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从事评职称论文发表,核心期刊征稿,核心期刊发表,SCI论文发表等学术咨询服务

全国咨询热线

400-789-0626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科技论文 发布时间:2021-01-25 浏览:

  摘要: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激荡的前沿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必争之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是要隔绝网络空间,而是要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切入,因为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既关乎网络意识形态的走势,也影响着网络主体的价值选择。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无边界性等特质,使得网络空间各种社会思潮肆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既面临着各种势力的渗透,也面临着资本扩张和数字空间的挤压风险。维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议题设置红线、衔接“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身份,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又要把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拉回日常生活、贯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从多维度构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议题设置;民间舆论场;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1-0054-11

  《学海》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国核心中文期刊、CSSCI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核心期刊。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网络信息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不断扩张着自己的活动疆域,各种意识形态也会借助网络自助式参与形成跨国界的网络动员和深层较量。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汇聚于此,致使网络空间充斥着种种模糊问题、悖论现象与矛盾冲突,因此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显得极其重要。我们只有把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研究创新的最大增量、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播种机功能,才能守好网络阵地、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

  一、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及其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都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98。由此可见,特定意识形态对它所处的时代具有操控能力,而这种操控体现为意识形态议题的设置与选择。因此,理清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揭示網络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研究的关键。

  (一)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外在舆论的影响,意识形态的边界会变得日渐弱化与模糊,故此,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势在必行。议题设置是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因为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议题设置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主体呈现出自为选择价值理性的过程。循此,我们可以通过深入探索议题设置来引导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基本理论遵循和实践理路,从而规避过去“被动回应”的窘境,在“主动引领”中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引导力。

  一般而言,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议题设置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网络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应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内在一致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剖析网络意识形态的逻辑进程,以舆论引导为切入点,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地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设置议题,并从正面引导和鼓励网民对所设置的议题进行关注与讨论,进而引导舆论健康发展,以达到形成认同、完成内化、凝心聚力的目的。对网络议题的设置,需要借助承载量大、互动性高、感染力强的传播平台,通过敏锐把握网络热点、选择吸引眼球的舆论焦点、抓住网民的兴奋点来设置热点议题。例如,围绕抗击新冠疫情宣传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等网民热议来设置议题,让见证者衡量荣辱得失,让亲历者感受巨大变革,让参与者感悟时代华彩,进而形成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舆论高地。

  其次,网络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应突显网民利益诉求,以此激发其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动力。意识形态宣传的实效性在于它对利益的满足和对价值诉求的回应。“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韦伯甚至认为,“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不是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所形成的‘世界表象往往成为传送器,它决定利益的动力在什么轨道上推进行动”[4]。因此,能否回应网民的利益诉求是判断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能否被广大人民认同的试金石。网络意识形态议题设置,不仅要回应网民诉求以体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本色,更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活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再次,网络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此聚合网民多元化思想。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加强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的核心抓手。议题设置应以“四个自信”为核心内容,把它作为聚合网民思想的前提基础和情感依托,把增强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体认作为聚合网民思想、凝聚思想共识的突破口。唯有让网民从物化形态上深刻体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或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多元利益诉求的满足,方能将多元思想价值观聚合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下,为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奠定思想基础。

  最后,网络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应确保网络意识形态的可控可治,以此排除各种杂音困扰、形成合力。当下,互联网领域已演化为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彼此碰撞、融铸整合的主场域,网络空间强大的流动性给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与危机。一方面,面对西方意识形态输入和不良网络社会思潮的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还缺乏一套完整有力的理论解释框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5]346较之我国综合实力,意识形态传播力还存在明显的落差。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博弈中,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或在议题中嵌入其价值观念,或将我国提出的议题纳入西方国家的话语框架进行解释,极易使我国网络思想文化陷入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框架这一“信息茧房”的束缚之中。这是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既要对错误思潮敢于亮剑、亮剑有力,又要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如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天然屏障——以确保网络思想文化的主流导向“立得住”“站得稳”“带不偏”。只有这样,方能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沿着健康的轨道向纵深发展。

