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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发展质量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经济论文 发布时间:2021-08-10 浏览:

  摘 要: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与环境绩效表现密切相关,因而从地方政府层面寻找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绿色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形成原因,对我国工业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全国各省份1998-2016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降低了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机制上,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减弱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力度,同时降低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效果,从而抑制了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环保意识、公众环保支持力度、政府环保重视程度,并缩小政府规模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制造业绿色效率提升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治理;环境规制

宁波经济丛刊

  《宁波经济丛刊》(双月刊)创刊于1991年,是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波市宏观经济学会主办的期刊。自创刊以来,坚持“求实、求新、求精”的原则,突出区域性、应用性、学术性特色。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受到各界争议。因为我国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偏低(魏敏和李书昊,2018a),且经济质量增长走势明显趋缓(何强,2014),但高质量才是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金碚,2018)。此外,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认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人口资源红利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而政府主导下的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高增长光环下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显示,我国EPI得分为50.74,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20位,相对2016年的第109名有所下降,说明我国环境绩效水平不增反降,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不升反降(钞小静和任保平,2012)。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制造业作为工业部门的核心主体,是国力提升、民族兴盛、国家富强的坚实保障,因而其发展壮大是“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首要攻坚目标。我国要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跨越,就必须妥善解决工业行业固有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等环境问题。2015年,工业部门消费全国68%的能源总量,工业SO2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84%,工业烟(粉)尘排放总量占全国的80%。因而,制造业作为工业体系最核心的部分,亟需摆脱过去依赖资源投入的低效发展模式,转向依靠绿色技术进步的高效增长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提升(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

  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而由政府负责治理才能保障环境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但从环境治理投入资金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国际经验,当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达1%-1.5%时,就可以控制环境污染的增长趋势;当该比例在2%-3%区间时,就能改善环境质量。2018年,我国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为0.65%,这说明我国环保支出仍未达到有效控制污染增长趋势所需的资金量。为进一步了解工业部门在污染治理方面的资金投入情况,本文将每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除以工业总产值来度量单位工业产出所花费的治污资金。根据测算结果,从1997到2011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波动下降,该比值在2012-2013年稍微上涨,但从2014年开始,又呈显著的下降态势。治污投资额总体逐年降低,一方面可能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单位工业产出排放出更少的污染物,因而需要花费的治理费用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污染治理费用作为企业的额外生产成本,挤压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地方政府环保监管不到位或监管力度减弱的情况下,企业有意缩减治污投资,以最大程度扩大收益。结合近年来的环境绩效表现,似乎第二种解释更能说明为什么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趋于削减。

  企业治污积极性能否提高、高排污行为能否被遏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我国特有的官员管理模式决定GDP长期以来是影响官员升迁的核心判断指标,因而保障经济稳定高增长是地方官员在有限任期内的工作重心。在短期内出政绩的冒进心理作用下,部分地方官员对环境治理这种费时费力又绩效不明显的“不讨好”职责任务倾向于采取“懒政”态度,而且环境治理力度增强又会阻碍短期经济增速的提高,因而在地方政府利益权衡作用下,二者长期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且多数情况是环境治理让步于经济增长。Wang等(2018)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经济协调系数呈现恶化趋势。魏婕等(2016)也发现地方政府偏好经济增长数量而缺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兴趣,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长期呈现低下状态。因而忽略生态保护也就忽视了经济质量的改善(钞小静和任保平,2012)。地方政府非完全执行环境规制或落实环境政策不到位等现象存在,致使工业发展质量提升滞后,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的积极性,下达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指标并相应提高环保绩效的考核权重,期望通过惩戒和激励的双重约束来增进地方政府提高对环保工作的积极性。尽管中央政府加强了环保管制,但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可知,环境治理效果仍不尽人意。王印红和李萌竹(2017)通过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也发现,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关注力度虽明显加大,但经济发展依然是地方政府首要关注的重点方向,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使得各地政府削减了对环境治理的关注程度,转向偏重经济建设。由此可知,地方政府治理理念即使在近期也未能发生实质性变化,经济居重环保次之依旧是各地政府的行政常态。

  此外,中央政府虽不断降低经济增长并相应提高环境保护的政绩考核权重,但似乎并未从根本上降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所面臨的巨大压力。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水平离发达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依然是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力体现,报告提及的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容占多数篇幅,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普遍优先于其他社会工作目标的设定,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质量优化更受关注、更可度量,经济发展指标占据工作报告的突出显要位置,由此可知,经济增长至今仍具有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官员效用最大化的途径是职位升迁,而经济增长是影响晋升概率的最显性指标。韩晶和张新闻(2016)也发现,目前决定官员晋升的核心因素是GDP增长而非绿色增长。因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甚至干涉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是官员参与晋升博弈的可行选择。地方官员因晋升而干预经济增长目标的竞争行为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周黎安等(2015)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现象在多层级晋升体系中广泛存在。余泳泽和潘妍(2019)也发现,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偏好选用“之上”“确保”等积极性修饰词。因而,经济增长率作为地方政府对外展示本地政绩、对内迎合上级的焦点,对官员的仕途前景的影响不言而喻。由此也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合意”敲定并出彩达成不仅是官员晋升博弈的重要环节,也是地方政府始终重视经济发展的压力之源。但经济目标压力驱使地方政府始终强调增长速度却不利于经济质量的提升,徐现祥等(2018)发现,省区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发展质量将下降约1个百分点,说明经济增长目标会侵蚀经济发展质量。

