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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农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0-08-13 浏览:

  内容提要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一直是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为了厘清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现状,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和文献综述方法,以CSSCI期刊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定量方面揭示了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主题变化规律,从定性方面梳理了已有研究的主要观点。在归纳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三重理论视角、两类研究导向、一种主导方法”的基础上,认为现有研究存在概括性、本土性和前瞻性三方面不足,进而展望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 乡村基层治理 文獻综述 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IM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7—0025—11

  《现代化农业》(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主办的农业刊物。杂志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多次获得最佳期刊称号;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每年还定期举办科技论文讲演赛,科技人员每年有多篇科技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学术气氛日趋活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乡村基层治理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不仅长期受到党中央和政府重视,也同样为学界所关注。

  本文试图对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在对2000—2019年CSSCI期刊论文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与评述,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方法,总结归纳近20年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进而展望乡村治理研究未来趋势。

  一、方法数据

  1.技术路线

  本文试图对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为了提高系统性回顾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拟采取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技术,对当前研究的频次、分布研究主题与热点等开展定量分析。基于定量方法发现当前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的客观联系,从中发现和识别当前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趋势和在内容维度上的模式。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定性部分则通过对已有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进行观点述评与梳理,归纳当前研究的特征,进而与定量分析结果相互印证,从而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2.数据选择

  从时间维度上,本文在定量部分选择数据范围为2000—2019年。自1980年起乡村基层治理就受到学者的关注,但1980—2000年20年间乡村基层研究总体见刊数量较少,平均每年仅13.7篇。2000年后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数量开始以年均30%的速度激增,自2000—2020年年均发文数量为769.8篇。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在21世纪迎来了高速增长,而1980—2000年的数据数量较少。而定量部分数据的选取一方面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数据的质量,故本文在定量的文献计量部分,将研究时间选定在2000—2019年,以便消除异常值与极端值,从而提高数据与算法之间的适应性。从研究论文选取范围看,本研究选取CSSCI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以利于消除数据噪声,提高数据质量。

  基于上述标准,本文以2000—2019年CSSCI期刊为文献来源,以“‘乡村治理或‘农村治理或‘乡村基层治理或‘农村基层治理”为检索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3467篇论文作为定量分析的数据来源。

  二、计量分析

  1.研究频次分析

  本文首先对论文数量的年度分布进行分析。图1是CSSCI期刊中以“乡村治理”“农村治理”“乡村基层治理”“农村基层治理”为主题词的3467篇研究论文的数量年度分布。

  从图1可以看出,总体上基层治理研究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这反映出基层治理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基层治理研究数量的时间分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2008年前学者们对于基层治理这一主题关注较少,2008年后基层治理受到关注,研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缓慢;而2013年开始,研究数量陡增且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基层治理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而2017年后,研究数量折线更加陡峭,斜率更高。因此,基于数量增长率差异,可以发现2000—2019年恰好以2007、2013、2017三个节点被划分为4个阶段。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数量呈现出上述变化,可以归因于:2007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基层治理十六字方针,引起了2008—2013年的论文数量增长;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基层治理”概念后乡村基层治理成为研究热点;2017年伴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乡村基层治理问题进一步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

  上述现象可以概括为“政策先行、研究随后”。这一变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是政策导向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具体而言,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数量增速的三次增长,都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政策颁布后,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治理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是现实政策需求而不是理论自身演化发展需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对政策制定并未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政策实践。

  2.突现词分析

  通过对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频次分析可以发现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数量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继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时间维度上的规律性是否也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上有所体现?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考察了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主题的集中涌现趋势,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0—2019年3467篇论文中的突现词(bursts terms)进行识别。

  在文献计量中,学者们通常用基于关键词共现原理的突现词分析方法,考察特定研究主题在时间中集中涌现趋势,借此刻画研究主题的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对突现词的分析,不仅能够识别热点研究主题,也能够对热点研究主题的时间分布和持续情况做出定量刻画。

  本文在对2000—2019年的期刊论文进行突现词识别时,将相关参数设定为Gamma=1.0,最小持续时间=2年,初步得到58个突现词,进一步将强度值小于3的词语剔除后,最终共得到47个突现词(见图2)。图2最右侧直观呈现了研究热点的时间分布与持续情况。

  从强度指标分析,强度最高的前三个突现词都与党和政府的政策实践有很强的贴合性,“精准扶贫”“社会治理”“新农村建设”都与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关,换言之,在研究中出现强度最高的研究主题词来自于“政策语言”而非“学术理论”。进一步分析发现,时间越晚近,这类政策性的研究主题的强度就越高。这不仅印证了研究频次分析中的“政策先行、研究随后”现象,并且进一步说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实践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