  (二)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当今时代,社会思潮纷纭激荡。”[5]328网络空间对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嵌入和弥散进一步加剧了各种意识形态交织共存的复杂性,致使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诸多新的时代特征,并由此滋生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种种风险。

  特征一,多元化并存。网络空间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塑不断开拓着自身的衍化疆域,并因“身体缺场、思想在场”的特性而无限地拓展着人们的交往范围和交往方式。这就使得人们可以跨越地理空间的界域,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平等的、多向度的交流和互动;也使得各种思想观念在网络空间中交织共存。在新时代境遇下,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映照着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每一个人都渴望发声、渴望表达、渴望得到尊重,而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由流动正好不断地为人们提供了这种精神需求供给。换言之,网络空间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多元思想观念交织并存的意识形态图景,进而仰仗其技术优势将这种多元化并存的图景固定下来,充分地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然而,在网络空间中,尽管每个个体、不同群体都获得了思想迸发的场域和灵感,但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也得以在此交汇,它们都渴望从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和表达方式,且更具潜隐性、渗透性和感染性。因此,在网络空间,人们总是同时受到多种思想的冲击和影响,飘浮于各种思想观念的风浪之中,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或迷失方向。由此可见,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思潮的多元化并存特征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加以科学把握和运用。

  特征二,现实化流向。新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把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都拉进了互联网,人们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离不开网络。虚拟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映射与延伸。奠立于现实社会基础上的网络空间,虽然从社会空间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空间结构,给自己披上了“非现实化”的外套,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现实性品质的彰显与发挥。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思想观念动向都具有影响现实社会的潜力。当今社会,各种网络热点事件的迅速发酵、传播和消失,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形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继而影响和改变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言行举止,使网络事件迅速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策应。这样一来,原本属于网络空间的观念互动就成了触动人们现实活动的重要导火索或助燃剂。事实上,任何意识形态必定表达着一定的价值倾向和现实诉求,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更呈现出明显的现实化流向,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刻。因此,虚拟空间中的各种观念、思潮都会不同程度地波及到现实社会,各种网络空间的观念呐喊实际上都需要通往现实社会的通道,并在抵达现实社会后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们的现实活动,继而完成自身现实的价值诉求。

  特征三,碎片化传播。网络空间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便捷性、即时性造成了其信息传播的碎片化。QQ、微信、微博、微视、抖音等各种网络互动方式成为当下人们进行网络交往、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尤其受到青年群体的青睐。相较于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以其“短、平、快”的独特认知逻辑和叙事方式不断解构着传统传播逻辑和传播秩序。网络意识形态要进入人们的思想空间并转化为人们的思想,既需要使自身能够充分融入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且能够迅速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抢占眼球;又需要使其思想信息的传播无处不在,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其思想信息。这就决定了思想信息必然要以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实现自身在网络空间中的穿梭和流动,在任意一则篇幅不大且实时更新的消息推送、文章阅读和话题讨论中均可见其价值观念的痕迹。凭借着传播广、耗时短且个体化传播的赋权机制,碎片化已成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生存和传播的重要特征。而网络碎片化传播,一方面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可以贴近和浸润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并从中不断获取新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极易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误读与解构的风险。

  二、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之忧

  居安思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长盛不衰的奥秘。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担忧、排查、梳理,是掌握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的第一步。

  (一)新时代境外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之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境外敌对势力不仅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互联网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壮大,其渗透的强度、广度不断加剧。

  首先,仰仗科技之“势”,境外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常态化。凭借科学技术之优势,打压、恫吓甚至颠覆其他主权国家,早已是西方某些国家的惯例,其网络意识形态渗透亦是如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激荡与交锋、渗透与反渗透等等,为境外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常态化提供了思想持久力;技术霸权则为境外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常态化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种渗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不断加剧,且更加持久。中国作为世界互联网领域的后起之秀,虽然目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互联网核心科技一直是我们的短板。近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互联网领域的技术限制,看似缘起于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实则缘起于其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未来中西方博弈的恐惧。我国在互联网核心科技的追赶时差,成为新时代境外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常态化的现实动力。

