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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研究的历史感、主体意识、问题意识及其他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0-11-09 浏览:

  摘 要:《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书评》栏刊登吴宝林的书评《历史感的缺失与“伪佚文”的辑佚——以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为例》。本文从如何理解史料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问题意识和历史感”、胡风四篇佚文真伪、书评写作问题等三方面,对宝林君的书评进行了深度回应。

  关键词:吴宝林;《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史料研究;回应

  《文史知识》旨在宏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进行道德、精神方面的素质教育。刊登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

  《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书评》栏刊登了吴宝林的书评《历史感的缺失与“伪佚文”的辑佚——以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为例》。古人云,“闻过则喜”。笔者闻讯后立即找来其文章拜读,发现该文其实是针对拙著中的胡风佚文考证的一部分而发。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宝林君本着对学术的一腔赤诚,对笔者胡风史料辑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严正批评与指摘,这是笔者所欢迎的。其强调史料研究者的“历史感、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强调对史料的真伪鉴别,强调“伪史料”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巨大危害性,对以上看法,笔者是表示充分认同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当前数字人文时代,史料工作本身是否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史料发现与研究者主体意识、问题意识的关系,胡风四篇佚文的真伪,书评的写法等,笔者与宝林君存在一些分歧。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研究已成为热点问题,宝林君对拙著的关注与批评,就是对此热点问题的一种回应。笔者认为,对宝林君的批评,站在纯粹学术立场上,做出客观理智的应答与商榷,当更能引起当前学界对史料问题的关注,促进史料工作的健康開展。本着这种想法,笔者对宝林君对拙著的批评进行答复,并顺带谈谈自己对史料研究工作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宝林君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同行。

  一、史料研究的“历史感、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

  宝林君非常强调史料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历史感和问题意识”。他的原话是:“与从前印刷时代相比,今天所谓‘数字人文时代查阅文献史料的条件已较便捷,各地图书馆大多可以网上检索期刊图书目录,有实力的机构还会基于丰富的馆藏自建民国文献数据库,网络平台上也流传着各类电子文献。因此,就现代文学的辑佚而言,关键问题或许不是辑佚本身,也不在于史料的‘求全,而是研究者能否具有研究的主体感,是否以解决文学史上重要问题为主导,能否以新理论将辑佚工作纳入整体目标和专题研究中,而不是为佚文而佚文,满足于包罗万象、四处撒网式的辑佚。”?譹?訛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当前的“数字人文时代”,由于查阅文献史料的条件已较便捷,就现代文学辑佚而言,辑佚本身已无多大价值,关键问题是运用史料去解决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此即所谓“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宝林君所谓的“历史感”,指的是史料研究者在史料发掘中,应该结合具体历史情境来综合判断史料真伪,而非仅仅依据作者名字(包括笔名)或其他单一线索,对史料作出主观臆断。

  对于宝林君的观点,笔者有认同,也有不同看法。先说史料研究的“历史感”。从文章题目《历史感的缺失与“伪佚文”的辑佚》可见,宝林君认为笔者对胡风“伪佚文”的“滥收”源于历史感的缺失:“没有阅读和熟知作家、作品的情况下进行辑佚工作,仅依据署名就臆断作者,暴露出历史感的匮缺。”?譹?訛由于笔者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因此,笔者当然不敢否认历史研究包括史料研究应具备丰富的历史感,这的确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关键问题是,他扣给笔者“历史感的缺失”这样一顶大帽子,其依据是笔者没有读懂《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和《变》两文的含义,其中,宝林君以为尤其不可饶恕的是,笔者竟然把“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变》看成是胡风之作:

  不过奇怪的是,作者既然读过原文,且分析了文章大意,却依然认为是胡风作品,这就令人费解,起码不能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变》也看成是胡风之作。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刘涛没有通读过胡风的其他作品,只是为寻找佚文而辑佚。由于在没有阅读和熟知作家、作品的情况下进行辑佚工作,仅依据署名就臆断作者,暴露出历史感的匮缺。《考信录》“后记”说:“在史料的考证上下的功夫大一些,批评性的阐释尚嫌不够。”(第381页)笔者以为情况或许相反,正因为文本阐释的漫不经意与历史感的缺失,才会出现臆断而收录“伪佚文”,造成史料考证的学术意义大打折扣。?譺?訛