  学术界对工业发展质量的内涵并未给出统一的定义,尽管如此,现有学者基本认可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至少具备以下特征:增长速度稳、技术进步快、生产效率高、产业结构合理、资源环境改善。现在常用来测度工业发展质量的指标主要有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保留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基础上充分考虑能源投入和污染产出的改进方法,更能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因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显著促进工业质量的提高(李玲等,2013),但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非但没有增长甚至出现倒退现象(陈超凡,2016),工业增长方式越发显现粗放性和外延性(李斌等,2013)。既然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负相关关系(徐现祥等,2018),那么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是否也是我国工业质量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是否疏于环境治理投资,懈怠于环境规制执行,致使工业部门忽略污染整治和绿色工艺发展,从而阻碍了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各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构造地方经济增长压力指标,利用1998-2016年30个省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又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作用下,地方政府减轻环境治理力度,削弱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从而抑制制造业绿色效率水平的提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环保意识、公众环保支持力度、政府环保重视程度,缩减政府规模,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压力对制造业绿色效率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视角来揭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工业发展质量不调和的体制因素,为地方政府应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和工业质量的关系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一是,从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全新视角来探讨地方政府影响各地制造业绿色效率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了地方政府与工业发展质量相关的研究;二是,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为我国当前环境规制管制水平低下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解释证据;三是, 鲜有发现有其他学者用经济增长目标及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基础计算得到的相关数值来衡量地方官员发展经济时面临的政绩压力,所以在指标选取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晋升锦标赛体制背景下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关系,为我国工业发展质量提升滞后、增长缓慢(陈超凡,2016)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结论也再一次证实了中国40多年的发展历程似乎仍然处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和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低下的不平衡局面,增长数量与发展质量不一致问题仍未真正得到有效改善(魏敏和李书昊,2018b),而地方政府则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其中因素。因此,中国要想实现“质量强国”,还需继续深化官员治理体制改革,从地方官员层面重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普及和执行,是實现我国长远发展的基础。

  二、理论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约束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与我国政府提倡的绿色科学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违背。针对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等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已有学者从对外贸易、金融发展、产业聚集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形成原因。但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在环境建设方面承担首要责任,因此从政府视角研究环境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热点论题。学者们也已经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干预及环境规制等角度系统又全面地分析了政治因素与环境治理的关系,他们普遍认可地方政府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主体,且认为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业部门的绿色发展。由此可知,地方政府影响我国环境质量及各产业部门的绿色发展已为学术界所认可。

  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利用效率改进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提升(钞小静和任保平,2012),因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绿色效率增长不足等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试图把环境保护提升到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位置。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一票否决制”、责任追究制的施行逐渐被提上日程。此外,中央政府也逐步提高治污减排、生态维护等环境治理指标在官员政绩评定体系中的权重,以期通过加强关注环境来引导地方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尽管环境治理绩效评定体系逐渐成熟完善,但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似乎未能如期转变,政绩约束带来的环境治理效果也未能有效发挥。Wang(2013)认为,即使中央政府将环保考核加入晋升评价体系,也不一定能真正鼓励地方政府为改善环境而努力。于文超等(2015)也发现,在中央政府不断加大环境考核力度的前提下,追求GDP政绩依然是环境恶化的体制原因。于文超认为这是由于官员的执政思路具有惯性特征,官员发展理念的转变是一种渐进过程。韩晶和张新闻(2016)却发现,中央下达的环保指令未能成功是因为GDP增长仍然是影响官员升迁的重要因素,而绿色增长对官员晋升没有影响。Wu等(2013)也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资越大,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越小。

