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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聚系统论”创新“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方式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科技论文 发布时间:2020-07-10 浏览:

  内容提要 模块网络化兴起、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孕育和地缘格局变迁给中国带来机遇与挑战,创新并优化“一带一路”建设方式确有必要。“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转向“再生产循环相统一”的“集聚系统论”,即依据模块网络化原理,将内外一体化大市场与延伸至公共服务的全产业链结合为整体系统来考察,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与世界经济的空间格局、发展走势和生产演进特征相对接。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聚焦中心市场,依托多层次区域生产网络,打造国内转型升级战略重心区,建构“多式联运港区城”差异化支点,并基于此架设“枢纽-干线-网络”高速通道体系,以及通过创建层级网络公共治理体系,来定制化供给国际公共服务。

  关键词 集聚系统论 模块网络化 “一带一路” 高质量建设方式

  〔中图分类号〕 F113;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20)06—0038—12

  《决策咨询》是全国部分省(区)市决策咨询工作联系网络网刊,是决策咨询工作实践性和学术性的综合科技期刊双月刊,由四川省农业科技顾问团办公室主办。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六年,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十三五规划”等重要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围绕“六大经济走廊”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经由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及部分民营机构的共同努力,取得显著建设进展。然而近年来,时代背景变化与初步实践存在的局限性也提出优化“一带一路”建设方式的迫切要求。

  1.现实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科技革命、中美经贸摩擦等时代背景快速变化,给“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严峻考验。

  首先,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适应并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机制确有必要。这一生产方式起初在利用模块化技术来提高市场响应能力的跨国公司内部孕育,但随着时间、竞争、专业化要求、成本等压力的攀升,跨国公司外包非核心环节而形成网络组织,由此使模块网络化成为社会生产方式。随着对自身专业化及敏捷反应要求的提升,模块厂商不断向上游供应商提出越趋定制化及快速响应的需求,使其累积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典型消费特征;而当需求异质化的压力上升时,模块可以进一步流程分解,并循环往复。可见,模块网络化是有助于促使分工深化、技术创新、专业化水平提升的新兴生产方式及不断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它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也预示着世界经济进入新时代。

  其次,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突飞猛进,融入并抓住时代机遇对中国而言是重大使命。随着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分散生产的并行协调、广泛而复杂的供求对接等为信息技术革命创造广阔的应用空间,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科技等发展迅猛,并不断应用于科研、生产、服务等各领域。更进一步,随着创新演化,人的心智开发越趋重要,生命科学、医学医疗、生态与环境科技等领域技术变革悄然兴起。当前,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再一次实质性地改变劳动工具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势必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并重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城市运行、国家运作、全球联系,及其政治与思想上层建筑。在模块网络化新兴生产方式基础上,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将更具颠覆性,影响范围也更为深远。

  最后,深处世界经济旧秩序,中国和平崛起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中国的供应链分布、新科技产业发展潜力、国家属性等,与拥有国际货币、能源、军事、科技、文化等霸权的国家之间形成利益冲突。2008年后,美国实行了三轮QE(即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截至2014年美国退出QE,大量美元涌入中国。在美国收紧货币、美元币值攀升、能源价格暴跌前后,台湾反服贸运动和香港“占中”事件相继爆发,人民币贬值压力大增,股市暴跌,资金外逃。随后,中美由贸易摩擦升级至贸易战,期间出现香港反修例冲突、华为被制裁等等;直至2020年1月,两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紧接着新冠疫情在春节前后的长江经济带枢纽节点武汉爆发。可见,面对外部冲击与不确定性不断加强的局面,中国不得不在复杂形势中寻求崛起与复兴,如何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成为中国的迫切选择。

