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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氏家族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研究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教育论文 发布时间:2021-07-28 浏览:

  摘 要:盛宣怀作为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人。其办学的成就与盛世家族长期办学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重教传统密切相关。其祖父盛隆任湖州安吉知县时,主持修复了当地的官办古桃书院,开辟了盛世家族热衷教育之先河,为子孙后辈投身教育事业提供了长久的激励。其父盛康则在盛氏拙园义庄内兴办义学,将读书致用、砥砺德行作为受教育者的最高追求。盛宣怀充分汲取了先辈的教育思想和经验,不断探索新型的办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教育改革,为培养当时社会亟需的新式人才和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盛氏家族;教育思想;盛宣怀;办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1)03-0036-07

教育政策观察

  《教育政策观察》集刊是以研究和评论当代教育政策实践与理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性集刊,旨在为国内外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对话平台和交流园地。

  盛宣怀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人。在其一生中,先后策划、创办了北洋大学、南洋公学和诸多实业学校,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大学章程,率先创设近代的三级学制,并派遣、资助大量学生出国深造,为清末兴起的洋务事业和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和转型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其之所以在办学实践中取得一系列成就,并提出了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从纵向来看,与盛世家族的重教传统和长期办学积累的丰富经验密切相关。本文将分别对盛世家族祖孙三代的办学历程和相关的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以还原盛世家族为清末民初的教育事业所作的不懈努力,并由此窥知我国近代办学形态的历史变迁。

  一、 盛隆对盛氏家族重教传统的开辟与书院办学

  盛宣怀的祖父盛隆(1786—1867),字树堂,号龙溪居士,是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在浙江任职将近30年,历任安吉、太平、长兴、德清、孝丰、归安、山阴知县,后任海宁州知州;在任期间洁身自好、勤政爱民,有着严正的自我操守,曾在县府中悬挂楹联一副,云:“不循情、不爱钱、一副冷面皮,但知执法;勿衿才、勿使气、满腔热心血,总期无刑。”[1]盛隆是一位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族中德高望重,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家族影响力,在其主持之下,盛氏族谱得以重新修订。族谱中包括十四条《宗规》、十四条《家训》和十八条《教约》,在这些族规、家训中,处处能够看到对儒家“忠”“孝”观念的推崇。盛隆晚年居故里,对地方公益充满关怀,编撰了《人范须知》六卷,以引导同族后学。《人范须知》中设立了诸多为人处世的规范,不仅仅为引导族内子弟,同时也可规劝世人。盛隆在盛氏族训中,一方面倡导了传统儒家行义济民的主张,如《龙溪盛氏家谱》中言:“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2]又言:“积善之事无尽,随时随事随心而行之。”[2]《人范须知》中专设《施济》《救荒》两节,通过陈述前人的赈济事迹,突显了盛隆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对家族子弟教育的谋划,自宋、明以来,家族教育作为官学体系的重要补充在江南望族中兴起,在维护家族伦理和培养科举人才的目的外,还承担着族风化育、普及文化知识的功能。《龙溪盛氏家训》中特别提到:“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3]家族教育专为科第而设的功利目的被打破,扩展为“变化气质”“提高素质”等人文功能;且“不问贵贱、贫富、老幼”的家族子弟都能通过读书变得高贵。这种平等精神显示了盛世家族在教育上的远见和进步的理念,使得教育逐步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家族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从单一向多元转变,体现出“各业皆本”的思想,盛隆在《人范须知》中提出:“子弟七八岁,无论敏捷,俱宜就塾读书,使粗知义理。至十五六,然后观其质之所近与其志向,为农、为工、为士,始分其业。”[3]意谓子弟可以根据不同的资质和志向来选择职业,并未将人才的出路局限于通过科举考试进而谋取功名的桎梏中,显示出教育观的灵活和务实。