  其次,“线上”与“线下”联动,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复杂化。境外敌对势力一改传统“和平”意识形态渗透模式,采取“线上”渗透与“线下”实施的协同共进方式威胁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如2019年的“香港事件”就是新时代境外敌对势力借助“线上”“线下”联动而使其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复杂化的集中体现。它采取线上渗透和线下实施的协同共进模式,以线上渗透来鼓动、指导线下实施,而线下实施的回应与壮大又进一步助力线上渗透。这种借助互联网进行线上“教育”、线下“聚会”的渗透手段,不仅使得当前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复杂化,而且危及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二)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之忧

  能否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当下,我国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上还面临着资本扩张、创新滞后、数字空间复杂等风险。

  首先,资本扩张加剧着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关于资本的力量,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6]新时代,资本的扩张已经进入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领域,资本驱使着国内外的网络团体纷纷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与话语体系,使得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空前激烈。

  国内外众多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直播平台、游戏平台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凭借其在互联网领域强大的“流量”而获得广告、零售等巨额利益。为了巩固各自地位并继续扩大规模,他们都会将自己的文化或价值观通过互联网灌输给受众,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以达到长久锁住现有受众、获取潜在受众的目的。这对我国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造成了重大威胁。

  其次,数字空间的高度复杂性冲击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数字空间的出现,直接影响政治秩序维护、社会价值建构和自身存续的合法性,进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带来冲击。数字空间使人们生活领域的各个角落哪怕是无意间萌生的思想或行为,都可以得到全景式观察和数据化储存。而数字化的交往方式和数字化的思想意识的数据呈现,使得意识形态对数字空间的介入和利用变得异常迫切。当下,很多人“把许多生命点滴全放到网络上,每个行动都记录下来,与网络的连接一旦中断,就算只是几分钟,也会让他们歇斯底里”[7],网络意识形态应责无旁贷地引导他们以精神性的交往来缓解因对数字化生存方式的依赖而造成在现实空间中产生孤独与焦虑感。意识形态进入到数字化交往活动中,收集、筛选、分析庞大的思想意识数据信息,透过“冰冷”的数据感知现实的人的“温度”,研判数字空间中的思想倾向及其对现实空间可能造成的思想冲击;进而以其触及灵魂的精神性传导活动穿透数字空间构筑起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数字高墙,以意识形态权力的介入适度消解数字资本异化条件下人的“非人化”处境,将成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重中之重。数字空间中思想观念的高度复杂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无疑会给这一重任的推进带来极大挑战。

  当然,数字空间的出现也给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了机遇。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话语方式,数字空间的出现有助于推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由硬性灌输的政治话语逻辑转换为理解与欣赏的多元话语。因此,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使其不仅具有时代的精神与思想,而且更具有这一时代的话语方式,从而实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话语表达、话语范式激活人的感性、震撼人的心灵、给精神造血的功能,便是当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变革的关键。

  三、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6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不能仅停留在分析和认识层面,更要从实践层面出发,科学规划、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将风险各个击破,建构起强大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一)正本清源,下大力氣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网络空间以其独特的理论逻辑冲击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已有认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反思现实、反思自身及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让我们得以完整地体会到世界的博大、时空的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应以积极的姿态“感知”网络空间、“介入”网络空间、“生产”和“塑造”网络空间。从理论阐释到实践路径层面的“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的融叠,应再现“线上与线下”的接榫、释放人民至上的理念,以此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应始终是贯穿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议题设置与实践创新的一根红线。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的更新和拓展均离不开鲜明的政治立场,其目的都是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将特定的价值理念输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实现统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占领。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8]550,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内容承载着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这一重要职责,其血液中自然流淌着鲜明的政治基因;而任何社会的产生和维系,都必须将其价值理念以思想传递的方式落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记忆当中,并在这种思想记忆中完成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串联,以实现在整个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价值观念建构。这意味着,共同价值观念的达成实质上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秩序的安顿,它关涉到“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难题”[9]。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必定内涵着人民属性,必须关怀人民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换言之,对人民立场的坚守和群众路线的坚持过程就是对网络意识形态理论拓展的过程,以人民为中心应成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创新的根本立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创新的逻辑起点,人民的精神获得感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创新的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创新全过程的一根红线;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理念的坚守与高扬,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创新的原则依循。

