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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的新探析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1-01-19 浏览:

  摘 要:通过汉代画像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汉代政治、汉代人的观念世界、汉代的思想文化、汉代的民俗风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析,学术视角与切入点都比较独特,这正是宋艳萍新著《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汉代画像;汉代社会;神仙瑞兽;周公辅成王;侠义与复仇

  《文博》刊登文物考古与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刊登文物考古与博物馆事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专题研究、田野考古调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馆藏一级品的介绍与研究和文物的科学保护与管理等。

  汉代画像曾被称誉为是刻在石头上的“绣像的汉代史”。自上个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数量甚多,画面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这些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与审美崇尚,也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汉画研究如今方兴未艾,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特别是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年轻学者投入了对汉画的研究,新著不断出版,真的是可喜可贺。

  最近读到的宋艳萍研究员的新著《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颇有新意和值得赞许的专著。通过汉代画像来研究汉代社会生活,这是以往很多研究者的着重点。而宋艳萍的这部新著则将汉代画像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侧重于对汉代政治、汉代人的观念世界、汉代的思想文化、汉代的民俗风气等方面进行探析。这些方面,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宋艳萍着眼于此,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这正是其著《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的独到之处。

  一、由“周公辅成王”说汉代政治

  关于汉代政治,无疑是一个比较宏大而又复杂的话题。比如汉朝的统治方式与社会制度,汉朝的王位继承与辅佐模式,汉朝权臣之间的矛盾与争斗,汉朝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理想等等,这些都是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宋艳萍通过汉代画像来研究汉代政治,其学术视角与切入点都比较独特,且并未泛泛而谈,而是抓住了其中的几个典型事例,由此及彼进行剖析。“周公辅成王”就是一个重要例子。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在汉代画像中比较常见,表面看起来只是描绘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而其实质却充分反映了汉代的政治风气。我们知道,周公是西周时期的忠臣。他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为历史上忠义的典范。汉武帝晚年时,也出现了少子继承皇位的情形。汉武帝临终托孤,特意命人画了《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赐给大臣霍光。后来,“行周公之事”便成了霍光辅政的理论依据,也成为汉代辅政大臣行使权力的称谓。“周公辅成王”实际上也就成了汉代的一种政治模式。霍光不负汉武帝托孤重任,辅佐幼君,开启了“昭宣中兴”的政治局面,得到班固的盛赞。“周公辅成王”的核心价值,本是强调忠义,巩固王权,所以这种政治模式曾为当时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也为后来的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机。西汉末期王莽便利用“周公辅成王”的政治模式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但王莽的胡作非为不得人心,很快就失败了。到了东汉时期,“周公辅成王”政治模式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东汉和帝之后,大都是幼君即位,“周公辅成王”政治模式再次盛行,并逐渐演变成为外戚、宦官控制朝政的工具。正是这种政治模式的演变,导致了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衰落与更替。

  “周公辅成王”政治模式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倡导,而且也成为汉代士人的一种政治理想,这是两汉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政治模式不仅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内涵,曾对汉王朝的兴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艳萍认为,从汉代的发展历程看,这种政治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较长的时期内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汉王朝的延续;但这种政治模式也为权臣排除异己掌控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使野心家篡权乱政有了可乘之隙,其负面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对汉朝社会的深远影响,所以“周公辅成王”成了各地汉代画像中最常见的描绘主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些剖析,抓住了关键,确实是很见功力的。

  书中还论述了汉代政治史观的发展演变,认为汉代画像中展现的信仰崇尚之风,便与此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刘邦建立汉朝后,沿袭了秦代的很多制度,同时也有所调整,崇尚五行,实行水德。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罢黜黄老之术,改正朔,易服色。之后在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政治史观又有变化。西汉时期的符命学说,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而大为盛行,西汉末期还兴起了谶纬神学;东汉时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得“天人感应说”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观念。书中分析了西汉后期政治史观的彻底改变,主要是源于国力衰微,民心思变;而社会问题的严重,则是形成社会思潮动荡与变化的重要原因——这在汉代画像中有较多的反映。书中还特别对汉阙演变为“天门”的神秘化历程做了探析,揭示了其中涉及汉代政治史观的一些变化,以及融入丧葬习俗中的原因与表现特征。阙在西汉初期本来是宫廷所建,在阳宅中使用的;被应用于丧葬后,便由阙演变为“神道”,进而演化为“天门”了。由此可见,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时期,阙的政治意义已被弱化,而神秘主义占据了主流,最终成为画像中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汉代的建旗制度以及对车骑出行方面的礼仪规定,在画像中也都有较多的描繪,这对相关的文献记载无疑是很好的印证。书中对此也做了专门的探讨,足以加深我们对汉代政治的了解。这些分析都颇有新意,也很有见地。

  二、从神仙瑞兽揭示汉代人观念

  神话传说人物是汉代画像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内容,尤其是对神仙世界与诸多祥禽瑞兽的描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谓琳琅满目。

