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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做法与思考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经济论文 发布时间:2021-10-18 浏览:

  〔摘要〕“十四五”是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处于低收入组。经过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越来越近,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外,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已经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技术创新引领和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发挥等五个方面,是四省的基本做法。结合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抢抓发展机遇、加强地方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保持稳定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的思考,为我国其他省份迈向高收入阶段提供案例经验参考。

  〔关键词〕发达省份,高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1)05-0112-09

劳动经济研究

  《劳动经济研究》(双月刊),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刊于2013年。本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劳动经济学刊物之一。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瞻性地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已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依照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潜力与稳定性,预计“十四五”期间能够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后在此基础上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1〕。但是,我国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已有部分省市从省域层面迈入高收入阶段,另一方面,即使从总体上迈入高收入阶段,也不意味着各省份都能达到高收入水平。而且,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2〕。因此,对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实践进行总结,对国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习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为国际贡献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与智慧。

  一、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情况

  运用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研究,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发展状况,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①,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从总体上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从省域层面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自治区是在2010年以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河北、吉林、黑龙江、湖北、重庆、陕西等6省、市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省(自治区、直辖市)率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其中,上海市于1998年、北京市于2001年、天津市于2003年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见表1)。表1还表明,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经过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越来越近,一些省、市已经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地区。依据世界银行各年份的收入分组标准,北京、上海、天津于2011年达到高收入水平,江苏于2014年、浙江于2016年、福建于2017年、广东于2018年达到高收入水平(见表2)。这些区域达到高收入水平后,其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没有返回到中等收入的。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门槛,上海用了12年,北京用了10年,天津用了8年,江苏用了8年,浙江用了10年,福建用了9年,广东用了12年。在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省市中,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农业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低,发展基础好,平均收入水平高,尤其是其要素禀赋特征,如自然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物质资本要素、科技要素、结构要素、制度要素是其他省份很难比拟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发展起点与其他省份相差不大,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相似,经济发展都是从低收入水平起步的。因此,总结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地区的实践,对其他省份更有借鉴意义。

  二、迈入高收入阶段省份的成功实践

  基于省域层面的考察发现,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发展起点基本相同。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能够把握改革开放政策的机遇,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持续努力率先脱颖而出。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一)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前提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国民经济的根基,更是吸收就业、支撑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高速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中外大量的经济发展事实也表明,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工业化代表以工业为主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现代化进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可以缩影为工业的发展 〔3〕5-7。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能够率先成长为高收入省份,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从增长速度看,1980年至2019年40年中,江苏省工业增加值由151.22亿元增加到37825.32亿元,增加了249倍,年均增长率为65.2%;浙江省工业增加值由73.71亿元增加到22840.53亿元,增加了309倍,年均增长率为68.4%;福建省工业增加值由29.6亿元增加到16170.5亿元,增加了545倍,年均增长率为77.4%;广东省工业增加值由89.9亿元增加到39398.5亿元,增加了437倍,年均增长率为73.8%;全國工业增加值由2014.8亿元增加到317108.7亿元,增加了156倍,年均增长率为58.4%。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较多。从增长贡献看,1990—2019年30年中,江苏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2年在60%以上,有17年在50%以上,有24年在45%以上;浙江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9年在50%以上,有15年在45%以上;福建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1年在60%以上,有14年在50%以上,有27年在45%以上;广东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6年在60%以上,有17年在50%以上,有21年在45%以上②。这些数据表明,工业化成为这四省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如表3所示,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例看,由于这四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他们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例呈稳步上升态势,尤其是2005年后四省工业增加值之和占全国比例连续15年超过了36%,意味着四省工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而且成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和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的主要贡献者 〔4〕和推动者。

  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经济起飞与世界大国经济起飞的历史相似,都经历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产比重迅速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以及三产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如表4所示,从1980、1990、2000、2010、2020年五个时间节点看,江苏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29.5∶52.3∶18.2、25.1∶48.9∶26.0、12.3∶51.9∶35.9、6.1∶52.8∶41.1、4.4∶43.1∶52.5;浙江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5.9∶46.7∶17.4、24.9∶45.1∶30.0、10.2∶53.3∶36.4、4.8∶51.6∶43.6、3.3∶40.9∶55.8;福建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6.7∶41.0∶22.3、28.1∶33.4∶38.4、16.4∶43.1∶40.5、8.5∶51.4∶40.2、6.2∶46.3∶47.5;广东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3.2∶41.1∶25.7、24.7∶39.5∶35.8、9.1∶46.7∶44.2、4.8∶49.9∶45.3、4.3∶39.2∶56.5。之所以出现这些积极的变化,源于工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和主要阵地。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的发展会带来工业化,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一些新需求、新服务、新业态和新的增长点,既扩大了社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又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和升级。