  那么引致环保考核激励失灵的体制因素和现实局限又是什么呢?①我国环境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下级环保部门同时受上级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且多数情况以服务地方政府为主。环保机构未能实现真正独立可能带来以下问题:一是环保数据容易失真,二是治污监管不到位,这都会弱化中央环境政策执行的有效性。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违规行为惩罚力度不足。除非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很大、性质相当恶劣、社会负面影响广泛,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才会受到处罚,否则多数情况是由上层领导管辖下的下属官员为环境污染事件担起惩罚责任。③环境治理成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加上官员任职期限普遍较短,官员在各地流动频繁,即使官员在任职期间大力整治环境问题,也很可能享受不到环境改善带来的政治奖励,因而环境改善也不会构成官员晋升的“筹码”。④一些环境污染物具有溢出效应,如空气污染物,而环境治理成果却具有正外部性。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会做出牺牲本地经济发展机会来治理公共环境问题的“吃力不讨好”的选择,而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策略。地方政府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却容易使环境政策陷入都不执行的“囚徒困境”。⑤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缩减,地方政府却要承担经济建设、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责任,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限制了地方官员的行动偏好,使得环境保护基本处于备选之列。因为短期内,环境治理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在有限财政的约束下,大额治污支出将明显挤出其他事物的建设支出,不利于其他政绩目标的达成。⑥受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环境污染物的定量检测难度较大,加上污染物普遍具有扩散性和沉淀性,中央政府难以对各地区的环境保护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各地政府官员又处于竞争激烈的晋升环境中,政府间合作治污构想很难有效实施。对于环境产权模糊的治污任务,地方政府可能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态度,即使面对中央问责,各地政府也有正当理由让自己置身事外,躲避中央的处罚。由此可知,中央政府的环保考核制度很可能达不到激励地方政府为环保而努力作为的效果。

  除了上述使得中央政府环保考核失效的体制因素和现实约束,造成地方政府环保动力不足的内在其他因素又有哪些呢?虽然学者们赞同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力度受到官员晋升激励的约束,也认同决定官员晋升成功与否的关键政绩GDP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但是单纯利用GDP数值度量官员晋升竞争程度,并以此来分析其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得出晋升竞争阻碍环境改善的结论有些不够严谨,因为当年GDP数值高低不代表当年晋升竞争程度高低,也不能反映当年经济增速提高的难易程度如何。实际上,使得地方官员重视经济增长的内在压力不是GDP数值本身,而是官员在其任职内的GDP能否持续增长,且该增长是否较其他地区的更好。地方政府每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就蕴含了各地官员对当年应完成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期望,该指标也许能更好地体现出地方政府缺席环境治理进而造成绿色效率发展受阻的政绩压力。因此,经济目标达标约束引起的地方政府增长压力可能也是我国工业发展质量提升落后的原因之一。

  由此本文猜想,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工业发展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降低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意愿,从而不利于各省工业部门绿色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制约工业发展质量的提高。一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GDP增长率在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内被赋予了重要权重,而环境治理政绩则被边缘化,因而GDP增速始终是地方官员竞相角逐的重点目标。稀缺的晋升机会和较短的任职期限进一步加深了经济表现的重要程度,因而保障经济增长目标如期达成不仅是官员的工作重点,也是官员强大压力的直接来源。经济增长压力大很可能驱使地方政府采取“重经济,轻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甚至懈怠于环境治理,导致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失衡。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维持经济增速的压力骤增,保障经济平稳增长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即使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环保工作的指导和管制,地方政府依旧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面临顾此失彼的境地。现今严峻的经济形势也很可能加剧GDP增长目标达成与工业发展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该矛盾关系会进一步削弱各工业生产部门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制约工业行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影响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积极性的GDP增长目标可能跟我国环境状况日益恶化有关。

  那么,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是否真的阻碍了我国环境绩效的改善?解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绿色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之谜不仅是对现有学术观点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干预及环境规制与绿色效率增长之间存在作用关系的内在机理。那么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抑制工业部门绿色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为达成增长目标可能采取纵容排污(Wu等,2013)、消极治理(Qian和Roland,1998)、松懈监管(Fredriksson和Svensson,2003)等非效率行为,该行为不仅会抑制下级官员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也间接为企业提供了削减环境治理力度的投机空子,当政府放松环境管制、企业降低治理强度时,工业部门绿色效率的提升会受到影响。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体现了政府对环境管理的意愿和努力程度,通常投入治理资金越多,政府对环境管制越严格(余长林和高宏建,2015)。郑思齐等(2013)也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对改善环境质量十分重要。但地方政府能否发挥环保优势、履行环保职能,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否平衡自身效用最大化和公众福利最大化。杨世迪等(2017)发现地方政府重“GDP”轻环保的竞争意识降低了绿色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何爱平和安梦天(2019)也表示地方政府间的经济赶超和晋升竞争,会驱使官员以破坏生态环境来追求经济速度,导致绿色效率提升受阻。因而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地方官员每年必须汇报的基本政绩,很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环保投资积极性,并通过企业作用于绿色效率。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可能驱使地方政府鼓励微观企业扩大生产,少征环境税费,减少对环境违法的政策性惩罚,企业因惩罚成本降低而缩减治污支出和绿色投资。但治污费用投入不足会阻碍企业布置节能减排设备、运营污染处理设施、引进绿色生产工艺,造成污染物治理不够;绿色投资缺乏会制约企业引入高端人才、研发清洁技术、改进治污流程,使得绿色管理水平提升受限,进而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杨万平等(2015)发现工业“三废”治理投资比重降低对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尹传斌和蒋奇杰(2017)也认为治污投资是通过源头控制污染物排放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规制是政府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干预手段,也是政府用来实现环境管制的有效工具。尽管从短期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加大会增加企业的治污成本,使得企业为应付经营压力而减少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利于绿色效率的增长。但从长期视角观察,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从被动末端治理到主动前期研发的管理理念转换,驱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方式、更新机器设备、改进工艺技术,鼓励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技术创新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当企业为缓解环境规制管制压力而完成绿色品牌搭建时,也就实现了自身的绿色持续发展,因为企业创新收入抵消治污成本带来的创新补偿能实现效率改善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殷宝庆(2012)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但环境规制的生态治理效率受到地方政府行政思路的干扰,李胜兰等(2014)发现,当地方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由“模仿”转向“独立”时,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也由“制约”转变为“促进”。而且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存在互补性策略互动,若某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其竞争性地区也会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张华,2016)。因而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现象具有普遍性。地方政府相互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强度是晋升博弈的结果。杨海生等(2008)发现政绩考核体制显著影响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行动策略,导致地方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要素而对环境规制采取相互攀比式竞争。环境规制变成地方政府的竞争工具,不仅违背了环境规制的制定初衷,而且对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消极影响。何爱平和安梦天(2019)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