  宝林君依据《变》乃鼓吹法西斯主义之作,断定此文非胡风所作,并给笔者扣上“阐释的漫不经意”“历史感的缺失”这样的大帽子,认为笔者辑佚是“赤手空拳跑到漫无边际的故纸堆里见到什么就往口袋里塞”。③在本文第二部分笔者将会详细论证,宝林君对《变》和《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的解读是断章取义的误读,《变》的主旨并非是鼓吹法西斯主义,所以,他所下“文本阐释的漫不经意与历史感的缺失”的论断,就完全落了空,失去了依据。

  宝林君认为历史研究者包括史料研究者应具有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笔者当然是赞同的。笔者同样认为,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史料的获取途径增多,获取方式更为便捷,以前必须到大图书馆才能找到的文献,现在鼠标一点就可到手,因此,史料研究者应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增强史料研究的理论深度,尽可能把碎片化的史料整合进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中,为解决文学史问题而寻求史料、驱使史料。但问题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凸显史料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就一定要排斥“为史料而史料”“为佚文而佚文”吗?强调史料为理论服务,就一定要贬低史料的作用和史料研究者的地位?一些纯粹的史料研究者,或以史料发现为志趣、以史料研究而立身者,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就一定没有存身之地了吗?数字人文时代,就现代文学的辑佚而言,辑佚或史料的“求全”,就一定不是问题了吗?我对此是有疑问的。文学史研究者应具有主体意识,为问题驱动而运用史料,和史料研究者应具有史料意识,为史料而史料,为佚文而佚文,其实是两个层面、两种性质的问题。就某个史料研究专题或研究者自身的某个研究阶段来说,为史料而史料,为辑佚而辑佚,为佚文而佚文,或许就已经具有了“问题意识”,或者说“主体意识”。就笔者《胡风佚文钩沉》而言,钩沉胡风佚文难道不具有“问题意识”?认识到胡风研究中史料问题的存在,难道没有体现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当然,笔者在《胡风佚文钩沉》一文中,没有用发现的史料,去解决该领域的深层理论问题,或更大的文学史问题,这当然是笔者学术水平不够所致。但仅仅由于笔者误收两篇胡风佚文,就断定笔者缺乏研究的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这种对“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的理解,其实也是比较片面和狭隘的。这牵涉到不同类型研究者对“主体意识与问题意识”的不同理解问题。

  宝林君强调史料研究的主体意识与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进行细分,而不能大而化之。细分起来,史料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与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与问题意识,其实是不太相同的。史料工作者的所谓“问题意识”,更多体现在“史料”层面,如史料的真伪、版本的鉴别,作家全集、文集、别集、资料及某类专题史料的挖掘、整理与汇编,等等。史料工作者的所谓“主体意识”,同样较多体现在“史料”层面。在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中,对某一类史料的敏锐感知、广搜博采与精深考订,就充分体现了史料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文学史研究中,理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则更多体现在“理论”层面,体现在用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或视角,对作家文本或文学史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理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更多体现在其思维的缜密、观点的新颖,体现在其是否具有问题意识,体现在研究者对学科前沿问题的敏锐捕捉与成功解决上,体现在其是否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历史的想象力,是否能勾连、还原被遮蔽、被掩盖、被歪曲的内在历史发展线索。综括起来,在“问题意识”上,史料工作者重“史料”,理论研究者重“观点”;在“主体意识”上,史料工作者重“史料考订”,理论研究者重“理论阐发”。当然,文学史研究中,史料工作与理论研究不可能这么截然二分,但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由于才性不同,兴趣各异,有的学者偏于理论研究,有的学者重于史料发掘。即使是同一研究者,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或在不同的研究工作中,或偏于史料,或重于理论,还是可以有一大致区分的。由于这种研究路徑和个性的偏向,或研究工作的不同分工,史料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于“问题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理解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也无须强求一致。

