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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社会思潮的“真相”合谋及其应对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1-09-04 浏览:

  摘 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臻完善,一个情感先于事实、舆论优于真相、观点胜于逻辑的“后真相”时代悄然来临,以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为样态的“竞争性真相”纷纷登场,为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潜滋暗长、变动不居提供沃土与温床。针对“后真相”时代多元社会思潮的“真相”合谋态势,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积极廓清真相;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引导,交锋澄清真相;提高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本领,预判扬清真相。

  关键词:“后真相”;“竞争性真相”;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斗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94-06

文博

  《文博》刊登文物考古与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刊登文物考古与博物馆事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专题研究、田野考古调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馆藏一级品的介绍与研究和文物的科学保护与管理等。

  “后真相”时代下所有真相都是多个“竞争性真相”的合集,如何识别真相、辨别真相、引导真相,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问题。英国学者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竞争性真相”的概念,他将“竞争性真相”归为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四大类型,并针对其内容表征和运作机制展开深入论析。值得一提的是,“竞争性真相”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现实生活中囿于倡导者、误传者、误导者在表达方式方面的偏差,“竞争性真相”往往会呈现善意或者恶意的表现形式。对此,本文所论及内容大都从误导性真相出发,试图探讨在“后真相”时代如何甄别多样蛊惑的误导性真相、如何识别社会舆论场域“真相”合谋的逻辑与策略、如何应对多元社会思潮“真相”趋于合谋的发展态势,从而为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供理论参考。

  一、“后真相”时代的“竞争性真相”

  身处“后真相”时代,需知所有真相都是“竞争性真相”的集合体。“竞争性真相”是指人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1]6。它包括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四种类型。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存在形式,“竞争性真相”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唯有洞悉它的类型和本质,掌握它的表现和规律,才能更智慧地处理“真相”,更負责任地使用“真相”,并在必要时对抗“真相”。

  (一)片面真相:模糊不完整的真相

  “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由于多元背景、层叠信息、多重身份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真相的片面性始终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特点。人们耳熟能详的“盲人摸象”的故事,便是对“片面真相”一词的最佳阐释。四个初次接触大象的盲人,约定依次触摸大象的身体来推测它的形状:抚摸大象腹部的盲人,认为大象就像一堵墙,高大而平坦;抚摸大象腿部的盲人,认为大象如同树干一般粗壮;抚摸大象耳朵的盲人,认为大象仿佛扇子;抚摸大象鼻子的盲人,认为大象如同水管一般细长。毋庸置疑,四个盲人有关大象身形的陈述,都是基于各自接触过的客观事物所作出的真实评判。然而,由于复杂事物的多面影响,他们未能拥有完整的画面以传达完整的事实真相,以上陈述都是片面且模糊的。“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和实体过于复杂,无法得到完整描述;我们不得不表述片面真相,因为生活过于复杂,我们无法作出全面的表述。”[1]46基于此,大量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会利用片面性真相的复杂内因做文章,通过有选择地言说历史、有意图地预设框架背景、有目的地凸显数字、有重点地刻画故事等方式,刻意呈现对自己有利的画面,巧妙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情形,从而使观点更具针对性、更有冲击力。总之,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背景、数字、故事等都是形成片面真相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确认接触到了完整的事物面貌以及接收到了每个群体的声音,那么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就无法掌握事情的全部真相。

