好成效;北京和福建两省的技术水平在7年间并未达到最优,北京虽拥有先进的技术支持,但缺乏管控,需要在今后的资源投入中注重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从规模效率角度看,2011-017年中国沿海12省市效率均值整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从2013年的0.843下降到2017年的0.788,7个时间点上,天津、上海和广西始终处于规模有效状态,表明三地区的旅游规模投入资源能够满足旅游发展的需求并能获得产出最优,河北、江苏、山东三省7年间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规模资源投入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需求。规模报酬均值最小值出现在海南(0.444),与最大值相差较大(0.556),表明不同地区对旅游规模资源投入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规模效率均值与纯技术效率均值总体上呈现同方向变化趋势,但纯技术效率始终大于规模效率,说明在7年间前者始终对综合效率起主导作用,后者起辅助影响作用且影响力逐渐提升,在此期间提高旅游效率主要通过提高后者来实现。

  从规模报酬角度看,在7个时间点上,天津、上海、广西始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表明地区旅游投入要素和产出都达到了有效状态;河北、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市一直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表明这四个地区出现了投入冗余的现象,需要在一定范围内降低投入规模;辽宁、广东从规模报酬不变发展成为递减,说明后期对规模资源投入的关注减少;海南规模报酬始终处于递增状态,表明利益的产出远远超出规模的投入,规模效益逐渐凸显。整体而言,规模报酬递减的区域较多,可通过继续缩小生产规模达到旅游要素投入和产出最优,获得更大的收益。

  2.旅游发展效率空间演变分析

  Jenks自然断点法认为数据本身就有断点,运用ArcGIS10.5软件采用自然断裂法将TE、PTE、SE三效率均值结果分别划分为三种类型(低、中、高)。

  由表3可知,综合效率均值总体上呈现出泛珠三角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的分布特征,2011-2017年天津和广西始终处于有效状态,表现出沿旅游资源丰富分布的特点。综合效率最低值(0.359)出现在海南,远低于七年间的效率均值(0.779)。由表3可知,综合效率均值处于中高水平(0.679~1.000)的省市占比高达66.67%,且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为了进一步反映中国沿海地区三大经济圈的差异,对2011-2017年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圈的效率均值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泛珠三角经济圈(0.797)>长江三角洲经济圈(0.777)>环渤海经济圈(0.766),且近年来中国沿海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综合效率均值高于沿海区域总体综合效率平均水平。

  纯技术效率有效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广泛且集中,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圈,表明长江三角洲以及泛珠三角两大经济圈近年来更加注重技术的研发和投入,环渤海地区技术虽然居于较高水平,但是仍要继续增加要素投入,起到模范作用。环渤海经济圈主要以天津、山东两省市为技术核心,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主要以上海、江苏为核心,泛珠三角地区主要以广东、广西、海南为核心,总体来说大部分地区处于技术有效状态,技术效率表现为从南向北递减的分布特征。

  沿海地区研究年度内规模效率均值0.832~1.000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泛珠三角地区。其中,广西始终处于规模效率有效状态,其他三省规模效率处于无效状态,这表明泛珠三角地区的规模投入极其不协调,这需要引起重视。最低值出现在海南(0.359),说明海南省在研究年度内规模的投入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需求,后期要加强投入。

  (二)经济增长水平分析

  1.经济增长水平时间演变分析

  2011-2017年中国沿海12省市经济增长水平汇总以及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2011-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经济增速趋于平缓,三大经济圈中心城市放缓速度明显且趋于稳定,地区间水平差异较大。增长水平由2011年的0.184演变成2017年的0.078,2011-2012两年间的下降幅度(0.083)远远超过2012-2015年的下降幅度(0.042)。这表明2012年后,沿海地区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对研究年度的经济增速分析发现,三大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增速自2011年放缓到2014年后基本保持稳定态势,表明各大区域对经济增长开始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天津在2011-2013年间的经济增长水平一直位于沿海地区前列,2014年后增速放缓,这与天津近年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效益提升的目標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辽宁省在2016年经济增速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辽宁作为历史的老工业区,经济后劲不足,2015年东北三省因中央巡视组反馈整改数据“注水”问题,严重拉低了其经济增长水平。近年来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泛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这与泛珠三角地区近年来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环渤海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海洋加工以及出口等优势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长三角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与当地先进的技术水平、完善的交通等公共设施以及政府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