  观察图3可以发现,突现词最长持续时间为10年(最短持续时间2年是参数设定的结果因而不做分析),分别为“劳动者”和“税费改革”,这两个突现词分别出现于2000年与2003年,与减免农业税和农民工进城等重大时代变革密切相关。

  除了对极值的考察,分析持续时间均值可以发现,47个突现词的持续时问均值为4.29年。进一步对突现词的持续时间进行分析,发现在2000—2009年和2010—2019年前后两个阶段,突现词持续时间均值分别为5.5年和3.4年,存在显著差异(t=-3.55,p<0.01)。这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基层治理研究的热点更新速率在不断提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近十年学界对于一个特定研究主题的学术定力较2000—2009年有所下降。

  3.主题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3467篇论文的主题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共聚类出11个关键主题类别。其中,各個类别名称为软件自动生成。

  结合突现词分析的相关结果,从表1中能够总结归纳出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以下特征:

  (1)频次分析和突现词分析中得出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受到政治实践深刻影响”的初步结论进一步在聚类分析中得到印证。“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这两个政策词汇在11个聚类结果占据了2席。除此之外,通过主题聚类分析,能够发现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中“对策”自成一类。这反映出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将政策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聚类分析中出现了“乡村治理”“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治理模式”等名称相似的类别,但对关键词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各类包含的主题词差异加大,概括而言,这四个类别分别代表了乡村治理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角度,即历史经验研究、多元共治研究、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这反映出基层治理研究角度的多样性。

  (3)聚类分析结果也提示了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薄弱环节。乡村基层治理的治理对象是“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只有农村和农民形成两个独立类别,农业问题并未单独成为一类。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可能更加偏重“关于政策过程的知识”(knowledge of policy process)而非“政策过程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policy process)。这一聚类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基层治理的跨学科特征。

  综上所述,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中的频次分析、突现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依托CiteSpace软件,从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两个角度对2000—2019年CSSCI期刊论文中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了部分初步结论。为了考察这些依托数量关系得出结论的合理性与可靠性,本研究进一步开展了系统性的文献述评。

  三、观点述评

  文献计量的分析结果只能展现出论文文本特征中呈现出的数量关系,对于研究之间的内在脉络的梳理依然需要系统的文献述评。在文献述评过程中,为了对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有更清晰的把握,选择的文献并不拘泥于2000—2019年的CSSCI期刊论文,并将中文世界中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概括总结为:三重理论视角、两类研究导向和一种主导方法。

  1.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三重分析视角

  (1)宏观视角:国家建构视角下的乡村基层治理

  宏观视角下研究将乡村基层治理视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子系统,试图通过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分析,得到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性认识。在宏观视角下,乡村基层治理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三领域说、政党动员说和总体社会说。三类观点分别刻画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所体现出的国家社会关系。

  第三领域说。早期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开启了国家建构视角下的乡村基层治理。他们通过对民国和共和国初期中国乡村基层治理情况的考察,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未来政治发展路径做出预测,认为中国农村治理有赖于国家政权、地方精英和乡土社会三方互动。具体而言,由于国家财政能力有限,国家政权深入农村必须依赖于地方政治精英,在这些地方精英作为政治代理人与传统乡土社会和民间非正式组织的互动中,形成了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随着这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不断加强,这些“农村第三领域”将成为中国政治社会转变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沿着这一逻辑,学者们也对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改革税费后的农村基层加以考察,聚焦于市场化改革、地方社团建立、精英流动等现象,预测将崛起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与国家平等的市民社会。

  政党动员说。宏观视角下的另一个研究脉胳注意到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党的作用。在传统社会的乡村基层治理中并不存在政党这一主体,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自1928年开始地方实行的“党政分开,党部不干涉行政”的原则也导致政党在基层治理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因此政党也没有被纳入学者的分析中。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建立地方性政权,开始地方基层治理实践,政党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因此,关于政党在乡村基层治理中作用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开展的。学者们关注土改对于农村经济结构的重塑、党开展群众工作对农村进行的政治动员所释放出的农村蕴含的巨大革命和治理潜力。这些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改造和乡村动员置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指出政党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活动将广大游离于原有政治体系之外的农村人口卷入到政治活动(革命)当中,这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总体社会说。随着新中国成立,农村地区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促使了第三个宏观研究视角的兴起,通过对乡村基层治理的考察,试图将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较,这些讨论围绕着核心概念——“总体性社会”展开。研究者指出传统国家治理上下分层,实行“双轨”,形成皇权与绅权。其中,皇权象征国家官僚,县以下不设行政机构;绅权代表地方,是自治的,“皇权不下县”,而以人民公社制为代表的政党力量下沉带动国家政权下沉,使得“第三领域说”中的地方精英和乡土社会对抗国家政权的格局变化成为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治精英相结合的新格局,促使农村由乡绅社会转变为政治社会,国家全面扩张,基层社会完全被纳入国家体制当中。关于“总体性社会”的讨论并没有因为乡村管理体制由人民公社制转变为村民自治而终止,学者们指出国家对于基层的控制并没有因为村民自治的实施而有所减弱,国家主导了社会组织的走向及资源;国家利用“分类控制”,对社会组织予以差别化的对待;国家依然通过介入社区选举、精英吸纳、资源依赖、特定庇护关系等多种策略对基层社会进行主导与控制。