  (二)主观真相:“自以为是”的真相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从自身性格偏好、价值偏好、认知偏好出发来判定事物、传达信息、表述真相,“这种基于个性化视角、镜框式认知和相对性理解的主观色彩浓郁的真相就是主观真相”[2]。主观真相就是从个人判断出发可以被改变的真相,道德、吸引力、经济价值则是形成主观真相的主要动力。首先,裁决对错的道德观念能够改变真相。一方面,道德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更迭,道德观念的内涵不断更新,如古代标榜“三从四德”的女子道德规范在当下看来很是匪夷所思,一成不变的道德观念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道德具有主观性,受人的主观意识所影响,关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大多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识分歧。由此,道德的时代性和主观性决定了真相的多面性和易变性,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群体的利益思想,他们对于真相的理解和掌握自然也是不同的。其次,引导喜恶的吸引力可以改变真相。相对于裁决是非对错的外部道德观念而言,引导个人喜好的内在吸引力则是改变真相更为有效的驱动力。所谓“己之蜜糖,彼之砒霜”,在某个人眼中弥足珍贵的蜜糖,却很有可能被别人视若毒药。事实上,吸引力的易变性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有吸引力的事物能够在一定程度激发受众的情绪快感,引导人们朝着内心喜好作出相对应的价值判断与抉择。最后,左右选择的价值评估能够改变真相。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基础。然而,从主观真相的角度而言,“价值并不直接取决于价格,价格也并不完全由价值决定。决定事物价格的终极因素是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即作为竞争性真相的主观估值”[2]。换言之,由于不同人群之间身份背景、价值观念、财务情形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事物很有可能被赋予不同的财务价值,这种由主观判断形成的主观估值,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事物的原本价值与事实真相。

  (三)人造真相:人为勾勒的真相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人们一手打造起来的真相被称为“人造真相”。麦克唐纳认为,人造真相具备以下身份标签:其一,具备解释性的定义能够重新定义真相。当我们使用一个词语时,它仅仅具备使用者想让它具备的含义,不偏不倚;反之,当我们阅读一个词语时,它仅仅让我们感悟到它所编织的含义,不多不少。也即是说,定义是人们根据事实情况或者主观意志所赋予复杂事物的价值定性,是人们有选择性、有目的性、有引导性地将一些定义引导到事物所需要的方向。概言之,定义在有选择地定义真相。其二,具备意识形态性的社会建构能够改变真相。麦克唐纳提出,诸如欧盟、欧元、米其林、西班牙等事物的具体含义和真实力量,并非来自实实在在的物理实体,而是源自人们约定俗成的思想共识,这类由人们集体想象出来的真实事物被称为社会建构。“作为人造真相,社会建构是可变的: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总是可以联合起来,改变或消除这些社会建构。”[1]243其三,具备标签性的命名能够讲述真相。命名十分重要,人们赋予不同人群、不同概念、不同场景、不同事物的名字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看待他们的方式,引导着社会对待他们的范式,决定着人们对待他们的行为。从某种程度而言,名字一旦被固定下来,就会成为唯一的真相。

  (四)未知真相:影响未来的真相

  人们往往会基于对现实境遇的实时评估和未来趋势的大致预测,来抉择行动方向,在预测成为现实之前,这些指向未来的预测都只能被称作为“未知真相”而不是“绝对真理”。其一,劝导性预测在有选择地阐释真相。带有劝导性倾向的预测,往往一开始会有选择性地表述预测内容。譬如,当想激发孩子参加补习班的兴趣时,家长往往会描述丰富的学习活动和有趣的游乐伙伴,选择回避节假日时间缩水和学业压力增大等问题;企业老板在应聘员工时,趋向于描绘轻松愉悦的企业氛围和丰富多样的职业培训,选择回避加班工作以及晋升困难等问题。事实上,大多数人自然倾向于关注倾听对他们有利的话语内容,自动忽略其他无关紧要的预测信息。其二,转变性预测在有意识地改变真相。转变性预测包括自我实现预测和自我阻止预测两个方面。首先,自我实现的预测,即预测内容的提出会对现实的结果走向产生积极转变。例如,全球变暖的信息预测,促使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量,有效改善气候问题,此种预测无疑能够驱动人们的行为,从而对现实结果产生正向影响。其次,自我阻止的预测,即通过具体行动得到避免的预测。

  二、“后真相”时代社会思潮的“真相”合谋

  “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为多元社会思潮的潜滋暗长提供温床。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在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趋于合谋的态势之中迅速抬头,在延续以往发展基调的同时频频出现新动向与新端倪。

  (一)片面真相与主观真相不断弥合,民粹主义愈演愈烈

  自2010年起,《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起重大社会思潮研判活动,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民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后真相”语境下片面真相与主观真相不断弥合,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滋生沃土。