  盛隆任湖州安吉知县时,曾经捐廉三千金,主持修复了当地的官办古桃书院。古桃书院在清乾隆八年(1743)由安吉知州刘蓟植创建,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盛隆在《重建古桃书院碑记》中记载,古桃书院“岁久失治,日就倾废”,后来甚至“颓垣片瓦无一存者,盖已成荒址矣”,其慨叹:“若更少待焉,将荒址亦不可复识。”[4]他坚持完成了书院的修葺,并模仿北宋理学家、教育家胡瑗的教学方法设置了经义、治事两斋。这对书院的延续和当地官学的振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盛隆由读书中举而入仕,尤晓书院教育之重要性,其在《重建古桃书院碑记》中明言:“书院之废兴,关乎人才之盛衰,视今日务计无急于兹者。”[4]又手制楹联云:“博济敢矜言,无愧广厦万间,为寒素栽培子弟;立达祇默喻,矢此婆心一片,体国家养育人才。”[5]从书院的发展历史来看,清代为书院办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颁布了诸多优惠政策,集中地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等资源,在各省省会设置重点书院,由此引领地方各级书院的发展,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创建和兴复的书院达到5 836所,基本在城乡普及,而地方官办书院的创建、修复、筹资、聘师、招生等工作的展开多依赖各级地方官。盛隆亲力亲为重建古桃书院,既可视为当时书院繁荣的一个缩影,又是其投身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办学除了为科举选拔人才外,一直以崇尚学术、开放自主为追求,力求做到“上则开来继往,为圣贤不朽中业;次则砥节砺行,为豪杰有用之才;即等而下之,而仅仅以科举之学自奋,亦必经明行修,文章尔雅,不愧为读书种子,而后可不愧为书院之士。”[6]在这里,传统知识体系得以承传,新学的萌芽也在不断滋长,对社会价值信仰的建构和国家思想文化的变革均影响深远。盛隆在古桃书院的办学经历既是其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环节,也开辟了盛世家族热衷教育之路,为子孙后辈投身教育事業提供了诸多经验和长久激励。

  二、盛康的义庄办学与致用向善的理念

  盛康(1814—1902)字勋存,号旭人,晚号留园主人,为盛隆次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工部主事,历职安徽庐州、宁国、直隶等地的知县、知府。咸丰年间(1851—1861),盛康任湖北督粮道、武昌道兼布政使、按察使,后任浙江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常州学派注重求实致用的学风和多与经济部门相关的为官经历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之形成了留心世务、讲究实效的思想倾向。盛康曾言:“为学不骛章句,必蕲于致用。”[7]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他广搜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士人的经世文论,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续编》,共收录文章2 085篇,涉及改良派、维新派等各派官员的奏折与时论,汇集了诸多先进知识分子“割除旧弊、师夷长技、求实致用”的主张。其致力于实务、实业的思想和擅长理财的能力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赞赏,在湖北任职期间,李鸿章在湖北奉命围剿太平军,盛康辅助其处理后勤军务,二人由是交善,为盛宣怀之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从事洋务活动提供了契机。

  盛康由进士入仕,自然希望诸子以科举之学自奋,不过,因为身处变化的时代和经世致用的理念,其对盛宣怀的教育十分开明,并不强求他走上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的“成功”路径——科举之路,而是致力于实事求是、因材施教。盛宣怀自1866年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后便在科举上屡屡碰壁,盛康并未加以责备,而是发现了盛宣怀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兴趣和才能,其鼓励盛宣怀学习实学,并提供了一系列机会让其了解社会现实、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引领盛宣怀逐步走上创办实业的道路。

  盛康的办学实践主要在盛氏家族内部。1868年,其为完成盛隆的遗愿建立的拙园义庄,位于盛氏光禄公支祠内,支祠东为人范书院,是义庄内兴学之地。义庄体制最早由北宋范仲淹首创,是宗族设立,用来赡济本族贫困族人的田庄,由庄祠、义田、祭田、学田组成,是一个兼有赡养、救济、祭祀和教育等职能的综合机构。道光四年(1824),盛隆在浙江任上时便有设立义庄的构想,但因祭田数量有限、局势动荡,只能搁置作“守先待后之一道也”,他在《义庄录》中详细论述了筹置产、筹经管、筹支给、应行未行事宜、现行事宜等五方面的内容,为盛康最后建成拙园义庄提供了理论准备。根据《龙溪盛氏宗谱》记载,盛康在同治八年(1869)“遵遗命,建立义庄,续置田并续田一千余亩,祠墓祭田一百余亩,呈请奏资立案,又续捐赠读书田三百余亩”[8]。从读书田的份额来看,人才培养是拙园义庄极为重视的职能,在义庄建立之前,盛氏宗祠中原有蒙学机构,主要培养学生粗解文义、熟知伦常,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人范书院建成后,相当于设立了更为专业化的经学馆,致力于根据学生所长培养科举或实业人才。《人范书院记》中记载:“书院选拔族中俊秀子弟,延聘经明行修的教师授课,期许后辈能够‘刻励奋兴,咸归于范。其处也,束修自好,砥砺廉隅,不失为读书种子;其出也,通经致用,显亲扬名,为宗族光宠。”[9]225近代苏南富庶地区的家族义庄多有经、蒙二馆,实行经学、蒙学的分段式教学,具有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拙园义庄可为其中一典型代表。