  由强调史料研究的主体意识与问题意识出发,宝林君进而强调史料的理论研究的价值优先性,对纯粹的史料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持怀疑态度,对此,笔者是不太赞同的。洪子诚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说道:“似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纯粹的文学史料整理研究。至于重要与不重要无法一概而论。什么样的史料搜集、整理有意义,有价值,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理合适,这取决于研究者的不同史观、史识,以及艺术上的判断力。和文学史写作一样,这里面的高低是可以明确判分的。”?譹?訛宝林君据此认为:“一般的文献辑佚整理自然不可缺少,但以核心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实证研究或许更有学术价值,即辑佚要解决和回应文学史或思想战场上的核心议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整理和介绍上。”?譺?訛宝林君自己是史料研究者,但他话语中所显露出的对史料整理与介绍工作的轻视,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史料研究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史料与理论的完美融合,史料与观点之间能相互生发与带动,既有新史料,又有新观点,由新观点引领发现新史料,或由新史料拓展升华出新问题,就如宝林君所说,以发现的新史料,去解决和回应文学史或思想战场上的核心议题。这样的学术境界,当然应该是史料研究者所追求的。不过,这样的境界,只有少数一流学者能够达到,其他一些学者,包括笔者,限于才分或条件,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有的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发掘与整理、介绍上面,做的纯粹是“为人作嫁”的工作,其成果的体现往往是“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整理和介绍上”。对于这些史料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我们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肯定。

  宝林君认为在当下的数字人文时代,辑佚已经非常容易,史料的“求全”已经不是问题了,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是稍显乐观了一些。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人们获取史料的途径增多、获取方式更为便捷,这只不过说明现在研究者的条件比过去更好,但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的史料意识的同步增强和史料研究水准的同步提高。决定一个时代学术研究在史料层面所达到的水准的,关键不是获取史料的途径,而是研究者的史料意识、理论水平和外部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外部客观条件。研究者能见到什么史料,能运用什么史料,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而是被时代所决定的。如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作品与生平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就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其次,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不同的理论认识水平和史料意识,也制约着对史料的取舍和运用。从理论上说,史料是客观存在的,但史料在不同的研究主体那里,却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判,因而,史料不是自然摆放在那里,天然供人采用,史料是逐渐生成的,是不同的主观意识主体实践的结果。可以这么说,不同的认识水平、理论视野、观察角度,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立场,不同的政治观念,都会制约、召唤史料的形成和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史料的生成却完全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因此,史料研究工作,和文学史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样,是一项富于主体性和实践性的工作,同样体现着研究者的主体性和理论认识水平。例如,刘福春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于20世纪诗歌史料的发掘、整理与汇编、编年工作,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持之以恒的热情与毅力,对诗歌文体的高度重视,对诗歌史料的爱惜与敬畏,都体现了他作为研究者的高度主体性,没有这种主体性,他的史料工作是无法开展的。由于史料是生成的,而非天然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认识水平,便召唤着不同的史料成形。例如解志熙先生《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譹?訛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大量“唯美—颓废主义”文学史料的重新发现,既来自他对现代文学史料的烂熟于心,又和他对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和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认知有关。试想,若对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无任何了解,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影响与变异无任何把握,即使大量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方面的史料置于眼前,研究者对之也会熟视无睹。再如,进入201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中曾出现“民国文学研究”热,对于这股热潮,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断,但“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确实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开辟了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新天地。再如其他学人对国民党“右翼文学”的研究,对192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重新梳理,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对左翼文学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等等,这些研究,都和新的文学观念所带来的对新史料的重新召唤和解读有关。因此可以说,数字人文时代虽然方便了研究者获取史料,但史料问题依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制约史料研究的,既有外部客观环境和条件,也有研究者的理论认知、价值立场和史料意识等诸多因素。数字人文时代,排除一些数据库对原始史料的变形、遮蔽及外部政治因素制约外,可看的史料可能确实已经“可见”和“在场”,但史料依然不会自在“生成”,依然需要研究者的辛勤寻找和打捞。