  综上,晋升锦标赛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虽鼓励地方政府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容易刺激地方官员形成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经济效益的执政理念,其中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峻就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后果,因而即使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节能减排工作的管理强度,也很可能达不到应有的治理效果,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能源浪费问题依旧突出,绿色生产效率滞后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作为反映地方官员晋升竞争程度的缩影,很可能刺激地方官员为如期完成经济目标而削减环保投资、削弱环境规制强度,但治理投资减少、环境规制作用减弱容易造成我国在清洁技术创新方面不足、人力资本培育方面不够、先进管理经验引入缺位等问题,进而制约了环保知识扩散、绿色技术溢出、绿色设备共享,使得我国长期处于能源利用程度低、生产技术效率水平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竞争弱势状态,最终阻碍了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应抑制了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制造业是工业部门的核心主体,也是地方政府集中干预的重点对象,因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态度将对制造业绿色生产率提升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说,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以检验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各省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负向作用关系,模型(1)设定如下:

  GTFPit=β0+β1GPit+ΓControlit+μi+νt+εit(1)

  其中,i表示省份,t是年份。GTFP是各省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工业发展质量水平(李玲等,2013),GP是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μ和v分别是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Control是一组影响GTFP的控制变量。

  (二)指标设定

  制造业绿色TFP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为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资本密度、研发支出水平、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以尽可能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各变量指标的设定方式如下:

  1.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学术界测算TFP普遍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DEA法相较于SFA法不仅无须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而且在测算多投入和多产出变量方面具有优势。但传统的DEA法一般采用基于径向的(Radial)、角度的(Oriented)方向性距离函数(将能源投入、环境污染等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该函数没有充分考虑松弛性问题(即忽略投入过度或产出不足的情况),这会导致传统DEA法测算得出偏高的生产效率值。此外,基于角度方向性距離函数的DEA法也不能同时以投入和产出为导向来计算生产效率,容易使得测算结果失真。基于此,本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Chung等(1997)提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来测算我国各省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ML指数能很好地测度出在模型存在非期望产出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根据Chung等的测算方法,t期和t+1期之间的SBM_ML指数表示为:

  MLt+1t=1+D→t(xt+1,yt+1,dt+1,gt+1)1+D→t(xt,yt,dt,gt)×1+D→t+1(xt+1,yt+1,dt+1,gt+1)1+D→t+1(xt,yt,dt,gt)12(2)

  ML生产率指数可分解为技术效率(TEC)和技术进步(TP)两部分:

  MLt+1t=TECt+1t×TPt+1t(3)

  TECt+1t=1+D→t+1(xt+1,yt+1,dt+1,gt+1)1+D→t(xt,yt,dt,gt)(4)

  TPt+1t=1+D→t(xt+1,yt+1,dt+1,gt+1)1+D→t+1(xt+1,yt+1,dt+1,gt+1)×1+D→t(xt,yt,dt,gt)1+D→t+1(xt,yt,dt,gt)12(5)