  其一,“反精英反阶层”的主调依然高昂,具有明显的煽动性与抗争性。长期以来,民粹主义打着“代表平民利益”的旗号,通过回避完整真相、忽略无关真相、稀释不利真相等演绎形式,混淆大众视听,误导民众认知,煽动民众情绪。沃尔特·李普曼指出:“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出了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想象将它们拼接到一起。”换言之,“后真相”时代去中心化、去真相化、去价值化的传播表达,使得大部分公众无法完整感知事实全貌,往往是这一小部分极端民粹之音促成了公众感知现实的重要部分,由民粹主义者主观建构的“真相”随之代替了完整真实的“真相”。其二,与极端民族主义形成耦合之势,具有强烈的非理性与破坏性。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寻求话语整合,对内而言,民粹主义打着“代表平民利益”的话语旗帜;对外而论,则将话语矛头对准其他国家或民族,形成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由此,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形成耦合之势,以达到抹黑国民形象、破坏国家长治久安的不良目的。其三,以重大社会危机为话语突破口,具有一定的蛊惑性与攻击性。民粹主义思潮擅以重大社会危机为突破口,在危机中找寻话语缺口、树立话语靶点,从而达到挑动民众情绪和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目的。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瞬时点燃中国社会舆论场,片面真相与主观真相纷纷登场,为民粹主义思潮衍生发展提供了温床。例如,部分地区物资分配不均、防控措施不当、部分官员“德不配位”、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等问题,成为民粹主义者挑拨公众情绪的燃爆点,他们通过夸大数字、预设框架、拼接故事等形式刻意营造片面真相,在网络媒体的极度诠释和舆论信息的推波助澜下,事实与真相早已面目全非。

  (二)片面真相与人造真相趋于合流,历史虚无主义蓄势而动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重塑历史”的幌子,试图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影响国家认同的整体性与延续性。近年来,虽然“历史虚无主义逐渐失去蛊惑人心的能力,在消解历史文化传统、动摇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影响力急剧下降”[3],但长远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仍旧不减,尤其是“后真相”时代下片面真相与人造真相趋于合流,为历史虚无主义持续发力提供了温床。

  一方面,活跃于重大时间节点,呈现跌宕起伏的发展态势。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倾向活跃于重大时间节点,试图通过主观臆造历史事件、重新定义历史认同、人为建构社会认知等方式,不断催生片面真相、掩盖客观真相、建构人造真相,使得已有历史定论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出现“变相”“变色”“变调”,从而达到消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2021年恰逢我国多个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九一八”事变9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西安事变85周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等,根据以往的发展态势和演变逻辑,这些特殊时刻或将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再度活跃的由头和炮制舆论话题的对象,尤其需要持续警惕和关注,以更好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另一方面,辅以迷惑性、渗透性、隐蔽性的叙事风格,实现其目的。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结合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叙事风格层面出现了隐性特征的转向”[4],即历史虚无主义者懂得适时调整叙事策略,利用“后真相”时代去中心化、情绪化、信息碎片化的传播特点,辅以迷惑性、渗透性、隐蔽性的叙事风格,实现其目的。主要表现为不断祭出“爱国主义”“理性反思”“科学正义”等极具迷惑性的片面真相,接连抛出“文史解密”“真相重塑”“大话历史”等博人眼球的人造真相,并借“意见领袖”“舆论精英”“学术大牛”等话语群体不断进行舆论发酵,表现出“重塑历史”“重塑文化”“重塑英雄”的话语姿态。概言之,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不断淹没完整事实真相,不断重构民众对于事件的价值判断,长远来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及国家认同记忆所造成的破坏力与影响力,不可低估。

  (三)主观真相与未知真相交互登场,泛娛乐主义活跃态势不减

  步入“后真相”时代,在主观真相与未知真相的多重刺激下,泛娱乐主义思潮在国内活跃态势不减,公众长期沉浸于“娱乐乌托邦”之中,为泛娱乐所奴役而不自知。泛娱乐主义无疑成为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之一。