  宏观视角下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三支文献分别强调了第三领域、政党和国家权力在当代中国国家形成、政治发展和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尽管在主体上各有侧重,但三支文献的基本逻辑都是将农村基层治理体系视作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最终的结论落脚点都是对于中国国家建构情况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性描述。同时也要注意到,三支文献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学者们注意到国家、政党和第三领域之间存在着整合互动机制,国家和政党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乡村第三领域的建立和成长是在国家和政党统合推动下完成的。

  (2)中观视角:制度安排视角下的乡村基层治理

  ①正式制度研究

  在关于乡村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梳理了自清末到当代的乡村基层治理制度变迁,这些研究对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分期略有不同,但基本共识将其大致分为建国前的“县政乡治”、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时期,分别对各个时期的具体治理制度安排进行归纳梳理。在对具体制度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学者们重点从纵向上分析了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原因。有学者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乡村基层治理加以考察,将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对于乡村治理制度的影响。当代中国处在剧烈的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始终在剧烈变化,学者们归纳出对乡村基层治理制度有深刻影响的三大环境变量,将制度变迁归因其上:土地制度变迁、税费制度变迁和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

  土地制度变迁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建国以来历次土地制度调整深刻影响了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温铁军指出中国存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对于乡村基层治理,首先是要使民众“有恒产则有恒心”,要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落实到经济制度上。对于农村和农民而言,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围绕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这两项权利的流转问题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形成了土地国有制、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各派观点。学者们重点比较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的乡村治理制度变化,指出解决乡村治理制度改革的深层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土地制度改革。

  税费制度变迁论。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农村土地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经营后的又一重大改革。这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大幅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2006年取消农业税政策颁布前后,学者们重点关注了税费改革引起的配套改革,一方面是乡镇机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由税费改革引起的治理体系纵向关系变化,即五级政府间的财政汲取能力变化。随着时间推移,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基层政权空心化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无理上访户、谋利型的钉子户、灰黑势力等农村边缘群体快速崛起,乡村治理遭遇“内卷化”的困境,资源输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效用。

  城市化与工业化论。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是中国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基础环境,由此带来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城乡治理边界的模糊。城中村改造带来的群体冲突问题,撤县改市带来的基层自治权流失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流失和就地市民化问题都给乡村基层治理带来了严重挑战。基于此,学者们试图基于城乡关系变迁的视角理解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迁路径,认为特定发展阶段下,国家确立、塑造和支配了城乡关系格局,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政策安排。

  目前大多數研究是对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进行纵向梳理并对变迁原因进行探索,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对乡村基层治理正式制度进行了横向对比。俞可平等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基于善治框架运用比较案例研究法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了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差异的原因。总体而言,与纵纵贯研究相比,横向比较研究亟待加强。

  在描述和归因的基础上,正式制度研究者围绕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路径和政策方案选择提出了思路。从权力纵向安排角度而言,以徐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应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更为细化的制度安排还有“组为基础,三级联动”制度。从治理权力来源的角度,协商民主、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治理权力主体的角度,部分学者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讨论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互动。也有学者从现实情境切入,重点讨论党组织与自治组织、村民与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与自治组织的互动关系。

  ②非正式制度研究

  除了对正式制度加以考察外,学者们也注意到中国乡村中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中国社会的两种秩序:第一种是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第二种则是以家族为单位,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自治体”,结成“蜂窝状结构”。此后学者们将这种家庭结构扩大成为广义非正式制度,探讨其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影响。这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群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个体层面的精英论与派系论。

  在乡村治理体系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们引入社会资本,在群体层面上对于非正式制度进行探讨。在描述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村民政治参与、降低贫困的影响,并且集中讨论了社会资本的政治效应。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乡村治理体系对社会资本的反作用,讨论了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诸多因素。