  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拙园义庄族学一直将读书明理、砥砺德行作为受教育者的最高追求,在人范书院中悬有匾额云:“师道立,善人多。”盛康也明言:“吾宗罕知读书,是院之设,非徒欲博取功名也。祇愿吾宗多一读书人,即多一善人。凡肄业其中者,互相砥厉,同归于善,庶不负余之厚望也已。”[5]在这一教学宗旨的影响下,慈、善兼济的理念成为盛氏子弟立身处世的准则之一,在盛康之子盛宣怀的一生中体现得尤为显明。族学本身也是为家境贫寒的族中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和经费支持的慈善机构,为了鼓励资质优异的平民子弟完成学业走仕进之途,拙园义庄会采取多样的助学形式,如为学生提供束修钱和考费资助。束修钱是学生向教师支付的报酬,义庄“每斋岁定束修钱十二千,分蒙馆四季致送”[9]226,减轻了贫寒子弟的学费负担;考费资助则是为应对学生赴考过程中的各种开支,如路费、卷资等,义庄会面向所有的应试子弟发放,以此消除学生在经济上的顾虑,鼓励其积极应举,为自身和家族博取荣誉。拙园义庄的办学历程是盛氏家族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看到地方士绅阶层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指引下对地方公益事业的重视,家风承袭使盛宣怀较早地参与了各种形式的赈济活动,为其后来投身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盛宣怀的新型办学模式探索与国际化视野

  盛宣怀自幼受到家族重教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被卷入“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不断探索新型的办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教育改革,为培养当时社会亟需的新式人才和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充分汲取了祖父、父亲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又不被其祖其父的经验所束缚,站在时代的前沿,为盛世家族的教育理念和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盛隆与盛康均为科举出身,虽然秉持着“各业皆本”的先进思想,鼓励子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志向择业,但对科举之学仍保有维护的心态。盛宣怀则只在常州童子试中中过秀才,在同治六年(1867)、同治十二年(1873)和清光绪二年(1876)的三次乡试中都名落孙山。事实上,在盛宣怀所处的时代,科举制度已极为僵化,消极影响远远超过了积极影响,难以承担为国家选拔合适人才的任务,故其很早就绝意科举,并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力主改革当时的人才选拔方式。他还参与编辑了盛康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注对盛宣怀影响甚深,推动其最终选择了实业道路,全力以赴投身洋务运动。

  同治九年(1870),盛宣懷经杨宗濂推荐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担任机要秘书一职,很快凭其讲究实效、精明强干的行事风格得到了李鸿章的欣赏,其“实业强国”的理念也与李鸿章高度一致。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盛宣怀追随其赴天津,开始经办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宗旨的洋务事业,很快便在洋务集团掌管的船、煤、纺三大企业中获得了卓越的成绩,成为了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在洋务事业的长期实践中,本国专业人才的匮乏和受制于洋员的局面使盛宣怀深深感到兴办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之清醒地看到了教育变革对国家富强的直接推动作用。他上书言:“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方,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几十余年,灿然大备。”[10]而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培养科举仕进人才为目的,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盛宣怀认识到国家实力落后的原因,言:“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挈长较短,断乎不能。”[10]其通过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办学实践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树立起诸多成功的办学样本,成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具体包括实用人才的培养、管理模式的革新和留学生派遣等方面的成就。

  首先,盛宣怀秉承了盛世家族一贯的教育主张,突出人才质量的实用性标准。其在经营洋务事业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因外语能力和专业技术的短缺造成的困顿,感慨“本大臣不谙文理,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11]213,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盛宣怀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该学堂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一年后,其又在上海筹办了南洋公学,与北洋大学堂形成了地区和专业上的互补。在教学内容上,两所大学都设置了众多教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课程,以培养当时国家急需的人才,并撤销了传统教育中为科举而设的一些课程,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贴,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奠定中国高等教育崇尚科学、求真务实的教育理念。如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分设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个学门,每个学门均包含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包括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按照学门的不同分别设置,包括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等,以培养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南洋公学则模仿法国的国政学堂,设置了法律、外交、政治和理财等课程,致力于培养新型的从政人才,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明言:“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12]85并“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让学生接受专门的师范教育。这些学生是中国近代首批师范生,不仅直接为南洋公学各个层级的办学输送了师资,且成为民国以后众多学校师资的后备力量,对我国近代教育的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参照世界各国办学的先进经验,盛宣怀开创了高等教育的近代管理模式,并建立了我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的学制体系。管理模式的革新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办学章程中,在筹建北洋大学堂时,盛宣怀与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商议,向政府呈递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提出仿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管理方式,将学堂分为“头等”和“二等”两个阶段。“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为头等学堂提供生源,其提出“拟请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才。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12]49,实则确立了大学的四年学制,一直沿用至今。在课程设置上,头等学堂的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基础课为各学科的学生必修,专业课则根据学科的不同分别设置,“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11]216,这一课程修习模式也与今日的大学本科十分接近。在管理体制上,“头等学堂章程”还开创了行政、教学双轨制的管理方式,行政工作由总办处理,“所有学堂一切布置及银钱各事均归总办管理”[11]215,教学工作则由总教习统领,“所有学堂考核功课,以及华洋教习勤堕(惰),学生去取,均归总教习管理”[11]215。另外还专门制定了校园、设备、图书、经费等方面的管理规定,体现出盛宣怀周全的思虑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北洋大学堂成功的管理模式很快成为各省高等教育仿辦的范式。与北洋大学堂相比,南洋公学的建立在学制上有了创新,其于1897年率先成立的师范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教育机构,标志着现代早期师范教育的发端”。[13]除相当于大学本科的上院、师范院外,盛宣怀“提前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14],相当于现代的小学,由师范院的学生教授,外院之上设置中院,在师范院内分班授课,可为上院直接提供生源,又可作为师范生实习的场所。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云:“外院之幼童荐升于中、上两院,则入室升堂,途径愈形其直截。”[15]描述的正是这一构想,由此,中国近代集大、中、小学三层教育于一体的学制结构初步建立,加上师范学校,构成了一个逐层递进、完备有序的教育体系。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壬寅学制”,整个教育格局被分为直系和旁系两大部分,直系分为初等教育阶段、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三段,旁系则包括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两部分,则是受盛宣怀办学实践的直接影响。