  2.围绕“流通”展开的理论基础存在局限性

  由于涉及跨国经贸活动,“一带一路”概念提出前后,学者们最先主张交通设施及贸易连接;其次,贸易促进、投资选择、便利化水平测度及其优化成为又一重点建设领域;进一步,学者们运用投入产出法、GVAR模型、GTAP模型等工具,实证测度了交通、贸易、投资等“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除了从双边角度考察经贸关系,国际经济理论向区域或整体研究视角延伸,其一是区域一体化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认为“一带一路”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合作将促使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实现“共赢共享”。其二是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理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产业及价值链升级,如在以中国为联结枢纽的全球价值链“双环流”特征下,中国可以从嵌入欧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转换为自我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兴起,从而实现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此外,将国际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空间经济学等相结合,为“走廊”“通道”“支点”建设方式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可见,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为“经济走廊”“要素、商品等互联互通”“以点带线到面”的建设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结合地缘因素及国家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表现为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和“五通”。但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理论支撑主要是新古典框架在资源跨国配置、区位与空间等领域中的应用,聚焦“流通”是其典型特征。而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性,围绕“流通”展开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践存在较大局限性。

  首先,新古典框架建基于成熟的市場机制,而“一带一路”沿线普遍市场机制残缺,即使关注流通,重要的是难以驱动生产响应。新古典框架在严格假设基础上,不管是生产者行为还是消费者行为,都内化为对价格机制形成相应反馈,从而问题的核心聚焦于市场均衡,即交换、流通环节。当涉及跨越国界,就关注软硬件跨国联通、进出口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及可能的均衡;区域与空间经济理论也是在创造联通环境中考察流通枢纽的意义。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普遍市场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体系残缺,即使消费者能够在需求与预算约束权衡中进行选择,而生产者往往难以做出有效的生产响应,或者组织生产的成本高昂,从而使均衡论证再完善也难以付诸实践。由此,围绕“流通”展开论证,没有抓住“一带一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据此理论进行“互联互通”建设,即使消耗大量投入,也难以驱动生产响应,从而尽早收获经济效益。

  其次,模块网络化、新科技革命使生产领域的变革突飞猛进,也为落后地区驱动生产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然而围绕“流通”展开的理论基础难以将之纳入分析框架。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兴起,表明社会生产分工加速深化时代的到来,局部模块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足以奠定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独特地位;而专业化水平提升有赖于人才、科技等非自然资源的投入,其产生没有捷径,除了外部流入,更主要的是公共治理创新以培育和开发。这为相对落后地区指明了可行发展路径,即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阶段,不需要发展全产业体系,而可以将公共治理、生产、流通、市场紧密联结,寻求局部突破。然而,围绕“流通”展开的理论基础难以将生产方式的多元突破纳入分析框架,或者引入新制度分析框架、新增长理论等进行补充论证,但难以体现系统关联性,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想象与设计空间。

  最后,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一中亚一西亚等六大经济走廊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地缘关系较为复杂的地区,市场容量小、建设量大、投资成本高、风险多元,短期不易形成显著的联通经济效应,势必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推进。目前,“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围绕六大经济走廊展开,也在向非洲、拉美和大洋洲等地区延伸,开放性是其重要特征。在“流通”理论指导下,促进多层面互联互通成为主要建设内容。但是,在广袤地区建设软硬件联通设施,极其耗费资源;沿线地区发展水平低下,能够参与投入建设的能力有限;建设带来地缘格局变化,能否取得东道国与国际社会的认同,存在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大,侵蚀到既往建设成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一是使局部的互联互通建设达不到市场整体联通效果;二是互联互通即使达到一定程度,有限的市场容量也难以实现可观经济回报;三是全面互联互通建成是耗时漫长的过程,此前商业价值有限势必影响支持力量的参与,甚至带来反对声音增多,从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全局。创新与优化“一带一路”建设方式成为必要选择。