  宝林君认为笔者的史料研究缺乏“历史感、问题意识和主体意识”,此结论的得出,建立在“胡风四篇佚文为伪”的基础上。因此,有必要对胡风四篇佚文的真伪问题作一点辨析。

  二、四篇胡风佚文的真伪

  钩沉和考证胡风佚文,只是拙著《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的一部分,该部分钩沉出疑似胡风的佚文20篇,我辑校出原文、考证其作者为胡风,以供学界参考。宝林君对其中的4篇佚文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不是胡风佚文,对其余16篇胡风佚文則似无异议。引起吴宝林君质疑的那4篇佚文是《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变》?譺?訛《建设民族大众文化》③和《怎样读小说》?譼?訛。关于《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和《变》两文,宝林君从作者文风轻薄、鼓吹法西斯主义、批判张学良和蔡廷锴及福建事变的政治立场,以及刊物《七日谈周报》编者李焰生与国民党改组派的潜在关系,判定它们不可能是胡风所作,并认为“胡风”很大可能是该刊的另一作者“胡峰”。关于《建设民族大众文化》,宝林君发现此文的完整稿发表在倾向左翼的《团结》周报上,《大众文化》是删节性的转载,并指出《团结》上以“风”为笔名发表的文章有多篇,“风”当是《团结》的编辑,他在该文中对“新启蒙运动”的回应,与胡风念兹在兹的反封建立场并不一致,因此,不可能是胡风所作。关于《怎样读小说》,宝林君认为发表此文的《青年大众》是“孤岛”刊物,胡风远在重庆、香港等地,不可能给该刊写稿,并发掘出多个用过“高荒”笔名的作者,判定“高荒”实有其人,《怎样读小说》不是胡风的佚文。

  不待说,笔者对胡风佚文的考证只是个人的初步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定论,何况笔者也不是专门研究胡风的人,对胡风所知委实有限,并且因为长期僻处封闭的开封,关于胡风佚文的文章又写于十年前,那时在开封还看不到网络数据库,只是假期抽空外出查阅旧报刊,发现了一些疑似胡风的佚文,乃顺手略为辑校考证,供学界参考而已,倘得识者驳难论定,则幸甚至哉!如今看到宝林君的批评指正,笔者是很欣慰也很感谢的。宝林君是北大新晋的博士,是专研胡风的新锐学者,看他文章,多是关于胡风的,果然博学多闻、后出转精。他对拙文里4篇佚文的辩证,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和精细的辨析功夫,尤其是对《建设民族大众文化》和《怎样读小说》二文的辩证,援据丰富,分析精细,匡我不逮,其质疑是令人信服的,我很感谢他的纠正,也希望学界朋友能关注他的订正,以免被我贻误。至于宝林君对《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变》两篇文章的质疑,则不无误读以至武断之处。

  宝林君论证《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与《变》两文为“伪佚文”的关键证据有两条:一条是“从内容着眼”,一条是从刊物性质、编辑和作者等方面进行分析。先看第一条。宝林君从内容着眼,认为《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立意俗套,文风轻薄,比如开头一句用‘和黄脸婆相处久了,得弄个小奶奶打比方,说明人们喜新厌旧。其次,该文用词华丽矫饰,如‘带来玫瑰花的鲜妍,醇酒的香味,和甜美的幸福的慰藉。”?譹?訛宝林君对此文立意、文风、语句的解读是站不住脚的。《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立意正大,文章从新、旧年对比出发,认为旧的一年固然很难令人满意,但新的一年带给欢迎它的人们的,仍然不过是风寒贫困中的呻吟和挣扎,“爆竹声只赶走时间的影子,并不曾烧掉它刻骨的病菌”。该文对当时社会现实提出了相当深刻的批评。宝林君所拈出的所谓“文风轻薄”的语句,其实是作者的一种修辞罢了,这两篇文章是杂文,其“轻薄文风”不过是惯常的杂文手法而已,连鲁迅也难免,何况努力学鲁迅的胡风?通读全文,对此自然会有一比较明敏的判断。