  式(2)中的D为生产单元DMU,x、y、d、g分别是生产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和方向向量。其中,ML数值大于1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ML小于1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TEC>1表示绿色技术效率提高,TEC<1表示绿色技术效率降低。TP>1表示绿色技术进步,TP<1表示绿色技术退步。根据(2)式可知,测算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用到生产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三类数据指标。本文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其中劳动投入用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表示,能源投入用各省能源消费总量近似代理,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本文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制造业资本存量,其中资本折旧率设为6%( 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选用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并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以1998年为基期的实际总产值。本文参考王兵等(2010)的做法,选择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为保障数据口径一致,本文借鉴庞瑞芝和邓忠奇(2014)的转换思路,将能源消费总量乘以(制造业就业人数/各省总就业人数),工业SO2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分别乘以(制造业就业人数/工业就业人数),以折算得到制造业部门的能源消费量、SO2排放量、COD排放量。最后,本文利用MaxDEA Ultra 7.12软件进行测算,并将计算得出的ML指数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GTFP。

  2.经济增长目标压力GP。本文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设定为虚拟变量,即当(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i省过去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均值)大于0,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GP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中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自各省政府每年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本文将各省过去5年的经济增长率均值作为反映本地实际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的依据,由于经济增长惯性,过去5年经济增长率均值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未来一段时期内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趋势,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表现基本围绕该均值上下波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显著的偏离。因而过去5年经济增长率均值大体上可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趋势。若地方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值大于该趋势值,表示政府采取了扩张激进型经济发展策略,这也意味着政府官员在当年面临较大的经济增长压力,因而其干预经济的冲动也更加强烈。若地方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小于该趋势值,表示该地政府面临较小压力或者无压力。此外,各地政府不仅需要完成本地的经济增长目标,也要参考比较其他省份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情况,因为若该省政府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高于其他省份,那么该省政府官员必然面临相对更大的经济增长压力。因而,为进一步检验本地经济压力和外地追赶压力对当地官员经济干预冲动的综合影响效果,本文更换经济增长压力变量的设定方式如下:当(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除i省外的其他省份在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均值)大于0,同时(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i省过去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均值)也大于0,则将经济增长压力变量GP1设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设定方式如下:①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总产值比值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积极的人才引入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东道国提升绿色全要素生產率。②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进出口总额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衡量,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国外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绿色环保标准提出更高要求,间接驱动我国企业增加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资规模。③工业化水平(Industrialize):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度量,工业化越发达,整个市场的工业体系越健全,越有利于技术交流和技术扩散。④经济发展水平(Lnpergdp):用各省人均GDP取对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使得政府更有能力解决环境问题,更有决心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并对企业的绿色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进而促进整个工业部门绿色生产率的提升。⑤市场化水平(Market):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016)构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有效对绿色生产率的增长有积极影响。⑥资本密度(Capden):用制造业资本存量除以制造业就业人数并取对数来度量,绿色技术发展和环境污染处理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资金充裕使得企业有能力应付绿色环保支出中的高额资金需求。⑦研发支出水平(RD_expen):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来表示,研发支出增加对绿色工艺引进和绿色技术研发有正向推动作用。⑧人力资本(Human):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其中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0年、6年、9年、12年、15年、16年和19年,人力资本是经济绿色发展的保障和强大动力。

  (三)数据来源

  基于DEA法测算GTFP具有数据敏感特性,数据异常和数据缺失等问题会对测算结果的准确性造成较大干扰,又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问题,因而本文选择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只包含除西藏、港澳台之外30个省市的1998-2016年间的20个二位码制造业行业数据,剔除制造业行业中的纺织服装、家具制造、木材加工、皮革制鞋、文教工美、橡胶塑料、印刷复印、废气资源、金属机械和其他制造业这10类行业的数据,因为这些行业中的从业人员数据普遍缺失严重,而本文使用的地区层面的制造业数据就是在这些二位码行业数据基础上加总得出的,如果不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行业,将会导致用来测算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要素数据和产出要素数据不匹配,即较低水平的劳动投入却生产偏高的产出水平,进而降低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剩余的20个二位码制造业总产值占全部制造业总产值的89%,因而这些行业总体能代表整个制造业行业。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出现,本文使用LLC检验、IPS检验、HT检验这3种方法对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发现,有部分变量未通过该检验,但对原始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全部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所有序列是平稳的。为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本文采用同时控制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以尽可能避免不可观察因素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表1报告的是模型(1)的基准回归结果,从第(1)-(3)列可看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是否加入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压力GP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实证结果说明了,如果地方政府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大于其所管辖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趋势,将会对该地区制造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若面临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约束工业发展质量水平的提高。

