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从事评职称论文发表,核心期刊征稿,核心期刊发表,SCI论文发表等学术咨询服务

全国咨询热线

400-789-0626

“新文科”视域下“知识”观念的流变及互通性研究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0-11-13 浏览:

  近年来,“新文科”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它将知识生产中的跨学科交叉和文理交叉的话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不过,目前对于“新文科”研究实践大多集中于教学改革,主张将新技术应用于文科教学实践之中。而在专业学科知识研究领域,学术界对于“新文科”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陶东风认为这种仅仅是把技术用于文科教学,从根本上还是着眼于技术的应用,“新文科更根本的使命在于回应新历史条件下‘人的观念的变化,因为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学问。新文科之所以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源于旧文科关于‘人的理解出现了问题”[1]。无论如何,“新文科”的“学科交叉”特性是学界较能够取得共识的特性,它反映了在新形势下学术研究对于新的问题域和新理念拓展的客观要求。

  《江淮文史》着重反映近现代安徽以及与安徽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突出“统一战线的鲜明特点,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的特色。

  就“知识”的观念而言,“新文科”视域下的“知识”应该是跨越文、史、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总是不断地接触和获取知识,但如果追问何谓“知识”,或许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从经验或从书本中得到的都是“知识”。的确如此,然而从本质上说这只是对于“知识”的常识性认识,并没有涉及本质性的东西。而对知识缺乏本质性的认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对待知识的态度就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教师授课为了挣钱:他们追求的不是什么智慧,而只是有智慧的外表和名声。学生学习不是为了获取认识和见解,而只是为了可以夸夸其谈、显示派头”[2]164。

  就理论层面而言,对于知识的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常常将知识视为客观的、可以为我所用的“工具”,而不是从中获得一种认识或思想。自理论界的“语言学转向”之后,那种把客观事实、档案材料等视为“知识”的实证主义知识观,逐渐被一种“建构性”知识观所取代。传统的认识论关注知识“是什么”(what is),而自“语言学转向”以来,那种“是什么”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是”(how to be),关注的重心从对一种客观存在物的探究,转向关注存在物的生成性“存在”,也即知识观从“工具论”转向了“认识论”。也就是说,“知识”就是一种认识,它提请我们认识到知识不是客观的事实、实证性的材料,而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因为“资料知识纯粹只是帮助我们获得某一深入认识的工具而已,这些资料知识本身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价值”[2]165。实际上,将知识视为思想、认识和眼界,也是为了祛除知识的“工具性”。然而在现实的知識界“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取得非凡的成就,因为要有所建树的话,那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或者学问就必须是他们的目的,而其他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只是手段而已”[2]166。这种“实践性”而非“工具性”的知识观,势必涉及当前学术研究中的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知识观上主张以量取胜、用别人的思想装潢自己的头脑等。

  一、不同的“知识”观念

  真正的知识大多是由天才创造的,这正如叔本华所说,“天才在一个时代里直接从生活和这世界中汲取而获得知识,为别人采掘而处理妥帖的认识,只因为人类的接受能力远赶不上天才的授予能力,所以不能立刻成为人类的财产”[3]。不过,福柯对知识的认识具有后现代性和解构性特点,他认为自康德以来的知识观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性地把人设定为先天具有纯粹理性认识的主体,以此来思考知识的问题,这就等于说知识是人的纯粹理性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也即知识就是纯粹的科学与真理。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福柯把知识视为话语的产物,突出知识的建构性特征。

  (一)“纯粹性”知识观

  康德的知识观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在这本书里面,康德对知识进行发问: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康德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作为“人”的“我”所具有的获取知识的先天能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人视为一种“经验的—先验的”双重性存在。人作为认识与获取知识的前提,也就意味着人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但在经验主义者看来,“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4]。他们认为人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人的存在会被局限于特定的实践经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就会被各种现实关系及“本我”的欲望所充斥,因而人不能成为知识生成的基础。

  康德批判了经验主义的知识观,认为人的知识并非全部来自经验,而是来自人这样一个先验主体,也即“纯粹意识”或“纯粹理性”。在终极意义上,知识受制于人这个先验主体,它是知识的“本源”和“创造者”,同时也决定了知识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通过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引起的表象,然后我们对这些表象进行比较、加工形成经验的对象知识。因而从时间上看,“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然而,“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可是知识却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因为很可能,甚至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固有的知识能力从自己本身中拿来的东西的复合物。对于这个‘增添,在我们将它分离出来之前,我们不会将它与那些材料分开”[5]1。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5]1在这里,康德把这种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称为“先天的”(a priori),并将它与“后天的”(a posteriori)也即经验性的知识区别开来。康德着重要研究的是“把先天的知识理解为并非不依赖于这个那个经验、而是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经验所发生的知识”[5]2,也即不掺杂任何经验性成分的“纯粹的”知识。