  2018年8月27日,习总书记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建设成为崭新课题。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围绕“再生产循环相统一”的“集聚系统论”,即与世界经济的空间格局、发展走势、生产演进特征相对接,聚焦中心市场,依托区域生产网络,打造国内转型升级战略重心区,以“多式联运港区城”支点为依托架起全球化市场互联互通的高速通道,并创新定制化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由此利用市场机制驱动“一带一路”的自组织建设。这对于中国在资源相对有限背景下应对时代挑战、在开放与转型协同过程中实现和平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和意义。

  二、基于“集聚系统论”的“一带一路”建设思路

  “集聚系统论”提供了从整体、系统、演进角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其形成自组织机制并实现累积强化发展的理论指导,从而使“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现实基础。

  1.转向“再生产循环相统一”的“集聚系统论”及其内涵

  从全球格局来看,除了欧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大多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发展水平低下、内外形势复杂的经济体,将“生产、流通、消费”的再生产循环相统一,并结合时代背景的特征创新理论基础——“集聚系统论”,是探究“一带一路”建设可行路径的必要前提。与空间经济学关注产业聚集点有所区别,所谓“集聚系统论”,就是将集聚的相关因素和经济活动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建立起生产、流通、消费相联结与互动的分析框架,进而跟当前世界经济的消费市场格局、产业发展走势以及生产演进特征相对接的方法论。

  第一,集聚理论构成基本分析框架。在市场潜力大、运输成本低、生产可流动性强的条件下,收益递增效应使集聚达到突变点后以自组织的方式累积发展。市场潜力涉及消费环节,运输成本涉及流通环节,生产可流动性及其聚集涉及到生产,由此,将集聚点放到包含影响因素的系统或整体中去考察,实际上构建起生产、流通、消费相统一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表明,生产的聚集及演进,需要由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作为消费支撑,并提高通达程度继而实现要素与商品的流动便利,三者不可分割,是再生产得以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二,在系统视角下,集聚具有中心地与分工网络共生演化的空间特征。集聚既是生产聚合的过程,也成为生产行为及其主体——人集中的空间形式。当达到一定规模,即形成城市。人类社会生产的演进,就是生产分工不断广化与深化的过程。随着最终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中间环节不断独立化、产业化,由此再层级分工递进,分工深化构成产业演进的最主要方式。分工深化机制表明,一方面,衍生的新兴中间环节与所属各层级最终产品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分工联系;更重要的是,新兴中间环节的衍生取决于所属各层级最终产品的生产规模,即所构成分工网络的范围。结合集聚机制,以及受中心地租金成本影响,高盈利、高租金承受能力的新兴生产更易占据中心地,并将低盈利、低租金承受能力的传统生产挤出中心地;分工关联但无法远离中心地的相关生产聚集在中心地周围,形成城市群;分工关联但能远离中心地的相关生产分散到世界各地,与中心地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分工联系,构成支撑中心地新兴生产发展的分工网络。由此,因新兴生产与层级关联分工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中心地作为新兴生产的集聚空间与所关联分工网络之间具有共生演化的本质属性。集聚的这一空间特征表明,中心地、城市群、分工網络、全球分工体系之间并非相互分立,而是内在紧密关联,只有依循集聚与分工的互动规律,才可能找到可行的国际合作路径。更进一步,“一带一路”沿线各空间并非同质且无需并行开发,从所处分工网络的功能性地位与角色出发,针对中心地进行重点突破,就能起到辐射周边及所在分工网络的作用。

  第三,与世界市场的空间特征相对接。“集聚系统论”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结合世界市场整体空间特征来进行经济地理设计。首先,庞大的消费规模才可能驱动庞大的生产体系重构,与大市场联结是必要前提;其次,多元、多层次的市场联通才可能保障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拉动;最后,对于类似中国内外贸曾经分离发展的国家而言,打破内外市场区别,强化内外市场的一体化、扩大化、通达化,对于地区产业集聚而言至关重要。