  其一,依据情感偏好不断铸成“娱乐茧房”,泛娱乐主义逐步往“泛滥的娱乐”转变。在资本力量与技术逻辑的双重驱动下,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借娱乐元素内在吸引力的赋权加持,不断建构“主观性”事实真相来满足圈层受众的情感偏好,让公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塞上“娱乐至上”的“毒奶嘴”,陷入“主观真相”形成的迷障中难以自拔。具体而言,以暴力网络游戏、色情、网络骂战为主的“发泄性娱乐”和以偶像剧、综艺节目、短视频为主的“满足性娱乐”,大量占据公众时间,消磨公众精力,麻痹公众意识,使其长期沉浸于“娱乐乌托邦”之中无法自拔。其二,事实真相与价值情感裹挟传播,泛娱乐主义逐步往“戏谑的娱乐”转变。社会思潮暗流涌动的背后充斥着各阶级的利益诉求与价值滲透,为了使“娱乐”更好服膺于自身的意志观点,西方国家通过恶搞式娱乐、调侃式娱乐、炒作式娱乐等形式,进行长期的、隐晦的、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大量关乎国家利益、民族文化的人物或事件被各种视频配音、表情包、网络段子无情戏谑、肆意嘲讽,此种以文化娱乐性解构政治严肃性的泛娱乐行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及国家认同记忆所造成的破坏力与影响力,不可低估。其三,与其他社会思潮呈现交融交织的发展趋向,泛娱乐主义逐步往“隐蔽的娱乐”转变。一方面,泛娱乐主义极易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相伴相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所呈现的误导性、极端性、片面性特征与泛娱乐主义一拍即合,在去中心化、去价值化、去真相化的“后真相”传播格局下快速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在特定时间节点下会与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交融交织,在推动这些社会思潮走向极端的过程中提升自身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后真相”时代防御社会思潮“真相”合谋的应对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后真相”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在各类竞争性真相的蛊惑煽动下,极力争夺受众,抢占话语高地,严重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传播力。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后真相”时代科学引领与有效规制社会思潮的方法与对策,有力拆穿“后真相”时代的片面、主观、人造及未知真相。

  (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积极廓清真相

  世界变局之大百年未有,“后真相”时代“立场先于事实、舆论优于真相、情感胜于逻辑”的舆论生态,为各类社会思潮不断交织交融交锋提供沃土与温床。在此背景下,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积极廓清真相,是有效切断多元社会思潮与各类竞争性真相互动关联的首要途径,对于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主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要树立阵地意识,从思想上掌握主动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阵地争夺战愈演愈烈,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争相登台,分野、争夺、对抗无疑成为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可忽视的话语底色。习近平强调:“要增强阵地意识,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5]“后真相”时代面临舆论场域多元社会思潮强有力的“话语侵蚀”,社会思潮阵地的话语失位、失语、失声,必然造成意识形态战场的失理、失利、失节。因此,从思想上掌握主动权,树立牢固的阵地意识尤为重要。其二,要正视客观形势,从行动上掌握主动权。“后真相”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分野对抗日益突出,风险挑战日益严峻,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从行动上掌握主动权,化“被动应付”为“主动出拳”,推动解决意识形态工作的“预(预判)、控(把控)、规(规制)、优(优化)”等实践行动落地落实,以有力有节有效的行动抵御错误社会思潮的“话语侵蚀”,积极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其三,要加强技术创新,从“命门”上掌握主动权。如果说多元思潮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网络空间是社会思潮潜滋暗长的“衍生地”,那么“后真相”则成为网络空间社会思潮交织激荡的“风向标”。当下,“后真相”网络空间内各类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各类社会思潮融合共生、裂变蜕化,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习近平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6]为此,要想牢固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关键在于核心技术,唯有加强核心技术的突破创新,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意识形态战场上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根本转变。

  (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引导,交锋澄清真相

  在去中心化、去价值化、去真相化的“后真相”语境下,无论是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还是泛娱乐主义都呈现出片面性、误导性、情绪化、极端化的鲜明特征。此时,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交锋来澄清真相,是及时切断多元社会思潮与各类竞争性真相互动合谋的关键途径。

