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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大师关于古蜀研究的真知灼见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0-09-03 浏览:

  摘 要:四川大学有闻名全国的历史学家。他们对古蜀历史的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例如蒙文通认为《逸周书·世俘》所载“新荒伐蜀”事不可能与川境“蜀”有关,所以在古史研究中不要见“蜀”字就以为是川境古蜀;徐中舒认为古蜀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不适宜建城垣,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完全是秦汉以后的事;任乃强认为乐史关于“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存在三大错误,不能成立。这些真知灼见,至今对古蜀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史学大师;古蜀研究;真知灼见;至今指导

  《历史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

  成都有个四川大学,那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它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尊经书院和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一,早在尊经书院之后的存古学堂即设有经学、史学、辞章等科,其中史学科发展成为今天的历史文化学院,迄今已逾百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图书阅览室里,挂有十位“史坛名宿”的照片,其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缪钺、任乃强、吴天墀等一大批卓越学者。他们都是1950年前后在历史系任教的老师。与今天的历史学家比较起来,老一辈的历史学家或者在电脑、互联网、大数据方面有欠缺,可是,他们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及运用,却是今天的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例如他们对古蜀历史的研究,就有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指导着古蜀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以“蜀”为名号的不只四川古蜀国

  因为现在与“蜀”字有关的名称,包括族名、地名、国名、物名,都指向四川,所以,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将古代典籍甚至殷墟卜辞中的“蜀”字等同于曾经在川境的古蜀国。

  例如武王伐纣时期的“蜀”,《尚书》有《牧誓》,其中有“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逸周书》有《世俘》,其中有“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有学者认为,这两篇所言之“蜀”,“应是巴蜀之‘蜀的一支,周武王灭纣成功,翻脸不认人,随即消灭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这支蜀族的武装力量”。[1]那么,这里的两个“蜀”,是一回事吗?都是川境中的古蜀国吗?

  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的蒙文通先生(1894—1968),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而尤受廖平学术的影响,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成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对《逸周书·世俘》所载“新荒伐蜀”事,蒙文通先生早就指出:

  蜀在梁州,梁州以外还别有个蜀。《逸周书·世俘》说:“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历至,告禽。”从庚子到乙巳,不过五天,往伐蜀的将领就回来了。这显然不是梁州蜀,而是距离牧野不远的蜀;也就不是从武王伐纣的蜀,而是与纣同党的蜀。这必然别是一个蜀。决无刚刚败殷于牧野的几天之后,就来伐自己伙伴的道理。梁州以外既别有个蜀,也只好存而不论。[2]

  蒙文通先生认为古代不只四川境内有“蜀”,所以在古史研究中不要见“蜀”字就以为是川境的古蜀。

  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发生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殷都即今安阳。这两处地域均在今河南北部。在商代至西周,距这两处地域稍南一点的新郑西南其名就为“蜀”。[3]所以,“新荒伐蜀”之“蜀”是河南新郑附近之“蜀”,而不是《牧誓》中的那个“蜀”。

  不仅《世俘》中的“蜀”不是川境之“蜀”,就是《牧誓》中的“蜀”是不是川境之“蜀”也有争论。周书灿先生在《〈牧誓〉蜀、濮地望新考》一文中就认为:《牧誓》记载包括“蜀”在内的八国之师随武王伐纣,古今学者皆释为凿凿信史,少有疑问,然八国族地望则长期存在不少争议。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资料和田野考古资料进行系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周原甲骨卜辞之“蜀”即《牧誓》之蜀当位于今陕西汉中一带,非川境之“蜀”。[4]

  不只是蒙文通先生认为古代四川境外有“蜀”,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任乃强先生也有相同认识,他说:

  《春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蔡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这个蜀,是鲁国南境与楚界接境的邑名。……此蜀邑应在山东滕县的蜀山湖附近。湖旁有蜀山,亦是上古民族部落,后乃沦为楚邑。其地较齐鲁为暖,亦是野蚕藩育之地,故有蜀山之称,且与岷江之蜀山约略同时(是为山东开始养蚕的祖源所在)。[5]

  所以说,不能见“蜀”字就以为是说古蜀国事,因为古蜀历史、文化早已湮灭。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这样说过:

  当时的蜀国本和中原没有关系,直到春秋战国间才同秦国起了交涉。李白《蜀道难》所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确是说得不错。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土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去。彼此纠缠,把人们的脑筋弄迷糊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6]

  其實,检阅古代典籍即可知,古代以“蜀”为名称者,不仅河南、山东有,安徽、江苏、山西、陕西也有。[7]怎么能见到“蜀”字就以为是川境的古蜀呢!