  (二)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助推器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是通过党的重要会议予以确立和不断丰富、完善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开放型经济。在党的开放政策支持和引导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较好地把握了对外开放的机遇,在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22132户增加到62360户,浙江省由10648户增加到43121户,福建省由18342户增加到31608户,广东省由59040户增加到179268户。四省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国比例由1997年的46.7%上升到2019年的50.4%。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692亿美元增加到11735亿美元,浙江省由271亿美元增加到5007亿美元,福建省由474亿美元增加到2975亿美元,广东省由2171亿美元增加到19533亿美元。四省外商投资企业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47.9%,在2019年为44.4%,略有下降。从货物出口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144.3亿美元增加到3498.4亿美元,浙江省由107.4亿美元增加到3346.0亿美元,福建省由110.1亿美元增加到1202.0亿美元,广东省由759.5亿美元增加到6294.5亿美元。四省货物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61.3%,在2019年为59.2%,连续多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货物进出口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254.7亿美元增加到6295.2亿美元,浙江省由162.5亿美元增加到4472.2亿美元,福建省由192.6亿美元增加到1931.1亿美元,广东省由1325.7亿美元增加到10366.3亿美元。四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59.5%,在2019年为50.4%。

  从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地区货物出口、地区货物进出口等外向型经济指标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都远远走在全国前列,“敢为人先”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条件

  经过1952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 〔5〕359-3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種所有制经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此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反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中,国务院于2005年2月、2010年5月先后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提出要平等准入、公平待遇,逐步为民营企业拓宽准入领域和范围,以期破解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堵点”,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引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其中,率先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民营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发展规模看,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总产值为5773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一,江苏民营经济总产值为55195亿,居全国第二,浙江民营经济总产值为40778亿,居全国第三,山东民营经济总产值为36102亿,居全国第四,福建民营经济总产值为29888亿,居全国第五。从人均水平看,2019年福建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7.59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一,浙江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97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二,江苏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84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三,广东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01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四,内蒙古自治区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4.52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五,湖北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4.22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六。人均水平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的充分性,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包揽了前四,表明其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最为充分(见表5)。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不仅仅民营经济发展规模、发展充分性领跑全国,其公有制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在全国也处于前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地区和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单位数看(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数据),2019年的国有和集体控股法人单位数,广东为42977个,居全国第一,浙江为27740个,居全国第二,江蘇为26892个,居全国第三,福建为17454个,居全国第八。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019年实现利润看,广东省为1343.3亿元,居全国第一,江苏省为1043.3亿元,居全国第四,浙江省为826.3亿元,居全国第九,福建省为353.9亿元,居全国第十七。四省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全国的22.2%。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民营经济唱主角,国有企业却越来越大,事实证明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了“鲶鱼效应”,激活了国有经济的发展 〔6〕。

  从地区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意味着充分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资源,包括区域内外、境内外的力量和资源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既克服了依靠单一力量的局限性,又分散了风险,提高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率先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呈现出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与港澳台经济共生发展、共存共荣的特征。

  (四)技术创新引领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动力

  技术创新是跨入高收入门槛释放经济潜力的主要推动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借助于对外开放利用发达国家、地区的技术溢出和管理溢出获得后发优势。但随着发展差距的缩小和发展阶段的演变,发达国家因保持竞争优势会封锁其关键核心技术转让,使得技术引进和模仿不可持续。同时,跟在别国后面,是实现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此,加强自主创新,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既是突破增长瓶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创新既要有人才,也要有投入。从研发人员投入看,2019年每万人拥有研究与实验发展(R&D)人员,广东省为94.74人,江苏省为111.24人,福建省为65.85人,浙江省为122.00人,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92人③。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看,2019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广东省为2.88,江苏省为2.79,浙江省为2.68,福建省为1.78。除北京、上海、天津外,广东省排名第一,江苏省排名第二,浙江省排名第三,福建省排名第十一。

  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水平,可以由发明专利有效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来衡量。从国内2019年三种发明专利有效数看,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位居第六(见表6),北京、上海位居第四、第五。广东、江苏、浙江和福建四省有效发明专利占全国的48.3%。

  从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情况看,2019年广东、江苏、浙江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位居全国前三,福建位居全国第五(见表7)。四省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分别占全国的53.9%、52.0%。

  2020年,即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动能转换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江苏省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3.7%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7.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6.5%,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1.0%,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37.8%,比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浙江省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3.6%的情况下,高技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6%、9.7%、10.8%和10.2%。福建省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3.3%的情况下,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4.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5.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0%,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8%。广东省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2.3%的情况下,新经济增加值增长3.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5.2%。

  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衡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创新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其增长动能持续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五)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发挥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阶段的重要支撑

  大量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 〔7〕。“圈层结构理论”“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 〔8〕都强调,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带动,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9〕。甚至可以说,中心城市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是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其发展自然构成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中心城市利用自身优势条件吸引企业、社会机构与生产资源、购买力在其有限的空间中聚集、整合,带来人口聚集、产业聚集、规模扩张、系统聚集等集聚效应。三是中心城市通过产业配套、分工与合作,提供就业岗位,以其自身优势产生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协同发展。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看,率先迈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有一个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规模与省会城市相当或超过省会城市。如表8所示,江苏省的苏州经济规模超过省会城市南京,浙江省的宁波经济规模与省会城市杭州比较接近,福建省的泉州经济规模超过省会城市福州,广东省的深圳经济规模超过省会城市广州。与此同时,处于中等收入组的湖北、陕西、安徽、江西,则处于省会城市一家独大的局面。这预示着,由于一个中心城市的能级是有限的,至少有实力相当或实力更强的主、副中心推动,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快。