  2.经济增长率空间演变分析

  采用自然断裂法将中国沿海12个省市2011-2017年的经济增长水平指数进行分级(见表4),并将各年分为3个阶段(低、中、高)。

  从空间分布上看,经济增长水平处于各年中高水平区的分布阶段性特征明显,2011-2013年主要分布在泛珠三角地区(福建、广西、海南)以及环渤海地区(天津、辽宁、河北),2014-2017年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泛珠三角地区(福建、广东、海南)。说明泛珠三角洲在研究年度内一直位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空间较大,沿海三大经济圈区域间差异较大。其中,天津市从前期的高水平区逐渐降低到后期的低水平区,表明更加追求经济稳定发展,相反,广东从前期的低水平区逐渐发展到后期的高水平区,体现了广东省实力的厚积薄发,增长潜力巨大。总体而言,在2011-2017年7个时间点上,中高水平去呈现出波浪式下降的变化趋势,经济增速逐渐由中高水平转向中低水平。通过对2011-2017年沿海地区三大经济圈经济增长水平均值进行排序,表现为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的分布特点,其中,辽宁省近几年偏低的经济增长水平严重拉低了环渤海经济圈的平均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三大经济圈间的协调发展与经济圈内各省市的协调发展同等重要,我国政府要利用环渤海地区优质的资源以及区位优势,继续加大技术、资金等优势,做到沿海三大经济圈统筹协调发展。

  (三)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度分析

  1.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度的时间演变分析

  根据2011-2017年沿海12省市的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指数,利用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计算出沿海地区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协调度,并绘出协调度演化态势(表5)和时间演变图(图3)。

  由表5、图3可知,协调度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2011-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出“U”型演变趋势,但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具体而言,2011-2015年沿海12省市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2017呈现上升态势。且七个时间点的协调度变化趋势除了2016年的辽宁以及2017年的广西外都大致相同,且地区间的协调差异较大,这与辽宁省2016年经济增长出现负值以及广西较低的经济增速密切相关;第二,协调度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相似,协调度均值从2011年的0.464下降到2017年的0.246,变化幅度较大,表现为2011-2012年的下降幅度(0.172)远远大于2013-2017年的下降幅度(0.044);第三,阶段性特征明显,2011-2014年高协调度重心是泛珠三角地区,2015-2017年重心则转移至长三角地区,且环渤海经济圈的协调度均值变化较大,并于2016年出现负值,即首次出现不协调,究其原因,辽宁省经济增速在2016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而此时的旅游发展综合效率较2015年有所增加,出现的不协调原因主要是由于辽宁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速的下滑所造成,2017年又恢复正常并趋向协调,这进一步说明了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协调度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关联性,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第四,大多数省市在个别年份出现反复,如天津从2011年协调度最高(0.471)发展为2017年最低(0.099),2012、2013、2014、2015年发生下滑,2016年缓慢回升,海南省从2011年协调度最高(0.509)发展为2017年最低(0.315),2011-2016年同样持续下滑,2016-2017年缓慢回升,这与“十三五”规划实施后经济的转型升级密切相关。

  2.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度的空间演变分析

  借鉴以往研究,以2011-2017年我国沿海12个省市协调度平均值的均值(0.263)的50%、100%。150%为分界值,可将各省的协调度类型分为5类:失调(<0)、低度协调(0.001~0.132)、中度协调(0.133~0.263)、较高度协调(0.264~0.395)以及高度协调(0.396~1.000),协调度值越高,表明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

  表6表示的是沿海地区研究年度内的协调度,图4表示的是沿海三大经济圈各年旅游效率与经济增长协调度均值空间演化过程。具体特征有:一是整体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高协调区域逐渐转移,表现为从环渤海经济圈逐渐向泛珠三角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圈转移的特征。具体而言,2011-2012年以环渤海地区为高度协调区重心,2013-2017年高协调度区域逐渐转向泛珠三角以及长三角经济圈。二是各个省市协调度指数在不断优化,协调层次变化缓慢,从高度协调层次逐渐往中高协调层次发展,演化态势良好。除了广西、天津7年间从高度协调区演化为低度协调度以外,河北、辽宁、上海等省市从高度协调区演化成中度协调区,江苏、浙江、福建、北京等省市协调度演化态势较为稳定。进一步分析,广西、天津在研究年度内的旅游发展效率一直处于有效状态,而经济增速自2011年开始呈现下降态势,导致协调度于2017年度降低至低水平区;辽宁、上海的旅游发展在2011-2014年度一直处于有效状态,2015年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同时,经济增速也相应放缓,导致协调度降低到中度协调区;江苏、浙江、福建、北京等省市的旅游发展效率在研究年度内波动较小,经济增速除了2011年外始终保持稳定态势,协调度演化态势也较为稳定。三是沿海省市协调度位次不断调整。2011年海南的协调度值位居第一,其次是河北、天津、广西,2016年浙江协调度跃居第一,其次是江苏、上海,可以看出,协调度位次调整幅度较大。究其原因,海南2011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七年间的最高值,旅游效率值较高,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达到最高协调水平区;浙江2016年的旅游发展效率处于中等水平,经济增速在2015年达到最低水平后,于2016年明显增加,这得益于浙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成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江苏、福建、海南在研究年度内经历了“高度-较高度-中度-较高度”的循环演变路径,天津和广西则经历了“高度-较高度-中度-低度”的演变路径,皆于2015年降到最低水平,这与当年全国经济增速达25年以来最低涨幅相关。福建、海南省则表现出除了2015年协调度是中度层次以外,其他年份都处于较高度以上层次,这得益于两省近年来相对稳定的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通过对2011-2017年度沿海地区三大经济带协调度均值进行比较发现,泛珠三角(0.280)>长江三角洲(0.259)>环渤海(0.199),这恰与经济增长水平均值排序相同,进一步说明了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协调关系。总体而言,我国沿海地区协调度主要集中在中度协调层次以上,除个别省份出现直线式下降外基本处于稳定态势。