  二、古蜀“五王”不能简单地当成五个人

  众所周知,公元前316年,秦统一了古蜀,之后是统一思想和文字。其结果是曾经非常发达的古蜀文化,包括古蜀历史,甚至还可能存在的古蜀文字,灰飞烟灭,以至于像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被“偶然”发现后,人们在为其“惊天下”的辉煌的同时,却竟然在古籍中找不到丝毫记载。

  古蜀国灭亡三四百年后,蜀中学者掀起了追寻古蜀历史、古蜀文化的热潮。虽然当时产生了许多著作,如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等,但留传到今天的,只有扬雄的《蜀王本纪》及常璩的《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史的开局之书,共12卷,前四卷是巴志、蜀志、汉中志、南中志,其内容便是后世地方志中舆地、建置等门类中所载史料。其余卷帙中之历史人物和事件,先贤士女之类,更为地方志之秩官、人物、大事记、兵防等门类所必收载者。该书即为我国第一部以“志”名之的史地典籍。其《蜀志》的首章是《蜀志总序》,极力夸述蜀地的地理特点;二章述蚕丛开国至开明接位,其间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五代,蚕丛“始称王”,“杜宇称帝”,人们因此习惯将他们统称为古蜀“五帝”;三章细述开明王朝事迹;四章述秦灭开明王朝事也即是古蜀国灭亡事。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这两部书中保存的古蜀史料应为现存最可靠的纂辑文字,是今天我们认识和铨释地下出土的古蜀历史材料的宝贵钥匙;所以,当今研究古蜀历史者,无不以这两部书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并且十分信任其中的记述;最典型者,就是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作为连续继承的五代帝王。翻看今论古蜀著作,大多如此。

  不过,虽说扬雄、常璩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并不远,可也有三四百年了。这两部书的资料应主要取材于汉代人所记的古蜀传说。其不仅文字很少,而且错误的、荒诞的内容也不少。

  关于它们所记古蜀历史的文字很少。例如它们记载古蜀前“三帝”蚕丛、鱼凫、柏灌三代仅九十余字。關于它们所记古蜀历史有很多错误内容。例如“周失纪纲”“巴国称王,杜宇称帝”等等,就是史实错误。关于它们所记古蜀历史有很多荒诞的内容。例如说“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即可归入神话传说。所以二书的观点与见地也有当辨订的地方,不能完全作为古蜀信史来用。

  任乃强先生一生有相当多的著述,尤其是他系统地考证和研究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积四十年研究集大成而撰写出150万字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鸿篇巨著不仅补充了史籍的遗失部分,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而且在注释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针对“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发表了一大篇精辟的议论:

  蚕丛称王在周失纪纲时,时间性与历史真实性皆谬。一般言周失纪纲,皆指平王东迁以后。纵上推,亦不过幽、厉世。蜀王蚕丛之时间,除常氏外,传者皆不谓在周世。《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太平御览》引云:“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以今推之,蚕丛氏原在今茂县之叠溪,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当时不可能脱离原始社会,也不可能建成蜀地之王国。自蚕丛至鱼凫居湔,约一千年。再至杜宇乃得为周氏王国。若然,则蚕丛在夏、殷世矣。至于谓“始称王”,亦是误解。任何民族,在未有文字以前,皆能以口授相传,诵其先祖世代。凡我国先秦书籍所传古史世代皆属此类。《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御览》卷八八八,谓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此亦犹古代相传,伏羲、神农各数百岁,皆就其氏族旺盛年代言之,非一人能活各数百岁。任何民族皆有施用于酋长之特称。若皇、帝、王、单于、赞普、凯撒与萨尔之类,古籍中知其本语则译其音,不知本语,则用当时语称以王、侯、君、长之字。……蚕丛世,无有王侯概念,则安得云“蜀侯”“先称王”与“周失纪纲”哉?[8]

  任先生这一大段议论,有若干观点是颇给人启发,如:古蜀国的历史很久远,有数千年历史,当在周之前;杜宇时代的古蜀才有国家,而在此之前只是氏族酋长;古蜀“五王”是后人的称谓,他们并非是五个人,而是氏族,也不是他们能活数百岁……这些给人震撼的见解,对古蜀研究当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古蜀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不适宜建城垣

  《华阳国志》卷三的《蜀志》有很明确的记载:“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9]因为这条资料,所以许多古蜀研究者都认为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有人还把它作为新都历史悠久的证据。

  徐中舒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著名学者,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在对古蜀历史的研究中,徐中舒先生非常肯定地说:

  《华阳国志》又说:“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此三都成为名城,完全是秦汉以后的事。在秦灭蜀以前,成都居于蜀郡的东边,地理位置并不重要。《华阳国志》载,成都城建于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其时蜀亡已六年。[10]

  徐先生之所以明确说古蜀时期没有“成都、广都、新都”这“三都”,是有充分依据的。

  我们知道,在四川,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五代时期的前蜀和后蜀。《华阳国志》的《蜀志》,不仅记载了古蜀国、秦汉时期的蜀郡,也记载了与刘备的蜀汉国相关的一些史实。