  再次,为拓宽人才视野,缩短中西方教育成果的差距,盛宣怀还大力倡导出洋历练,重资派遣了多批留学生赴欧美、日本等国深造。其提出“一齐人傅,不如置诸庄岳,是以派遣出洋尤为要著”[16],因为只有置身于发达国家之中,“躬验自治,专门肆习,乃能窥西学之精,用其所长,补我之短”[17],不仅可以广泛深入地汲取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而且弥补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缺失。北洋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开展留学教育的大学,1901年,8名毕业生被资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是我国近代第一批出国深造的大学毕业生。同样,南洋公学也是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机构之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间,南洋公学共向日本和欧美各国大学派遣七批共47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归国之后,大多成就斐然,不仅及时补充了我国高等教育师资及科研力量,且凭借各自具备的专业知识,在推动民族工业进步、财政经济制度建设和外交、司法事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如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材料学先驱胡振渭、矿冶学家王宠佑、“中国合作运动之父”薛颂瀛、人口学家马寅初、外交家王正廷、法学家王宠惠,等等。这一阶段留学教育的良好成效与盛宣怀推行的先进管理体制和严格的教学方针密切相关,在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教科书、授课内容、课程编排、学习资料和学制等方面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参照,且在教学中“用英语教材,用英语讲课,用英语答题、答考卷,用英文写实验报告”[18],使学生在国内便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在国外阅读外文杂志和学术论文时能够十分顺畅,可以快速地进入研究状态。国外的大学对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十分认可,“北洋毕业生自第一届起,可以迳行进入美国各著名大学之研究院”。[19]学堂还专设“留美学堂监督”之职,由专人带领学生出国,监督他们的学习,并安排学生的膳食、住宿、医疗和助学金的发放等,使学生能够专心学业、踏实奋斗,由此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海外留学生。“鉴于对教育事业的看重和对母校的热爱,他们在归国后也为北洋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推动该校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20]南洋公学在留学生选派资格、学业管理和回国任用等方面也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与留学生订立归国任用协议、延长留学年限等。当时速成留学之风兴盛,而南洋公学的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的时间至少四五年,长者达到七八年,在获取学位后,还须到各国参观实习,为留学生回国后有所作为提供了必要的知识、阅历储备。有研究者在考察中国欧美留学生的求学情况后称赞盛宣怀:“以南洋而论,欧美留学者不下数十,类皆刻苦励学,志趣不凡,较之别处学生其声价不言而喻,将来成就安可限量,推起源非大人开风气于先,安克征此中国一线生机。”①事实证明,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盛宣怀推行留学教育的目标是期望毕业生“学成回华,任以路、矿、铁厂、银行各要政,渐可不借材(才)异地,授柄外人。目前虽靡费巨资,将来可收实用”[17],其理念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

  由盛家三代的辦学历程和教育思想可以看到,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和为国效力一直是盛氏家族孜孜以求的事业,求实致用更是其共有的教育理念。从盛隆开始,引导学子科举仕进便不再是办学的唯一目标,通经致用、多元发展成为了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到盛宣怀时期达到了高标。同时,作为封建官僚体系内成员,盛氏三代在办学过程中有着政策和经济上的双重便利,使得兴学报国的抱负能够不断地被付诸实践。在一代代的努力之下,家族的办学资源和办学经验不断积累,对盛宣怀在教育领域持续探索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盛世家族作为江南地区的教育世家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办学实践在清末至近代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注释:

  ①刁承祖,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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