  其次,网络意识形态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尊重和重视广大人民活动空间的分化变迁,理清意识形态贯穿“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实践逻辑。“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形成的空间格局,在网络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网络意识形态必须适应网络空间的分化与嬗变,并从中找寻到自身的缺场化活动方式及自己勾连虚实空间的方式。否则,枉顾网络空间产生于人类社会空间的革命性意义,不将意识形态的垂直管理方式变革为扁平化、多主体的水平治理模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适应网络空间的生活。可以说,“双线并进”的网络意识形态空间策略,是线下“在场空间”与线上“缺场空间”对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时代诉求。这是因为:

  一方面,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09亿[10],这说明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重要场域和社会空间形态。网络话语权的下放,使得普罗大众皆可在自媒体的繁盛中获得释放和表达自我的空间。各种“网红”“直播带货”等现象,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着疲于承受社会空间加速运转而带来生活压力的人们,就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这个“缺场空间”获取彼此平等的话语权力。而“网瘾”“网虫”“网购”“网络社区”乃至“网生一代”等词汇的出现,则进一步证实了个体对网络虚拟生活空间的依赖和未来须进一步建设、开发虚拟生活空间的趋向。

  另一方面,作为科学技术进步发展重要表现之一的信息技术,在被不断应用以丰富人类劳动形式的过程中催生了虚拟生活空间,并使其以社会空间形态之一部分的“身份”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虚拟逻辑中内含的“缺场交往”方式形塑起了“缺场空间”,并由此与“在场空间”划分开来,但又与之充分融合。例如,网络事件不仅激化现实社会矛盾,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放大社会矛盾,这说明缺场化的交往方式丝毫没有与在场交往力量相疏离,反而因其挣脱现实社会的诸多束缚而聚合为触动现实社会的强大力量。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孕育了虚拟空间的生长,而建基于工业化秩序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固定时空结构却又在虚拟时空强大的攻势下被瓦解和改变,虚拟空间本身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与组织方式的生成与出现。网络空间的“缺场化”逻辑不仅能迅速转化为网络空间主体的行动逻辑,还向他们释放了权力空间。虚实空间在个体实践活动中的交汇模糊了人们对“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的空间体验区别,使得大多数人错把网络空间中的一切当作现实,从而享受缺场交往逻辑带来的挥洒主体性的满足感和虚拟实现的成就感,并沉醉其中。

  特定的空间条件是网络意识形态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必要载体和场域,网络意识形态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必将深刻影响网络空间的结构构成及实践效果。而网络空间的存在则催促着意识形态以网络空间的逻辑方式回应社会空间分化重组的需求,意识形态也将伴随网络空间的拓展而进行着自身空间的延展。缺场化的交往方式刺激着人们从思想和心理层面对空间的感知方式。这是因为“缺场空间”所进行的交往和信息传递是在精神层面进行的,其本身应被视作一种不依赖于身体在场的精神现象。人们的思想观念因空间实践的缺场化而得以隐匿于这个复杂、流动的空间中,并受到自身“在场空间”活动和“缺场空间”活动的双重影响。“在场空间”交往中呈现出的陌生化、个体化现象与“缺场空间”交往中广泛的互动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表现出的是人们不愿在现实社会吐露心事、而愿意在网络空间肆意发挥的现实。正是这种缺场化的交往逻辑以及象征性的互动方式,赋予了作为精神性交往活动的意识形态进入网络“缺场空间”的准入资格。尽管现阶段网络意识形态仍处于建设和发展阶段,有待进一步耕耘其生长土壤,但网络空间失德、失信现象的层出不穷和屡禁不绝,又急切地呼唤着意识形态的网络出场。因此,变革意识形态传统作用空间已是大势所趋。