  就以“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这条资料来说,见于《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的“广汉郡”属下的“新都县”。查“广汉郡”原文:“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雒县……绵竹县……汉时任安定祖以儒学教,号侔洙泗。有多士,秦、杜为首族也。……什邡县……新都县,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有金堂山,水通于巴。汉时五仓,名万安仓。有枣、鱼梁。多名士,有杨厚、董扶。又有四姓:马、史、汝、郑者也。……五城县……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郪县……广汉县有山原田。蜀时,彭羕有俊才,晋世段容号令德,故二姓为甲族也。……德阳县……”[11]

  这段记载,因为是在“(汉)高帝六年置”的“广汉郡”属下,所以全部资料未有与古蜀国相关的史迹,而是汉高帝刘邦以后事;那么,这里的“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也就无关古蜀国,而是汉以后事。这与《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新都、广都都是汉以后所置县是一致的。[12]

  说新都置县不是在古蜀国,还可以在任乃强先生关于古蜀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不适宜建城垣的论述中找到证明。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击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盆地;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13]

  成都置城建县是在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由张仪与张若按秦首都咸阳建制“城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说“仪与若城成都”时,有“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秦赤里街当在秦城之北,……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14]

  张仪修成都城非常困难,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因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在古代,神龟是吉祥灵异之宝物,人们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搜神记》《太平寰宇记》中都有此记载。

  后来因为李冰修都江堰,又“穿二江成都之中”,起到了重要的排涝作用,加速了改变成都平原低洼潮湿的情况,所以在几十年后的汉代,“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连本在黄土丘陵地带的郫县县治也由“九陇”迁到了“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15]这证明,在秦统一古蜀之前的成都平原上,不仅没有成都,更不可能有新都、广都。所以,不仅不能见到“蜀”字就以为是川境的古蜀,即使是见到川境之“蜀”,也并不一定就是指古蜀。《辞源》就明确说:在汉之后才“以蜀为四川地域的别称”。[16]

  四、不能相信乐史对“成都”得名的解释

  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之一,自建立后城址就从未迁徙过,“成都”这一名称也从未改变过。只是关于“成都”这个名词的得名缘由,学术界却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认识。

  最早对“成都”得名进行解释的是宋代的乐史。该说见于《太平寰宇记》中。其不仅出现的时间最早,也流传最广,甚至可以说是古代对“成都”得名缘由的唯一解释。《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记载:“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也就是说,乐史以“成”为建成,以“都”为都城,于是,二字合起来的意思大致就是“建成都城”。乐史对“成都”得名的解释,不仅至今被许多四川历史研究者所引用,甚至多次写入政府的报告、文件、规划书。

  不过,对乐史的说法,任乃强却批驳道:

  “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岐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国的成都,得名于周族迁岐的成就。(2)周太王去幽迁岐,是举国迁徙,所至即成为都邑;并不似匹夫崛起,需要经过一年两年的经营才得成为国家,才得建成都邑。《大雅·绵》这篇诗,是周人歌咏太王迁到岐下时,开辟周原建造新都邑之诗。它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第二章。选地立国)“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三章。卜定宅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作庙冀翼”。(五章。建成官寺和宗庙了)“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六章。民众齐心,应鼓声合力建筑)。“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七章。国都建成了)。足知:他是初至周原,立即建立国都,那能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旧说可据。(3)“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史记·五帝本纪》称道舜由匹夫崛起,群众向往,积年发展过程的话。也是“成都”二字最早的出典,不合误加到周太王的身上来。就引据典实来说,也根本错误了。[17]

  乐史编著《太平寰宇记》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宋代开国皇帝“开辟”之业绩和宋朝大一统的统治。在他的《进书表》中说得很清楚。[18]他认为,太祖、太宗“开辟之功大”,但当时“图籍之府未修,郡县之书罔备”,他“职居馆殿,志在坤舆”,有义务编一部完整的地理总志,供施政者参考。之所以要将“成都”得名与中原的周太王,乃至舜帝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9]联系起来,无非是按封建大一统的中原观念,硬要将当时还未纳入大一统体系的所谓“西南夷”套进去而已。

  所以,尽管现在对“成都”得名的缘由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来解释成都的含义了。当然也希望学术界能尽快统一对“成都”得名缘由的认识,这对“成都”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需要的。

  注释:

  [1]刘冠群:《“蜀”与“三都”得名管见》,载《四川地方通讯》1984年第2期,又载《新都史志资料》1983年第1期。

  [2]蒙文通:《古族甄微》(二),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13页。

  [3]张传玺、杨济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4]周书灿:《〈牧誓〉蜀、濮地望新考》,《南都学坛》2012年第1期。

  [5][8][9][11]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4頁,第118-119页,第166页,第166页。

  [6]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7]李殿元:《论“蜀”为四川专称的历史由来》,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4期。

  [10]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载《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又见于《徐中舒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2](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之“广汉郡”“蜀郡”,中华书局1999年版。

  [13][14][1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注释7,第131页注释9,第120页注释7。

  [16]《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68页。

  [17]任乃强:《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1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首《进书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

  [19](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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