  宝林君对《变》的解读同样有断章取义之嫌。他认为:“从内容着眼,《变》则更离奇,作者鼓吹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所谓‘国家利益至上者,将张学良和蔡廷锴称为‘善变者。……起码不能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变》也看成是胡风之作。”?譺?訛然而,关键问题是,《变》的主旨本不是鼓吹法西斯主义,宝林君没有读懂此文。他引用此文如下语句:“‘法西斯蒂的‘独裁政治,是顶硬烈的军国政制之一。慕沙里尼及希特拉是倡行这主义的大阿哥。为了国家利益,你看他俩怎样坚烈地反抗别国的侵凌?而‘不抵抗主义也者,却是一种懦怯的奴性表现,张帅爷曾奉此丧权辱国。”据此,宝林君认为作者“胡风”是歌颂、肯定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这实在是歪曲了作者原意。宝林君所引用的语句后,紧接着还有一句是:“这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思想,怎会同为一人所有呢?可是事实千真万确的,它们是前前后后如此这般地为张帅爷所主张,这不能不算是大大的人性的转变。”③结合上下文文意,作者意思很明确,就是讽刺张学良善变,原先奉行不抵抗主义,导致东北大片国土沦陷,而从柏林、罗马考察归来、重掌军权后,又大谈“中国的独裁政治”的伟论。《变》的文眼为“变”,作者讽刺张学良之善变,奉行“独裁政治”的他,原来却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作者对“独裁政治”明显持讽刺态度,而非肯定,更不是鼓吹法西斯主义。宝林君依据其引用的一句话就断定作者是鼓吹法西斯主义,未免有点轻率。其次,吴宝林断定左翼人士不会否定张学良尤其是蔡廷锴发动的福建事变,这也高估了左翼的政治正确性。其实,当年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对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态度上存在很大分歧,左翼文人中,有一部分人,对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风有此论也不为过。

  除内容分析外,吴宝林还从刊物性质、编辑和作者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否定《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与《变》为胡风所作。宝林君指出拙著所说的《新墨月刊》为《新垒》月刊之误,笔者承认自己失察和失误。但是,他由刊物性质、编辑、作者群入手进行分析,认为胡风绝对不会与《七日谈周报》发生关系,论证上存在明显瑕疵。他认为,胡风1935年初已经立足上海左翼文坛,有了些名声,与《七日谈周报》的编辑之一李焰生的文人圈不会有什么交集,因此,其文章断不会出现在《七日谈周报》上。这样的推理也仅仅是一种推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他认为胡风一定不会给《七日谈周报》投稿,这个结论的得出也缺乏有效证据。宝林君的这个结论建立在对《新垒》这个刊物性质的分析上。《新垒》上曾刊载大量攻击鲁迅、左联和普罗文学的文章,因而,应国靖先生《神秘杂志〈新垒〉》一文曾说过“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根本不向它投稿”。?譹?訛宝林君认为应国靖“此文说的是《新垒》,但作为‘李焰生系的刊物之一,彼时左翼作家也不会给《七日谈周报》投稿的。”?譺?訛这种论证失之牵强,仅仅是一种猜测和推断,且有逻辑错误。从时间上讲,《七日谈周报》最终并入《新垒》,这说明《七日谈周报》在前,《新垒》月刊在后,由“左翼作家不给《新垒》投稿”的前提,不能必然推导出“左翼作家不给《七日谈周报》投稿”这样一个结论,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笔者认为,由刊物性质、编辑、作者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来判定作者真实身份,这种分析既有一定合理性,又有明显局限性。其合理性体现在,有些刊物,特别是同人性质的,或者政治倾向非常鲜明的刊物,其作者群有一定稳定性,依据刊物性质、编辑和作者群,对该刊的某一作者的身份,可以有一大致合理的推定。其局限性是,刊物性质、编辑和作者群,在判定作者身份时,只是属于外围证据,或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或完全有效证据。因此,宝林君从刊物性质、编辑和作者等方面进行分析,判定作为左翼作家的胡风,一定不会给《七日谈周报》投稿,这种分析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支持,也就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吴宝林认为胡风第一次使用“胡风”这个笔名是1934年12月11日,这个论断是错误的。胡风《林语堂论》文后所署写作日期为“1934年12月11日”,该文发表于《文学》月刊4卷1号(1935年1月1日),署名“胡风”。然而,这并不是胡风首次署名“胡风”发表的文章。胡风首次署名“胡风”所发表的文章应为杂文《过去的幽灵》,刊《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6日、17日。