  人在“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之间的穿梭轨迹和不同的存在方式,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在其中形成的不同发展方式和活动状态。透过虚实空间的差异性观察和审视网络意识形态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方式和活动规律,是贯通“线上”与“线下”网络意识形态的关键,也是贯通“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間”的重要抓手。而无论在“在场空间”还是在“缺场空间”中,网络意识形态都必须以对广大人民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怀来彰显自己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底线,并利用这“一根红线”把社会空间串联起来,真正起到以政治价值观缝合现实空间裂缝的作用。也就是说,网络意识形态不仅肩负着“穿针”的重任,而且也要完成“引线”的使命,这是对网络意识形态贯穿“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前提逻辑认知。网络意识形态既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网络治理参与水平,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连接“线上”“线下”的意识形态空间战线;又要对网络意识形态活动的网络空间结构和资源进行整合与重构,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主旋律、主流价值观净化和塑造网络空间,并使之发挥促进现实空间价值共识和价值认同的作用,实现网络与现实共唱主旋律、共铸正能量的目的。

  最后,网络意识形态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重视广大人民活动空间的分化变迁,就要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场”和“缺场”的空间特征,背后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逻辑线索。在传统社会空间中,“主体”通常通过阶级阶层、身份地位等来确定;在网络空间中,这个支撑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现实条件却被消解了,因为在由缺场化交往构建的网络空间里,每个人均可成为主体。在海量的“他者”面前,过去优越的“主体”,傲慢的“主体”,有阶级、等级、财富阶层分割的“主体”……,无一不显露出干涩、枯萎、微渺的一面。[8]524在空间自身的分化重组中完成对主体的解构和重构,实质上是将广大人民纳入到网络意识形态所及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个空间的构建且在其中广泛地活动,他们的思想观念状况和需求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网络空间的“银屏”上。这些思想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正是网络空间中缺场交往的产物。网络意识形态想要获取贯穿“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权力,除了网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输入性逻辑以外,更要在广袤的网络空间中尊重海量“他者”的主体地位。网络意识形态要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思想需要出发,与他们同在;要透过纷繁的网络空间生活样态捕捉多元主体的思想信息,进而分析由其聚合而成的网络空间思想环境。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点滴被数据记录了下来,网络主体传递的思想信息也呈现出数据化的趋势,因此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工作并不仅仅是收集主体的数据,更关键的是要将数据变成可以分析的对象,然后再变成引导人们思想道德行为的引导性信息。[11]

  (二)循序渐进,多维度构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既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自身合法性的阐释。而阐释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只有符合社会成员的认知经验与价值判断,才能被社会成员接受并进而成为其信仰。因此,要提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空间领域的引领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必须增强其话语权,以多层次、多侧面的链接和完整性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的意义不断地被发觉、补充与丰富。

  首先,要正确认识话语表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而语言是思维的反映。“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524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折射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马克思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8]533由此可见,话语表达与意识形态是共生同源的关系。

  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对内必须建立完善的、系统化的话语体系,引领社会文化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发展;对外则要坚持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传入,防止多样化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冲击和消解。

  其次,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要从宏大叙事话语回到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人类的崇高理想,还是人们彼此之间在交融、互动中衍生出来的对真善美的求索,都蕴含在人的现实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人的日常生活话语沉淀着全部人类思维的光辉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2意识形态根源于现实生活,它将日常生活空间的多元化文化符号进行聚合,捕捉其中的共性并将其提升为普遍性含义,再赋予其未来的向度,从而使得意识形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作为携带一定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或蕴含着价值元素的符号积累而成的话语体系,也必须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只有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才能更加接地气、更具有穿透力,才能充满着关爱与涵养。这样的话语,有助于推动社会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统一;反过来,这些携带着价值意义的实践活动,又不断维系与巩固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使之成为写入骨髓的东西,进而凝练成同心同德的社会认同。

  最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要注重范导各种社会舆论现象,尤其是网络舆论的话语权。网络空间存在的问题说到底都是话语问题,或者是由话语引发的问题。话语表达体现的是权力关系,研究意识形态就是分析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旨在贯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空间”,提升舆论引导力。

  一是贯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空间”。福柯曾描绘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力量的博弈,将之称为“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它们往往是共存的。如果说在现实社会的理性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话语”容易形成优势话语,那么在网络空间非理性的语境中,“反控制话语”反而更加容易占据上风。[11]就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来说,首先要弄清楚在当代中国社会,人们从哪里感知主流意识流通以及其流通的程度如何、如何诠释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多元性;进而在揭示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博弈基础上,警惕双重话语空间存在的差异甚至对立的基本现实,推进话语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通过对舆论表达的主体、平台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的揭示,以观照差异、调和对立、寻求合作与融合,推进两个舆论场双重话语的互动与对话。