  第四,与世界产业发展特征及趋势相对接。经历多次科技产业革命,从消费品的生产,到资本品的生产,再到生产性服务的独立化、专业化,生产系统变得越趋复杂;分工形式也从产业问分工,过渡到产业内分工,继而到当前阶段东亚地区呈现产品内分工的发展特征。只有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分工才可能不断细化、深化,并表征产业演进的高度。“集聚系统论”的内在要求之二是与当前时代产品内分工越趋上升为全球分工主导地位,同时产业内分工、产业间分工在不同地区各有分布的特征相对接,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孤立于历史之外,而与时代演进走向相一致。

  第五,与生产分工演进阶段相对接。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其一,使生产流程分解为专业化模块,并组成网络组织协同应对异质消费需求变化,分工深化为以信息、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产业革命开辟路径。其二,随着模块厂商对专业化程度、敏捷反应要求的提高,其自身一方面对公共服务产生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难以自我供给,从而转向从外部市场获得;特别是随着创新、继而心智开发越趋重要,围绕人力资源的培育、培养、开发、“干中学”等需求大幅攀升,继而产生对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大规模公共服务的异质化需求,并且,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传统的供给方,受专业化能力、成本压力等因素影响难以全部独立供给,由此,异质公共品生产同样面临模块分解、网络联结的组织重构、继而提高供給效率的过程。“集聚系统论”的内在要求之三在于,有必要结合生产分工演进到利用模块网络化机制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继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当前阶段特征,创新公共治理,发展延伸至公共服务领域的全产业链,从而为落后地区在市场不完善形势下驱动生产者行为提供破解之道(如图1所示)。

  图1 “集聚系统论”的内涵

  可见,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市场机制不健全、生产基础薄弱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现实情况,即使设计高水平互联互通,也难以有效驱使生产响应并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效果。而“集聚系统论”将空间经济学的集聚理论拓展到整体层面,将生产、流通、消费的再生产循环相统一,特别是将生产变革继而公共治理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结合世界经济的空间、时间、生产演进特征,构建起系统、动态的分析框架,由此为复杂的“—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指引。

  2.基于“集聚系统论”的“一带一路”建设原理

  在“集聚系统论”指导下,“一带一路”的建设原理在于,通过开放与转型相协同,驱动市场联通与地区产业集聚的互动循环,由此形成可持续并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首先,对于“一带一路”整体及局部地区而言,需要拓展及对接内外一体化的大市场,实现软硬件联通,由此为相关集聚点嵌入整体分工体系创造条件。其次,不同地区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及开发潜力,选择发展异质产品产业链及其关联产业,在大市场效应下扩大生产规模,驱动模块网络化机制发展,促进技术创新与分工深化,由此奠定国际分工地位。由于关联分工的空间转移,以及同一产业链中不同异质生产环节要求空间临近以最大程度敏捷响应,因此,当异质产品生产及分工达到一定规模与水平、并分布于区域内时,形成区域生产网络,相关异质生产环节以高度协作的方式满足世界市场大规模消费需求。再次,不管是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是发展新型生产所需要素资源储备不足,都可以通过公共治理的创新,提供异质产业发展所需公共服务;随着创新重要性的上升,围绕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服务需求攀升,更需要提高定制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效率。最后,从整体、区域及各地区不同层面而言,分别形成不同表现形式的全产业链,即产业环节联结的形式不同。公共服务创新支撑异质产业聚集继而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方式决定,形成自主转型升级机制的全产业链具有定制公共服务、初级及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的基本联结结构。“一带一路”跨越国界展开建设,由此需要不同层级的国际公共服务供给。需求拉动、定制化供给、敏捷响应、网络组织是全产业链运作的重要特征。

  3.基于“集聚系统论”的“一带一路”建设总体功能架构

  “集聚系统论”将生产、流通和消费作为整体进行考察,从而可以将世界经济当前阶段背景与特征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总体功能架构的设计指明方向。