  由于宝林君对《新的年头带来了些什么?》与《变》的内容存在一定误读,从刊物性质、编辑和作者等方面所作的分析,又缺乏有效的直接证据,所以,他认为两篇佚文一定是胡风“伪佚文”的结论,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三、书评的写作问题

  笔者对于宝林君此文的另一点困惑,是其书评的写法。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中,书评所处位置不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书评是学术批评、学术交往的主要方式。高质量书评,能构建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引领正确的学术发展方向。现在书评不被看好、评价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书评流于一味的肯定与赞扬,真正能从学术角度出发,进行高屋建瓴、客观评价的书评,确实太少了。从这个角度讲,宝林君能对拙著提出严正批评和细心研讨,实属难能可贵,对此笔者是感谢的。宝林君曾提到拙著出版后,在学界引起的一点反响。文章称:“《考信录》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肯定,被誉为‘在史料考释与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有多篇专业书评和新书介绍总结了该书的学术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文学年鉴》(2013)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年鉴》(2012)都介绍了该书”,因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考信录》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更有严肃考察和细致辨析的必要”。?譹?訛这说明宝林君是纯粹出于学术研究角度,来选择拙著作为批评对象,展开对拙著批评的。对此,笔者作为“边缘学者”,所作史料工作又非精深的理论研究,因而,能得到宝林君的青睐与关注,当然感到荣幸且诚惶诚恐。不过,宝林君的书评在正副题的拟定和一些提法上,存在一些欠妥之处,这里特指出来,以供参考。

  首先,此文内容与题目明显不符。既然是“书评”,那么,评的当然是书了。宝林君文章题目为《历史感的缺失与“伪佚文”的辑佚——以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为例》。该文副题显示,他评论的对象确实是《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文艺研究》把该文置于《书评》栏,充分说明也是认同该文的“书评”身份。但笔者仔细阅读该文后,发现它根本不是“书评”,而是彻头彻尾的“文评”,所评之文,作者交代得清清楚楚:“本文考察《考信录》一书收录《胡风佚文钩沉》和《胡风佚文辑校》,前者是总体介绍,后者则是对佚文的整理和注释。”?譺?訛原来他对《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的严肃考察和细致辨析,只是着眼于该书的一个很小部分,明显不是他文章副题所谓的《以〈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为例》。笔者对此颇感意外。可能宝林君已预知笔者会感到意外,或者为防備其他读者发生与笔者类似困惑,便很机智地在“本文”两字后加了一条小小的注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讨论该书涉及的其他作家,也不否认其在此方面的学术贡献。”③可问题是:这样一条很不起眼的注释,能否引起读者注意,能否解决文章副题《以〈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为例》所产生的问题。他的文章题目与文章内容之间,明显不符且充满矛盾。这是笔者对其书评写法感到困惑的第一点。