  在中心城市发展带动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2000年至2019年,江苏省的城市化率由41.49%上升到70.61%,浙江省的城市化率由48.67%上升到70.00%,福建省的城市化率由41.57%上升到66.50%,广东省的城市化率由55.00%上升到71.40%。除直辖市外,2019年广东省城市化率位居全国第一,江苏省城市化率位居全国第二,浙江省城市化率位居全国第三,福建省城市化率位居全国第五,都远远高于60.60%的全国平均水平。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0〕。也就是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城市化走在全国前列,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三、启示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2010年实现了从总体上迈进中高收入阶段,在2014年实现了从省域层面迈进中高收入阶段,而今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在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和发展起点、发展环境大体相同的大背景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率先迈进高收入阶段,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与思考。

  (一)抢抓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除直辖市外的各地区在由低收入阶段向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人口众多但人均收入很低的经济背景,存在大量农业人口、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长期封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背景。在发展起点大致相同的背景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能率先迈进高收入阶段,在于其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外开放、国企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机遇,而不是偶然的成功。江苏的“苏南模式”、浙江的“温州模式”、广东的“珠三角模式”、福建的“晋江经验”,是他们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抢抓机遇、顽强拼搏的生动例证。

  机遇既有规律性又有时间性,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机遇。如曾经一个时期我们鼓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现阶段则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者鼓勵对外贸易,后者立足于扩大内需。两者发展思路完全不同,一个是“客场全球化”思维,一个是“主场全球化”思维。这就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发展理念。但机遇是由人来识别和行动的。机遇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反应迟钝则错失良机。如蔚来汽车落户合肥,迪士尼乐园落户上海,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到其他城市布局。抢抓机遇是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的科学行动,而不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盲动。因此,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而言,都要研究经济发展大势、技术变动趋势、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以及国家方针政策,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当前,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区域一体化发展机遇、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机遇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机遇,尤为重要。

  (二)加强地方干部队伍建设

  事业是靠人干出来的,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地方干部是所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谋划者和推动者,社会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如何,产业布局是否科学,党风社会风气是否清正廉明,人们是否具有干事兴业的积极性,以及能否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是由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水平、担当意识和大局观决定的。另一方面,地方领导班子是一个地方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各项工作的践行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承担者、决策者和实施者,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11〕526习近平指出:“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 〔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 。〔13〕

  加强地方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多管齐下。一是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反复强调,“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并指出要从“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等方面努力,“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14〕二是加强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干部的工作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基础。要想成为一名好干部、称职的干部,加强自我学习和组织培养、培训,二者缺一不可。毛泽东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15〕178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三是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奖惩机制,打破论资排辈,破除能上不能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好激励和鞭策作用,倡导干净、干事、担当精神,激发干部工作内生动力,凝聚干部队伍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四是加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交流力度。欠发达地区干部到发达地区交流、挂职,可以开阔视野,提高能力与水平。发达地区干部到欠发达地区交流、任职,可以带去先进的发展理念,连通政商资源。互派干部拥有“娘家”与“婆家”两种属性,有利于项目对接,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一体化发展。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不断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国有经济在弥补市场失灵、保障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执行国家重大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民营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扩大就业、提升供给质量和促进生产力平衡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形成了中国多种所有制发展的多元混合动力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国内经济发展看,旧中国实行的是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发展停滞不前,并直接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和频遭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从国际情况来看,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独立后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原殖民地国家,也超过了一切实行私有制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超过了从古至今一切实行私有制的国家和社会,其背后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从所有制视角看,一个地方的经济总是由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组成的。每种所有制形式发展得好,整个经济自然发展得好。多年来,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大力优化营商環境,不断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共生发展的关系〔16〕,四省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与多种所有制经济都得到较好发展紧密相连。事实证明,“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协调 〔17〕。

  (四)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

  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列强入侵、战乱不断,中国根本不具备发展的条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也曾由于十年“文革”而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裹足不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但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总体上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策略,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科学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性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了中国产业持续成长和各地区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离高收入阶段越来越近。相反,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导致工业化被中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实现现代化、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只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已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对外科学应对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对美经贸斗争,对内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对外工作、党自身等领域的重大风险,对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完成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这也是习近平反复告诫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的重要原因 〔18〕。从地方经济发展层面看,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还需要防范腐败,尤其是“塌方式腐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避免“一个领导一个思路”,以及做好疫情防控和地方经济风险防控等工作。

  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和潜力,有望在2025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迈入高收入阶段不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标。“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经过13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18〕。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新发展阶段有更大作为,既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多向“领跑者”学习,又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更要准确把握本地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注释:

  ①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年收入低于103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处于1036~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处于4046~12535美元之间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125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统计年鉴整理,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后面使用的数据同上。

  ③根据《202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2020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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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做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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