  实证结果也蕴含了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地方政府每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确实与当年的经济表现相关联,二是《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地方政府必须发布的纲领性文件,其中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可作为地方政府主动向上级认领的政绩任务,因而该经济目标完成与否将直接影响官员的晋升机会。既然经济增长目标的达标率决定了地方官员的仕途前景,那么地方政府在当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会较前一年有很明显的提高,保守预定超常完成是各地政府“心照不宣”的约定,因而我国各省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达标率普遍很高,也就是各省每年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高于当年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本文将过去5年的实际经济增速作为经济增长趋势,在正常情况下,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值是稍低于趋势值的,但若当年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高于趋势值,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看好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扩张策略,以期在晋升竞赛中“脱颖而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高目标均会构成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压力。压力之大往往会驱动地方政府采取盲目的经济干预策略,进而制约了我国制造业行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发展。第(4)列是同时考虑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竞争压力情况下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看出,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GP1的系数值更大,显著性也更高,这说明地方政府不仅面对自身的经济达标压力,也要兼顾竞争对手的经济表现,双重压力进一步恶化了制造业的绿色生产效率,从而不利于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

  五、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可靠,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分析:

  一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设定方式。本文在前面章节已经证实了当地方政府同时面临自身经济达标压力和其他地区经济追赶压力时,会导致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下降。但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衡量其他省份对本省经济增长影响时,并未细化考虑地理位置相邻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地区对本省经济增长压力形成的影响效应,只是做了整体性分析。一般情况下,各省政府每年预设经济增长目标首要参考的对象基本是邻近省份或者跟本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省份,这类省份对本省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可能更加直接和强烈,因此为了进一步识别跟本省有较强竞争关系省份对本省经济增长压力带来的影响效应,本文更换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的设定方式如下:①当(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除i省外且与i省地理位置相邻的其他省份在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均值)大于0,同时(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i省过去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均值)也大于0,则将经济增长压力变量GP2设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②当(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除i省外且与i省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其他省份

  本文按照如下方式划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省份:对每个省份在样本期间的人均GDP求平均值,然后按照平均值从小到大排列,接着根据排列顺序将各省份划分为5组,每组6个省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相同組内的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在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均值)大于0,同时(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i省过去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均值)也大于0,则将经济增长压力变量GP3设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③本文参考潘文卿(2015)学者的做法,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8大经济区8大经济区如下: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地区(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地区(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因为该经济区划分时关注到了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禀赋相似等因素,所以在相同经济区内,各省政府间的竞争程度也更为激烈,很好地契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本文按照如下方式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即当(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除i省外且与i省在同一经济区的其他省份在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均值)大于0,同时(i省t期的经济增长目标-i省过去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均值)也大于0,则将经济增长压力变量GP4设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实证结果如表2第(1)-(3)列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不管以何种方式定义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说。

  二是控制外生冲击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稳定经济增速,政府可能放松当年的环境治理要求,以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来提高全球竞争力,因而可能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对实证结果造成干扰,本文剔除2008年的数据再进行回归分析。第(4)列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不变。党的十七大(2007)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些政策因素和经济形势变化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政策略进而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因而为了检验这些外生冲击是否影响研究结论,本文分别设置两个虚拟变量year2008和year2013,即当年份为1998-2007时,year2008为0,当年份为2008-2016时,year2008为1;当年份为1998-2012时,year2013为0,当年份为2013-2016时,year2013为1。接着将year2008和year2013分别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GP进行交乘,得到交互项GP2008和GP2013,再分别把这两个解释变量加入到基准模型中,最后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第(5)-(6)列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GP2008变量在11.2%水平上显著为负,GP2013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实证结果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是后半阶段的比前半阶段的更大,即200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比2008年之前的影响约大0.06,2013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比2013年之前的影响约大0.128。因而总体来说,尽管中央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仍会负向影响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经济进入新常态同样加深这种负向效应。因此该实证结果也间接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相对稳健可靠。

  三是剔除资源导向型省份数据。我国资源导向型省份本文参照贺丹和田立新(2015)学者的做法,将山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陕西、新疆、云南设定为资源导向型省份。

  虽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同样深陷于“资源诅咒”困境,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产值居高不下,产业结构低端单一,高新技术落后不足。尤其当这些地区政府面临较大经济压力时,很可能选择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直接依靠资源输出换取经济增速,因而这些地区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剔除资源导向型省份的数据样本后,若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则说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对制造业绿色效率发展的负面影响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第(7)列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猜想。

  四是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目前度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常用的指标是SBM_ML指数和GML指数(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GML指数具有传递性和循环性,且在测算跨期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具有优越性。为了检验实证结果是否稳健可靠,本文也使用GML方法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并将测算得出的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GTFP1进行实证分析。第(8)列结果虽然不显著,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关系在经济学含义上仍保持不变。上述一系列的实证检验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六、机制分析