  二是激活网络流行语中的话语力量。网络流行语往往最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也更能表达人们最真实的感受。它通过简短、通俗、趣味的方式记录着人们的生活,表征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价值观念面貌,映照着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印迹。网络数字话语可视化特征不仅传播思想,而且“活生生的力的漩涡”所造就的隐蔽环境更“决定着该文化总体结构动因的塑造力量以及该文化的模式”。[12]由于用户终端可以聚集到云端,同时又可以从云端汲取智慧,这极有可能使网络流行语通过重新编码把原有话语与社会特定环境、具体语境割裂开,并以片面强调某一因素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海量信息时代,网络流行语不仅高度凝练意见领袖、大V等发言人的思想观念,加速他们的信息传播效率,而且也简化了信息交换的编码与解码过程。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宏大叙事逻辑随时面临被误读、被解构的可能。要规避“有理说不出”“说出叫不响”“叫响人不应”的窠臼,关键在于整合各种要素、隐蔽而精准地投放主流价值信息,以确保日常生活话语在网络空间里表征、复现、确证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与价值诉求。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有效规避主流意识形态在复杂的网络空间中内容随时被稀释、目标被淡化的风险。

  三是重构网络空间话语转化的权力关系。当下,网络已经成为各种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网络依靠信息、资讯对网民的思想观念、价值诉求进行浸染,进而形成一种思想力,而这种思想力建基于共同认同的话语权之上。这意味着,网络技术拓展了主体的政治参与程度,但也增加了主体政治参与的复杂性。所以,重构网络空间话语转化的权力关系,把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最大增量,势在必行。

  网络话语权力转换的关键不在于概念或话语创新,而在于对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理解。这是因为:话语权力不是一种修饰概念,而是一种现实的要素实体结构;这个权力不是行政硬权力赋予的,而是话语要素组合与推送的可理解性赋予的。对网络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认识,要更加关注其感性化、碎片化、流变化特性。我们可以通过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增强话语选择力来定向、精准、分众推送主流价值观或主流思想内容,封杀、管控种种传播错误社会思潮的话语,使那些具有人格魅力与社会声望的主体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者与意见领袖,进而推进多元主体的虚拟社会规则逐渐成熟。

  当话语由硬性灌输的政治话语转换为理解与欣赏的多元话语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就不仅具有了时代的精神与思想,而且具有了这一时代的话语方式。它通过更加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的话语内容、话语表达、话语范式,激活人的感性、震撼人的心灵、给人精神造血,从而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与此同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转化还有助于把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视野推向世界,推动创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和表达形式的中国话语体系与中外融通的话语传播体系;有助于形成故事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三者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2.

  [5]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9.

  [7][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1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鄭杭生.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N].光明日报,2009-12-03(10).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2019-08-30)[2020-05-26]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11]郭亮,王永贵.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四维消解论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9(12):117-122.

  [12]苏娜,罗玲玲.媒介技术与广告形态的双动因制衡演进关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570-575.

  

本文由知实学术网首发,一个权威专业的学术论文发表知识网。

文章名称: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文章地址:http://www.zhishixueshu.com/kj/13602.html

杂志社合作

十年平台,长期与1000+杂志社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

协议保障

可签署保密协议,不透露用户信息跟踪进程,保护个人隐私

期刊种类完备

为您提供较新期刊信息,覆盖大部分地区行业,满足您的要求

实体公司

对公企业账号,放心信任,工商部可查。注册资本金500万

论文发表加急通道

内容推荐
专著等级认定标准
sci投稿为什么容易被拒
安徽省农业类省级期刊有哪些
申报课题需要多少费用
共同一作第二位有用吗
课题主持人贡献怎么写
开题报告和结题报告的区别
课题可以重名吗
硕士研究生评高级工程师条件
sci论文多产有什么技巧
中级职称论文要求省刊还是国家
科研项目题目与论文题目的区别

一次选择-尽享5大极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