  第一,中心市场是驱动“一带一路”整体建设的主要需求源。没有需求拉动,再生产循环难以持续往复进行下去。“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仅牵涉局部地区的发展,而是延伸到广袤的世界市场。扩大消费需求规模的首要条件是定位中心市场,并将“一带一路”所涉及生产体系最大程度与中心市场异质需求相对接,由此提供庞大生产流通体系运转的强劲消费驱动力(如图2所示)。

  第二,区域生产网络是服务于中心市场的重要生产支撑平台。世界经济演进到当前时代,中心市场一方面消费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主要是高盈利、高租金承受能力的新兴生产或服务的聚集所在地,因而,盈利能力和租金承受能力较低的生产制造就趋向于空间外移。其一,距离中心地越近,越容易供给产品,中心市场的强劲消费力对关联生产制造具有空间吸引力;其二,模块网络化的兴起使敏捷响应成为越趋重要的生产要求,即缓慢的生产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这就要求产品能够快速抵达消费市场,在软硬件流通条件不够便利的情况下,距离临近是重要应对方式;其三,中心市场的大规模消费需求,使服务于中心市场的生产制造能够集聚到较大规模,在模块分解、分工深化过程中越趋向于形成区域生产网络,分散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异质厂商分工协作,以敏捷响应中心市场的异质消费需求。由此,与中心市场流通便利或距离较近的区域生产网络将成为服务于中心市场的重要生产支撑平台。

  图2 基于“集聚系统论”的“一带一路”建设思路

  第三,新科技革命趋势下,战略制造核心区域成为“一带一路”整体拓展与国家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在更高程度联结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也为大规模科技创新、模块分解和分工深化创造条件。其一,新科技革命的突变性爆发依赖于可观的生产、服务与消费规模;其二,新科技革命所依赖的研发、创新继而人的心智开发等要素并非自然资源,而需要依托大规模、高效、定制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以进行后天开发;其三,仅凭市场自发作用累积科技研发等新型要素,进而催生科技产业革命将是耗时漫长的过程。因此,配合“一带一路”整体拓展及国家转型升级需要,有必要培育战略制造核心区域,既具备可观的生产与消费规模,为大范围分工深化、新科技革命孕生提供产业基础;又创新公共治理,为酝酿科技产业革命爆发提供服务与支撑。不管是缺乏产业规模,还是缺乏公共治理创新,都难以承载培育新科技产业革命的使命。

  第四,开发潜在市场为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除中心市场外,开发并扩大潜在的全球市场规模有助于为全球产业链运转提供助推力。欠发达地区具有发展空间与潜力,构成重要的可开发市场;分工向欠发达地区扩展,也为先进产业衍生提供支撑。欠发达地区由于既有需求规模有限,难以成为驱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力量,但在助推全球需求规模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将为“一带一路”建設提供可持续拓展的重要支撑。

  第五,差异化支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环境复杂,各地开发成本高昂,分散投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导致所需应对的风险攀升,构建互联互通通道途经过多节点时,出现中断的风险加大。因此,对投资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中心地或功能性地区进行重点开发,有利于促使集聚效应形成、规避投资于过多地区的风险、辐射引领周边地区,从而大幅提高“一带一路”的建设效率。这些区域经济中心地或功能性地区称为“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它们主要依据所集聚产业的属性、与所辖分工网络的关联特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肩负的使命,来确定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定制化建设方案,即属于差异化支点。其中,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是造福沿线国家人民,因此,承载带动地区发展的发展性支点与负责引领转型升级的升级性支点构成差异化支点的主体;此外,若干地区不具备开发条件或基础,但对“一带一路”建设或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节点,也需强化建设,称为安全性支点,其开发规模和程度不必过高,但需承担起相应的安全功能。