  其一,以科学的理论澄清真相。“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对话状态由“一对多”向“多对多”转变,传播结构也由“纵向”向“扁平”转换,由此,社会思潮在传播舆论、渗透观点、包装话语、隐藏身份等方面的能力日趋提升。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格局下,如若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民众极易成为各类错误社会思潮的话语俘虏,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域中无所适从。为此,要积极主动开展正面的思想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有力抵制各种误导性真相,从而培育理性平和、向上向善的社会心态。其二,以透彻的逻辑廓清真相。“后真相”意味着对事实真相的价值扭曲和情感化呈现,有效反击社会思潮“真相”合谋带来的杂音与噪音,不仅需要以科学的理论阐释真相,还需要用透彻的逻辑廓清真相。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等社会思潮都是“后真相”时代传播舆论、误导真相的幕后推手,唯有下功夫摸清各类不良社会思潮衍生传播的逻辑漏洞,揭橥背后的利益驱动与价值链条,才能从根本上澄清真相、廓清迷雾。其三,以具体的事实还原真相。“受制于人类‘看、听和说的限度、隔阂和偏颇,身处‘后真相时代的人倾向于将观点和情感置于片面、主观、人造以及未知的真相之上。”[7]因此,更具获得感与真实性的事实讲述是对抗各类误导性真相的最佳武器。以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抗疫为例,“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抗疫真相时,有着明显的‘后真相语境”[8],类似于“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中国方舱医院实质为集中营”“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等肢解掩盖真相的标题层出不穷,极尽攻击中国抗疫之能事。然而,中国为全球战役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与榜样力量,终究必将此类误导性真相一一击破。可以显见,消解各类充满妖魔化、片面化、偏激化的误导性真相,最有力武器就是用事实说话,以事实还原真相。

  (三)提高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本领,预判扬清真相

  我们已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步入“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此重要节点下,对我国社会思潮的多元样态及发展态势进行整体研判并非易事,但却尤为必要。为此,只有具备良好的风险预判能力和风险规制能力,方能有效切断不良社会思潮与各类竞争性真相的互动关联。

  其一,提高把控和预判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多元竞争性真相的裹挟下更是风起云涌、变动不居。回望过去,2020年是多个重要历史节点交汇

  的一年,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等,这些重大时间节点加剧了各类思潮的活跃态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打响,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后真相”时代各类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没人能够准确预测明天,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以往各类社会思潮的运作轨迹和发展逻辑,更好地预判今后社会思潮的运作规律和发展态势,从而更具前瞻性地阻断不良社会思潮与各类竞争性真相的互动关联,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传播力。其二,提高规制和转化不良社会思潮的能力。“后真相”时代对流派众多的社会思潮进行合理规制,推动实现社会思潮中非理性因素的有益转化并非易事,但却意义重大,尤为必要。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消解力的逐步降低、民粹主义发展日趋平和、泛娱乐主义与消费主义趋向合流等一系列新动向与新态势,体现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良性互动日益增多,规制不良社会思潮的能力日益增强。例如,精准扶贫背景下,“直播助农”样态的产生不仅是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良性互动的典型样例,也是泛娱乐主义思潮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的成功实践。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不断提高规制和转化不良社会思潮的能力,准确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联,推动实现多元社会思潮中非理性因素的转化,为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M].刘青山,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2]庞金友.后真相时代竞争性真相的谱系与策略[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

  [3]贾立政,王妍卓,张忠华.重大社会思潮十年发展变革趋势研判[J].人民論坛,2020(3).

  [4]董玥,陈锡喜.历史虚无主义三重理论基础批判[J].思想教育研究,2020(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5.

  [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02).

  [7]杨欣.“后真相”时代的舆情挑战及其长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教育的反思与担当[J].思想教育研究,2020(4).

  [8]侯耀文.“后真相”语境下中国抗疫的话语维护[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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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后真相”时代社会思潮的“真相”合谋及其应对

文章地址:http://www.zhishixueshu.com/ls/149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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