  汉代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描绘神仙与瑞兽呢?从本质上看,这些图像并不单纯表现了当时画工们在艺术题材方面的兴趣爱好,更多反映的是汉代人的观念世界;因为艺术总是和精神崇尚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秦汉时期仙话盛行,特别是汉武帝向往神仙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求仙活动极其频繁。统治者的这种崇拜神仙的浓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幻想死后成仙也就成了汉代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书中认为,汉代中后期画像中大量出现西王母等仙界画面,便正是求仙之风影响的结果。画像描绘的诸多神仙与瑞兽,有些画面充满了神秘色彩,而透露出来的则是汉代人的观念与崇尚。

  汉代人观念中的神仙世界,不仅有西王母、东王公、日神、月神、伏羲、女娲、羽人、雷公、河伯、雨师,还包括了众多的祥禽瑞兽和一些怪兽。如果说汉画中的神仙世界表达了强烈的升仙愿望,那么汉代画像中的龙车、鱼车、云车、鹿车之类,还有骑虎、骑鹿、乘龙、乘鸟的画面,描绘的就是升仙方式了。宋艳萍引用了许多文献资料,对汉代画像石上的此类画面加以归纳和考证,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的看法;有的分析还解开了某些疑难。譬如汉代画像石上的双头兽,对其称谓与寓意曾颇令人困惑。宋艳萍根据《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的记述,认为屏蓬左右有首,与汉画像石上刻画的双头兽形象大致相符;而日月所入之地,乃是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双头兽屏蓬处在这样的位置,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使者,其左右之首,或许就是一个代表人世,一个代表阴世,亡灵坐于屏蓬之上,可以顺利到达阴世。此说通过文献与画像的剖析,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汉代的另一个重要传统观念,是通过祥禽瑞兽来表达象征吉祥的寓意。汉代画像中对此也有充分的反映。作者认为,汉代画像中的许多人物与动物形象,不仅表达了崇尚吉祥的观念,还揭示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书中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值得肯定。

  三、通过画像考析汉代社会风气

  汉代人重视侠义与复仇。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专门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立传,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汉武帝下诏说,为了复汉高祖平城被围之仇,准备出击匈奴,认为这是正义的战争,从而给征伐匈奴披上了合情合理的外衣。汉武帝以复仇理论号召天下,对社会各界都影响巨大,对汉代崇尚侠义与复仇风气的形成,很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宣帝时举行过著名的盐铁会议,有大夫就盛赞荆轲、专诸、聂政的侠义之举,希望朝廷能寻求这类勇士,帮助汉王朝抵御匈奴的进攻。汉王室如此,民间也不例外:汉武帝时期的游侠郭解快意恩仇,所杀甚众,赢得人们的敬畏与赞誉。后来郭解虽然被族杀,其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效仿者甚多,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事例说明,在汉代人心目中,侠义与复仇都是正义之举,不仅史家对此大为褒赞,汉代画像中对这类故事题材也描绘甚多,颂扬有加。过去对这些画像的研究,大都限于单纯解释画面内容,而较少涉及其中的思想社会背景与内核。宋艳萍正是有感于此,对这些画像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艳萍以前曾对汉代的公羊学做过专门研究,出版过《公羊学与汉代社会》专著,认为公羊学有复仇思想,主张百世都可以复仇,所以称为“大复仇”。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的公羊学家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复仇理论,而且将复仇理论和伦理纲常密切结合在了一起。宋艳萍在这部新著中也运用了她过往的研究心得,认为公羊学“大复仇”理论对汉代社会风气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是汉代人喜欢游侠、导致汉代社会复仇风气为盛的一个原因。这也导致了汉代画像大量以侠义复仇为题材的艺术现象。作者对这个关键原因的揭示厘清了汉画中的复仇题材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根源。

  书中还对汉代社会其他方面的民俗风气做了探讨,譬如汉代因为盛行厌胜之风,故而厌胜与驱魔辟邪就成了汉代画像中着重表现的主题;民间兴盛崇拜西王母之风,汉画中也便屡见西王母形象。如此等等,均可见作者对汉画与社会风气及政治关联的揭示,其见解也比较独到。

  值得关注的是,书中还专门论述了汉代画像中的“抱持神”。作者依据文献记载与出土的图像资料,从汉代信仰崇尚与社会风气的角度,对相关的画像加以分析,认为“抱持神”进入墓葬,与汉代人敬仰三皇、东汉重视图谶有关;又针对山東嘉祥出土画像石上有伏羲、女娲被“抱持神”拥抱的画面,认为或许描绘的是神农氏抱持伏羲、女娲,画面透露的寓意与思想应是汉代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的产物。从各地出土的汉画资料综合考察,为什么此类画面出现在山东、河南,而四川的汉代画像中没有“抱持神”和伏羲、女娲在一起的图像?这说明谶纬神学对四川的影响,不如对山东、河南的影响为大。书中的这些观点,与其他学者的看法有别,另辟蹊径,言之有理,也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

  概而言之,书中的这些论述都可圈可点,值得赞许。但也略有不足,譬如对有些问题的探讨只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对汉画资料的运用也略有局限,对有些论述也稍嫌简略。总的来说,这部新著的闪光之处甚多,充分展示了作者在汉画研究方面的努力与收获。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公布和汉画研究的逐渐深入,相信宋艳萍研究员在这个研究领域还会更上层楼,今后还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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