  第六,由支点城市支撑起“一带一路”市场互联互通的高速通道。借鉴高速铁路通过架设桥墩承载轨道,以规避沿线复杂地势,进而提高通达效率的原理,“一带一路”也需避免大范围的随自然地理及地区分布来建设软硬件联通设施的思路,而应以差异化支点为依托,在其相对周边形成的商品和要素规模化吞吐基础上,建设干线联通设施,以尽快形成“一带一路”全局性互联互通高速通道,保障沿线支点的集聚机制尽早驱动,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增强市场推动力。而支点与周边地区,则主要通过建设支线联通设施来促进市场一体化,以增强支点对周边的辐射带动力。

  第七,从支点城市、区域生产网络、高速通道等不同层面建构定制化国际治理体系。为了促使互联互通环境的成型,提供各层面产业集聚所需要的跨国公共服务,以及协调越趋频繁的经贸、政治文化等联系,在差异化支点、区域生产网络等各层面需要建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协调机制、规则及其组织,所构成的整体即为国际治理体系。由于“一带一路”各层面建设的方式、功能、目标均有差异,所需要的国际公共服务亦呈现异质化特征。

  三、“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空间布局

  只有实现生产、流通、消费的系统性联动,“一带一路”建设才可能在驱动生产体系重构过程中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与国家转型升级目标与使命走向协同,时代背景既施加了压力,更提供了机遇和路径。“一带一路”建设空间布局的理念,就是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一方面对接最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促进更大规模与更高程度的生产联结,由此为模块网络化机制自组织运行、科技创新与分工深化创造环境与条件。这里选取全球11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基于既有主要区域一体化协议及地区代表性、关联性及地域邻近等因素,大致划分北美3、西北欧14、东亚10、中东欧16、其他欧6、其他东亚9、南亚7、西亚18、中亚5、非洲14、大洋2、拉美6共12个区域。另外,结合区域战略及地区分化特征,将中国划分为北方9、泛长江经济带13、华南4、西北5共四大区域。据此勾勒“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空间布局。

  1.对接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中心市场

  综合110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与人口总量,2018年分别占到全球的97.8%和90%,对全球社会经济整体具有显著代表性。从GDP、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分布来看,北美和西北欧虽然在20世纪末以来占世界比重已显著下滑,但2018年仍占到世界GDP的27.6%和20.7%、商品出口的13.2%和30%、服务出口的16.3%和38.6%。东亚地区崛起迅猛,2018年占世界GDP的28.1%、商品出口的31.5%。从各区域消费能力来看,不管是商品总进口还是最终产品的进口能力,西北欧、北美、东亚、西亚、中东欧是全球最主要的进口消费地,其他区域与之差距悬殊。因此,北美、以西北欧为主的欧洲,以及包含东亚和西亚的亚洲,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密切对接的中心市场(如表1所示)。

  表1 全球主要区域相关指标占世界的比重(%)

  注:依据UNCOMTRADE的广义商品分类(BEC),最终产品含资本品(41+521)和消费品(112+122+51+522+61+62+63)。数据来源:根据UNCTAD和UNCOMTRADE数据计算。

  2.拓展东亚为面向“一带一路”的首要产品内分工网络

  20世纪末期,北美和西北欧是全球最主要工业和服务业聚集区,随着东亚参与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向东亚聚集,到2008年,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占世界比重达到26.1%,制造业占比为32.7%,已超過北美和西北欧。2008年以后,制造业继续加速向东亚集中,到2016年,东亚的工业占世界比重达36.8%,制造业占比达42.3%,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聚集区。劳动人口是支撑工业大规模聚集的重要前提,2008年以来,除南亚、西亚、非洲占世界人口比重仍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发达地区人口占比回落显著;但南亚、非洲等人口增长区的经济总量小,市场基础薄弱。因此,结合人口因素、市场基础及生产规模效应,东亚具有集聚工业的显著竞争优势(如表2所示)。