  (一)环境治理力度

  我国各地环保部门负有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指导解决环境问题、查处环境污染事故、监督环境保护工作之责。但各地的环境监管权并未完全上收,依然部分归属于当地政府,因而环保部门处于地方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境地,又因环保部门的人事任免和财政拨款均受地方政府管控,且上级环保部门向下级监察存在滞后性和不连续性,因而环保部门基本上是向当地政府负责,使得环保职权缺乏纯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由此也可知,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强度将会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水平。根据前面的实证结论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那么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驱使下,地方政府是否通过干涉环保部门,减少环境治理投入或者降低监管努力来为经济增长让位,进而阻碍了制造业绿色效率的提高?为检验该猜测,本文选用排污费收入(EPE1)、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之和(EPE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EPE3)来作为环境治理努力的度量指标进行验证。其中排污费收入(简称“排污收入”)是地方政府针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强制征收的费用,可用来表示地方政府对治污的努力程度;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简称“运行费用”)是企业治理污染物过程中必要的花费支出,体现了企业对治污的努力程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简称“治污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和企业自筹,可用于节能减排、设备购买、清洁技术研发等,一定程度体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治污的努力程度。

  那么,经济增长压力会影响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吗?经济增长压力会通过削减环境规制的效用进而抑制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吗?第(4)列和第(5)列被解释变量分别是环境污染程度EG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核心解释变量是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交互项ERG。第(4)列交互项ERG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驱使下,地方政府干涉环境规制对企业治污行为的管制力度,使得环境规制对污染物的治理效果削减,导致污染物排放数量增加,从而恶化了环境状况。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若面临经济压力,确实有不完全执行环境规制的非理性举动,进而阻碍了环境规制治污效用的发挥。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可知,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会抑制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弱化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也可能会降低制造业绿色效率水平。第(5)列交互项ERG的系数符号为负印证了这个猜测。在没有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作用下,环境规制对GFTP的影响系数为0.026,而当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系数值变为0.002(0.028-0.026),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确实削弱了环境规制改善制造业绿色效率水平的积极效应。地方政府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生产热情,企业缩减产出不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政绩不达标又迫使地方官员在晋升博弈中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而地方政府间的占优策略是非完全执行环境规制。由此可知,地方政府偏重GDP增速而忽略环境保护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弱化环境规制管制来刺激经济增长,导致环境问题恶化,进而降低我国制造业绿色效率水平。黄清煌和高明(2016)发现环境规制存在抑制经济数量增长和促进经济质量提升的双重效应,而本文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削弱环境规制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同黄清煌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为保障经济数量持续增长来达成预设经济目标,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强度,造成工业发展质量提升受限。

  七、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环保支持、公众环保意识、政府规模、政府环保重视程度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作用关系,本文将按照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分组,以识别不同分组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制造业绿色效率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设定如下模型(2)来检验该异质性特性是否存在,模型(2)的设定方式如下:

  GTFP=α0+α1GV1*GP+α2GV2*GP+ΓControl+μi+νt+εit(6)

  其中,GV是分组变量(Grouping variable),包括上述提及的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环保支持、公众环保意识、政府规模、政府环保重视程度。本文拟将全部样本按照分组变量划分为两组,来检验不同组间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因而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GP分别与分组变量GV1和GV2交乘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模型(6)中。本文设定的分组变量均是虚拟变量,以地理区域变量为例,若某省属于东部地区,则东部区域虚拟变量EA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若某省属于中西部地区,则中西部区域虚拟变量MW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势和政策倾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普遍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进程和产业发达程度差距明显。本文按照国家行政区划标准,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EA和中西部地区MW两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物质基础,也是提高研发成功概率的坚实保障,因而经济发达程度与制造业绿色效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本文对每个省份在样本期间的人均GDP求平均,然后按照平均值从小到大排列,并将排序在前15位的省份定义为经济欠发达组Ndev,排序后15位的省份设定为经济发达组Dev。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社会力量提高政府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明显。本文对各个省份的公众因环境污染来访次数进行加总,得到每个省份在1998-2016年间的总访问量,接着对总访问量进行从小到大排序,把排序前15的省份设为公众环保支持力度低组Plow,把剩下的15个省份设为公众环保支持力度高组Phigh。公众环保意识高低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其所在地区环境质量水平的高低。本文借鉴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的研究思想,并采用熵值法将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这4个指标的选择意义和定义方式。这四个指标构建成为公众环保意识综合指数,接着按照前面的划分方法,根据综合指数大小将整个样本划分为公众环保意识低组Slow和公众环保意识高组Shigh。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领导官员对经济干预力度越强,对环保工作的干涉力度也越大。本文将政府消费总额除以各省最终消费总额来度量政府规模大小,然后按照前面的划分方式,将全部样本区分为政府规模小组Gslow和政府规模大组Gshigh。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直接影响其所管辖地区的环境治理状况。本文对各省政府每年颁布的地方性环境法规数进行加总,并用地方性法规总数来度量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最后按照上述的分类方式将样本划分为政府环保重视程度低组Glow和政府环保重视程度高组Ghigh。