  三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過对我国沿海区域三大经济圈2011-2017年度的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以及两者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2011-2017年我国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综合效率整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年际变化幅度较小,提升空间较大,效率值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特征,即泛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的分布特征;纯技术效率均值整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技术水平较为理想,有效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广泛且集中,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泛珠三角洲经济圈;规模效率均值在时间变化上与技术效率颇为相似,且主要分布在泛珠三角洲经济圈。

  2.2011-2017年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整体上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经济增速趋于平缓,三大经济圈中心城市速度放缓且呈稳定态势,地区间水平差异较大。辽宁省在2016年经济增速惊现负增长严重影响了当年沿海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泛珠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在空间分布上,经济增长水平处于各年中高水平区的分布阶段性特征明显,经济增速逐渐由中高水平转向中低水平。沿海地区三大经济圈经济增长水平均值表现为泛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的分布特点。

  3.2011-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出“U”型演变趋势,协调度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相似,阶段性特征明显,重心明显转移,大多数省市在个别年份出现反复特征;同时,两者间的协调度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关联性,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在空间分布上特征明显,一是整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高协调区域逐渐转移,表现为从泛珠三角洲经济圈逐渐向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转移的特征,二是各个省市协调度指数在不断优化,协调层次变化缓慢,从高度协调层次逐渐往中高协调层次发展,演化态势良好,三是沿海省市协调度位次在不断调整,协调度均值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泛珠三角洲和长三角经济圈。

  (二)讨论

  本文针对我国沿海地区为地域背景对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及其协调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讨论分析,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改进:(1)缺乏从旅游沿海省市的交通可达性、城市群的发育程度、省市自身的规模、性质、职能等内外部因素来衡量对旅游发展效率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可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2)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选取了2011-2017年作为研究年度区间,未能精确判断出2011年之前的时空变化情况。因此选用更为合理的时间段以及更加精细合理的指标,来对不同时空条件下进行长期的检测与分析,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3)今后应进一步对研究区域进行细分,例如精细到各个城市,从而针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城市能够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更好地推动研究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围绕中国沿海地区协同发展的目标,对我国沿海地区旅游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创新驱动旅游发展,提高旅游发展效率。为了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充分发挥“旅游+”功能,如“旅游+科技”“旅游+文化”等,实现旅游产业和其他产业的联动,丰富旅游形态,提高旅游的经济带动作用;转变中国沿海地区粗放型的旅游发展方式,旅游的发展要从资源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发展的新常态,将创新作为现阶段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

  2.明确中国沿海区域三大经济圈市场分工定位,促进旅游经济高质增长。环渤海地区应充分发挥其特殊的区位以及工业、城市的密布优势,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旅游城市,以中心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同时,长三角经济圈应凭借其全国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综合实力打造独树一帜的长三角旅游经济示范区;珠三角经济圈应凭借其迅速崛起的扩展空间以及聚集式的发展形态,将其打造成世界瞩目的特大旅游经济区。另外,三大经济圈要充分利用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港航资源,逐步完善交通运输体系,为三大经济圈的协同联动发展提供保障。

  3.注重生态旅游,促进三大经济圈“旅游-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三大经济圈在发展过程中要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地区特色发展,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态优势,凸显沿海旅游特色,协调绿色与发展的关系,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深入挖掘沿海地区的生态旅游潜力,推动旅游产业迈向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打造独属于沿海地区的生态旅游品牌,实现生态旅游产品价值倍增,促进旅游与经济绿色协调发展,使生态旅游发展成为经济高质增长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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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沿海地区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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