  笔者对于宝林君书评写法感到困惑的第二点,是他依据笔者误收的4篇胡风“伪佚文”所得出的结论:“历史感缺失”,“学术判断的错讹”,“为佚文而佚文”,“缺乏问题意识”,“研究者缺乏主体意识”,等等。笔者《胡风佚文钩沉》一文发掘出胡风佚文20篇,宝林君发现其中4篇可能为“伪佚文”,为了证明这4篇佚文之“伪”,他给出了许多证据。他的证明,充分显示出他对胡风史料的熟悉。这些佚文是否为“伪”,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但是,即使后退一步,笔者完全承认宝林君所说部分正确,其中两篇佚文确实属误收,是“伪佚文”,但有一个问题是:两篇之外的其他胡风佚文不伪吧。依据两篇误收的胡风“伪佚文”,宝林君就给笔者扣了帽子,特别是赠给笔者一顶“键盘侠”的“美誉”,实在不敢当。

  宝林君认为笔者四篇胡风佚文之误收,乃源于“数字人文时代”查阅资料便捷所致,这种看法,是笔者对宝林君书评文章感到困惑之第三点。吴宝林君文中大谈“今天”乃“数字人文时代”,查阅文献史料的条件已较便捷,各地图书馆大多可以网上检索期刊图书目录,有实力的机构还会基于丰富的馆藏自建民国文献数据库,网络平台上也流传着各类电子文献,因此,就现代文学的辑佚而言,关键问题或许不是辑佚本身,也不在于史料的求全。对于宝林君对辑佚工作所发表的见解,我表示部分认同。但他认为《考信录》误收四篇“伪佚文”,是“数字人文时代”目击“历史现场”过于便捷所致。此句后,又紧接一句挖苦与讽刺:“辑佚不等于‘键盘侠式的工作,需要极为细致和严谨的学术考辩。正如有学者所言,‘佚文辑录,要宁缺毋滥,否则根据伪文献弄出一堆错误的结论,辑佚的学术功用就走向了反面。”对吴先生 “键盘侠”的讽刺,笔者感到难以接受。他文中认为今天是“数字人文时代”,查阅资料已非常便捷。但他似乎忘了《胡风佚文钩沉》一文发表于2010年,笔者对胡风佚文所作钩沉的时间为2008年、2009年之间。这个时期,还不是他所谓的“数字人文时代”,至少笔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的图书馆还没有进入所谓“数字人文时代”,不但不能网上检索民国期刊图书目录,更不可能有丰富的馆藏自建民国文献数据库,网络平台流传的各类电子文献很少,即使有,也不包括民国期刊文献。

  宝林君的书评属于史料研究批评。学术交往中,批评质疑是学术交流的常规,谁也不能拒绝批评,而批评者也应有分寸,就事论事、就错论错、以理据服人,目的是推进学术。而不能抓住别人一个问题就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即如关于文本的钩沉考订,谁也不敢说十拿九稳、毫发无错,尤其是限于文献或学力,有所失误在所难免,没人敢保证说在文献考订上就绝对正确、可以拒绝批评,清代及近代的学术大家如王鸣盛和钱大昕的史学考证、胡适和鲁迅的小说考证以及陈寅恪的文史考证,也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疏失,何况我这样一个边缘学者;同样的,后来者在文献考证上发现了此前学者的错误而给予纠正批评,当然是理所应当、有功于学术的事情,但若因此就以为此前的学者根本不该有误,那就苛求过甚了。笔者老实承认,笔者对胡风佚文的辑校考订是十年前的工作,限于当时当地的学术条件和个人学力学养,辑考有对了的,但也难免有所疏失,吴宝林检出其中四篇给予批评,他批评得有根有据的两篇,我很乐于接受,即使批评得不甚中肯的两篇,也对笔者有一定启发,警醒我此后在做这类工作时更细心谨慎些,所以笔者仍然感谢他。正是本着此种想法,笔者就胡风佚文真伪、书评的写法特别是史料研究的历史感、问题意识与主体意识,与宝林君展开商榷,以期引起研究界同行对现代文学史料问题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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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史料研究的历史感、主体意识、问题意识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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