  本文接着对上述分组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报告在表5。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在东部组EA和中西部组MW的系数值不同。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凭借优先发展红利,经济增长动力足,因而地方政府无需过度干预都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追赶崛起阶段,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还需发挥重要作用。但牺牲环境、资源依赖等粗放型增长方式在中西部地区依然存在,进而不利于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从第(2)列结果中可看出,相較于经济发达组Dev,经济欠发达组Ndev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更高,结果表明了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益于减轻经济增长压力阻碍制造业绿色效率增长的消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去改善环境质量,去开发清洁环保技术,而这些环保支出不会构成政府的财政压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不管在治污资金和治污经验上均面临压力,经济优先发展仍可能是当地政府的首要选择。在公众环保支持力度低组Plow、公众环保意识低组Slow,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公众环保支持力度高组Phigh和公众环保意识高组Slow,这两者的负向关系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和参与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态度和努力程度。公众通过投诉、上访、媒体曝光、网络施压等方式表达环保诉求,公众舆论不仅能约束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松懈举动,而且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上多做努力,进而有利于改善环境状况。Farzin和Bond(2006)也认为公众环保参与和民主监督能提高环境质量。

  在政府规模大组Gshigh,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系数不管在数值上还是显著性上,均高于政府规模小组Gslow。这说明政府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抑制制造业绿色效率增长越明显。政府规模扩大一般是地方政府行政职能管辖范围扩大的体现,政府权力过大既有助于提高领导官员干预经济决策的话语权,也有利于实现官员侧重发展的重点目标,因而当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经济增长压力时,地方政府过度干涉经济进而制约制造业绿色效率提升的影响程度也更大。政府环保重视程度低组Glow相较于政府环保重视程度高组Ghigh,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系数值更大、显著性更高,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能有效减缓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制造业绿色效率提升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不断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强度,地方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并出台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法规颁布增加释放了政府严治排污行为的市场信号,企业为避免严厉的法律惩罚,势必加大对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环境污染物排放减少,有益于提升企业的绿色效率水平。因而,环境法规数量增加对环境质量改善和制造业绿色效率改进均有积极影响。若中央政府不断完善现有的晋升考核体系,有望激励地方政府同时兼顾环境和效率,最终赢得金山银山又能守住绿水青山。

  八、结论性评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内忧外患艰难时期,因而要继续依赖效率增长和质量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我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日益严重,长此以往,必会严重制约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制造部门顺利完成“中国制造2025”行动目标。此外,工业部门也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倒退趋势等问题,绿色效率增长乏力不仅拖累国际竞争力,还会进一步阻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而寻找工业发展质量水平低下的形成原因对我国破除当前难关有积极的指示意义。生态环境作为社会公共物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与环境绩效表现密切相关,从地方政府层面探究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和绿色生产率增长落后的内在机理具有现实和理论基础,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地方政府与工业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利用全国各省份1998-2016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探寻经济增长压力是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环境进而对制造业绿色效率增长产生影响,本文用排污收入、运行费用、治污投资来衡量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环境治理的努力程度,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同时抑制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努力。此外,经济增长压力也削弱了环境治理力度,而环境治理力度能正向作用于制造业绿色生产率。本文也证实了环境规制能显著提高制造业绿色效率水平,而且环境规制是通过引致R&D增加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来促进制造业绿色效率水平增长,支持了“波特假说”。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作用下,地方政府非完全执行环境规制的现象得到验证。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削弱了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效果,且削减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本文发现,在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制造业绿色效率的负向作用效应减弱,此外,公众环保支持增加、公众环保意识提高、政府规模削减、政府环保重视程度提升也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制约制造业绿色效率提高的负面效应。

  因此,为保障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强对地方政府环保考核的基础上,需要增加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监督强度,同时提高对地方环保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使环保部门真正行使环保职权。中央政府也要客观看待地方政府忽略环境重视经济的不合理举动,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目前而言,摆脱贫穷相对改善生态也许更加重要,这需要中央政府和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技术、经验和资金帮扶。社会公众素质水平提高和环保意识觉醒对环境质量改善也至关重要,尤其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普及,社会公众利用移动网络能够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制造业绿色发展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大计,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尤其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要不断调整GDP政绩观,逐步树立起兼顾经济速度和经济质量的新政理念,逐渐建立起以民意施政的绿色科学发展理念,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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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何爱平、安梦天,2019:《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He Aiping and An Mengtian,2019,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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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贺丹、田立新,2015:《基于低碳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He Dan and Tian Lixin,2015,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Based on Low-carbon Economy Transition,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3.]

  [9] 黄清煌、高明,2016:《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質量效应——基于联立方程的检验》,《经济学家》第4期。[Huang Qinghuang and Gao Ming,2016,Quantity and Quality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conomic Growth——Test Based on Simultaneous Equations,Economis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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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制造业发展质量

文章地址:http://www.zhishixueshu.com/jj/14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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