  而且,东亚在庞大人口规模支撑下,生产流程得以不断分解,生产集群的分工深化和规模效应累积强化,产品内分工格局更趋发展。根据UNCTAD和UNCOMTRAD数据,东亚10个国家和地区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比重,由1998年的平均41.2%升至2008年的44.5%,2016年继续升至46.4%。从2016年区域内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各国和地区主要是向区域内出口中间产品,整体平均水平达到64.4%。鉴于东亚所形成的工业聚集规模是其他任何地区短期内难以逾越的,且既往北美分工体系已将东亚作为生产网络支撑,由此,“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继续强化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优势,并扩大其服务范围,即拓展延伸到三大中心市场及其他沿线市场,从而支撑“一带一路”整体建设。

  3.打造泛长江经济带为战略制造核心区域

  根据“集聚系统论”,通达性与要素规模是集聚强化的重要条件。中国庞大的劳动资源优势和优越的产能条件,为2008年以后全球工业、制造业进一步向中国聚集奠定了基础。中国占世界工业比重由2008年的12%升至2017年的23%,制造业比重由2008年的14.6%升至2016年的25.5%(见表2)。随着国内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向西开放战略的推进,位处中西部腹地的各省市开始发挥人口密集、重工业基础雄厚等优势,成为承接东部产业的主力;陕西和河南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提高通达性,为促进产业聚集创造条件。由此,将陕西和河南作为延伸地带纳入长江经济带腹地,长江沿线的东部省市作为核心区、中西部省市作为承载区、边缘省份作为外围区,可以看到,全国经济呈现一定分化。首先,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产业集聚有所下滑;其次,泛长江经济带和华南地区作为中国工业聚集区的承载水平不断攀升;最后,泛长江经济带吸聚工业的趋势显著,且承载区扮演主力角色。2008年泛长江经济带的工业占全国比重为46.9%,2017年升至52.8%;其中,承载区工业占比由2008年的15.3%升至2017年的20.5%。华南地区与东亚市场联结紧密,工业聚集程度近年来继续攀升,这为其融入并支撑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奠定基础(如表3所示)。

  表2 全球主要区域产业指标占世界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UNCTAD数据计算。

  与东部地区既往聚集加工制造有显著差别,中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累积下雄厚的重工、军工基础,科研、教育资源丰富。面对新科技产业革命的时代机遇,特别是中美较量导致地缘关系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在可观生产制造规模、消费需求与要素资源储备的基础上,提高内外通达性,打造泛长江经济带为战略制造核心区域,由此为新兴科技与生产制造的结合与革命性重构创造条件,并挖掘内部及东亚市场需求的自主驱动潜力,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转型升级的战略协同,并为二者提供强劲支撑。

  4.推动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的参与共建

  北美、西北欧等传统中心市场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所占世界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东亚的工业聚集虽有所提升,但人口占比同样下滑,由此,对于驱动新科技革命的需求趋势及地缘关系变迁,仅仅依赖中心市场并不足以实现“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推进,开发并延伸至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确有必要。首先,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具有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发、推进工业化的强劲需求,这为新一轮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开辟巨大空间;其次,传统中心市场消费力相对下滑,欠发达地区在起步与发展过程中,将形成新的市场需求,这对于扩大全球需求规模越趋重要;再次,在中国、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服务于主要中心市场过程中,需要途径中西亚、非洲等地区,实现沿途的互联互通是形成内外大市场的必要前提;最后,在地缘关系越趋复杂的形势下,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压力不断增大,扩大共同战线和合作力量是顺利推进中国方案的重要保障。由此,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的参与共建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必要组成部分与内在要求。

  注:核心区:上海、江苏、浙江;承接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延伸区:陕西、河南;外围区:贵州、云南。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计算。

  四、“一带一路”的支点建构及国际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基于“生产、流通、消费相统一”理念,打造既有与潜在集聚支点,定制高效“流通”体系及所需国际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治理体系,多层面协同并进,才有可能实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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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基于“集聚系统论”创新“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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