  康德的纯粹知识观很容易让人对此产生误解,也就是似乎康德偏见性地轻视经验,而将知识诉诸于“先验”。实际上,康德从来没有否认“经验”之于知识的重要性,经验毫无疑问是知识的最初源头。但问题在于,经验告诉我们“是什么”,不能告诉我们一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不仅如此,康德对于理性派也持批判态度,认为理性派的独断论在不依据任何经验材料的情况下,凭借着逻辑推论就去断言客观知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基于此,康德提出“一种同时具有着内在必然性特征的普遍知识,必须是不依赖于经验而本身自明的和确定的,因此我们把这种知识称为先天的知识”[5]4。

  显然,康德的“纯粹性”知识的观念,给我们进行文艺理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就是理论知识的生产固然都来自文本实践或精神实践,但“实践”之后抽象出来的理论知识中必然存在“先天的”或“纯粹的”理论知识,也即文艺理论并不都是从文本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话语,而是存在着先天地进行分析判断、逻辑推理所形成的先天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纯粹性的,它与“实践”得来的文本经验相结合,最终形成真正的理论知识。这才是康德所倡导的“纯粹理性”或“先验性”知识的根本之所在,也即康德认为“真正的知识应该是知性的思维与感性的直观相结合的产物,任何一方单独来看都不是知识”[6]。

  事实上,当代西方很多文艺理论诸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文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都来自文学的文本实践,而常常是借自其他领域的理论话语(当然这种理论思考最初依然来自文本实践的启发),借以思考文艺现象中与之相契合的问题,也即存在着类似于“批评的批评”的问题。

  (二)“建构式”知识观

  与康德在“先验”与“经验”中探求知识的“先验性”不同,福柯将知识视为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突出知识的“建构性”本质,关注的重心是“谁在说”(whos to say)而不仅仅是“说什么”(what to say)。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梳理了“知识”观念的流变过程: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知识的言说者是万能的上帝,“当上帝本人把语言赋予人类时,语言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因为语言与物相似”[7],于是知识就是人们对上帝之词的理解;到了古典时期,知识的言说者变成了自然,知识只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与之相符合的客观描述;现代人则认为知识的言说者是人本身,知识是“现代人”给事物命名并制定它们之间的秩序的结果。不过,在尼采、巴特等当代思想家那里,语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不是人支配它,而是它支配人。此时,言说者是“语言”而非人,作为原初说话的人死了。与此相对应,福柯在《人死了吗》一文中说“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8]。人之死,人被语言所言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知识观念。

  于是,福柯在吸收了尼采、巴特等人的知识观之后,将自己的知识研究称为“知识考古学”,因为“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9]204。基于此,福柯认为从知识的分类出发,每一个学科都是知识的积累史。这就对康德的“纯粹的”/“先验的”知识观形成了挑战,并进而提出知识的构建者不是“先驗主体”而是话语实践,“对他来说,是话语,而不是主体,生产了知识”[10]54,并且“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9]203。

  很显然,与“实证性”科学知识观不同,在福柯那里知识就是“话语”(Discourse)。话语是一个不但不受“主体”操纵,而且建构了主体的结构性空间。在通常意义上,主体是“一个有完全意识的个人;一个自主的和稳定的整体,自我的‘核心,行为和意义的独立的真正的来源”[10]55。福柯认为言说者是话语而不是主体,“‘主体是在话语内生产出来的”[10]55。“话语”不是个结构主义概念,而是带有更多的“解构性”,它的内在结构是流变的、不稳定的、无中心的、断裂的、非连续的。

  可见,从康德到福柯,关于“知识”的认识经历了从先验主体的建构到话语实践的建构,也即从“我在说话”到“话语在说我”。福柯强调知识的“建构性”而反对其“实证性”。这不仅重新定义了知识,而且也扩大了“知识”的“界限”。不仅如此,福柯在反对知识的“实证性”的同时,也突出了知识的“实践性”。知识是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产物,并且这种话语实践带有普遍性,“不具有确定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9]203,“这个实践不只是表现在某一具有科学性的地位和科学目的的学科中,我们在司法文件中,在文学语言中,在哲学思考中,在政治性的决策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意见中,同样可发现这一实践在起作用”[9]199。于是,福柯就把“知识”明确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9]203。

  实际上,福柯这种带有后结构性的“话语”式知识观,也是对英国经验主义知识观的反驳。英国经验主义在论述知识的时候,“把主体看作一切知识的本源:人的头脑从外界接受印象,然后加以筛选,且组织成关于世界的知识,然后再用显然是透明的语言媒介表达出来”[11]147。如英国经验主义代表人物乔治·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