  除了基于群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外,学者们还以个体为分析单元,讨论了非正式制度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1)精英论。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作为精英的个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传统中国乡村的研究中,这些人被称作乡绅,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治理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当代乡村研究中,“乡绅”则由所谓“能人”所替代,重点讨论农村能人或者经济能人在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能人治村也存在着潜在的负面风险,即“经济能人”向“霸痞经济人”蜕变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潜在困境。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除了能人外,混混等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不良影响。(2)派系论。除了精英论,学者们发现基于血缘、姻缘、业缘、地缘形成的非正式人际网络也对乡村治理有着重要影响,集中表现为宗族势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乡村基层治理派系竞争。

  中观视角下对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乡村治理中的具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进行描述,在描述的基础上将制度因素作为核心变量进行因果分析,最终提出恰当的政策方案和治理路径。

  (3)微观视角:技术策略视角下的乡村基层治理

  不同于前两种视角,微观视角下的研究则更为具体,主要是对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具体技术和实施策略进行讨论。该视角具体可分为信息技术导向和管理策略导向。

  信息技术导向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化技术对于乡村基层治理的潜在影响。这里的讨论并不简单是一个技术运用问题,学者们将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视作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即国家的信息能力和技术治理能力。学者们指出,通过将数字信息在地化、系统化和逻辑化,国家得以改善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其信息能力,并实现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乡村治理风险的转变⑦和对社会治理的合理优化。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作为国家整体性治理中的乡村治理,在嵌入大数据的过程中面临着网络硬件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大数据方面的专业人才欠缺、村民的网络信息获取能力较为有限的现实困境,信息化等先进科学技术反而造成了信息鸿沟,加剧了城乡治理能力的不均衡。

  管理策略导向研究则聚焦于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具体运作策略。研究者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运动式治理、压力型体制、编外人员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学者们的最终落脚点是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主体行动逻辑,例如维稳逻辑、兜底逻辑、不出事逻辑、避责逻辑、分锅逻辑@等。此外,管理策略导向研究也积极寻找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管理问题,例如形式主义、形式化民主、文件政治等。

  2.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两类研究导向

  从研究导向来看,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理论导向与实践导向。

  理论导向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公共管理思想发展脉络,通过可验证性案例研究设计,将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实践置于某套公共管理理论体系中加以论证,论证最终落脚于“中国实践符合理论假说”。公共管理从传统行政时期到新公共行政时期再到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发展路径已成为教科书式的经典,多数学者认为已乏善可陈,因此学者们对于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实践的理论导向讨论大多是从新公共管理时期及其后展开。有学者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对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实践加以分析,强调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分权、外包和市场化运作;也有学者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乡村基层治理套用新公共服务理论,整体政府理论也被用来解释乡村基层治理。

  更多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则表现为实践导向,这些研究通常是从现实实践中的政治命题或者政策问题出发,在研究中以论证政治命题或解决政策问题为落脚点。这些研究通常与文件中的新提法密切相关,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此类文献相继聚焦于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热点主题。

  3.乡村基层治理研究的一种主导方法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目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案例内设计(within-case)的研究思路。尽管在具体研究技术上,已有研究综合运用了问卷、访谈、档案数据分析等技术,但是就大部分研究设计的思路看,还是单案例研究的论证逻辑:通过量化数据或质性材料对案例进行深描,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归纳的基本逻辑和阐释的具体方法,对扎根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环境和场域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剖析。这一主导方法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描述现实的治理关系形态、治理过程以及治理行为,开展理论对话、检验,提供了基础。但是案例内设计作为主导方法,给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也带来了潜在问题。由于案例内设计外部效度不足的固有缺陷,目前的研究很少能够得到可推广的研究结论。这使得目前学界乡村基层治理的知识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研究结论之间难以置于统一框架下解释,甚至不同的研究结论之间出现矛盾。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案例内设计结论是个案式因果推论而非通则式因果推论,其中包含了太多案例自身的情境性与特殊性。

  当然,目前研究中少部分采用了案例间设计的思路,包括大样本定量分析和比较案例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是以居民或者干部个人为分析单位,而非以治理体系或治理模式为分析单位,得出的结论难以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乡村基层治理本身。总之,当前以案例内设计为主的乡村基层治理研究需要补充案例间设计的相关研究,以期形成整体性而非碎片化的知识,得到具有推广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论。

  四、总结展望

  在定量数据和定性判断的相互印证中,本文总结归纳出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存在两大特征: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强烈实践导向。定量和定性分析都相互印证: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以政治实践为出发点,表现为“政策先行,研究随后”,并且当前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具有鮮明的时代性,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数量和研究主题受到政策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也以政治实践为落脚点,相当数量的研究以提出“对策”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换言之,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始终回应着党和国家对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下的基层治理秩序架构的最新要求。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具有广阔论域和多样视角。从聚类分析和观点述评都能看出,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论域广阔,尽管已有文献已汗牛充栋,但仍然存在研究未及之处。同时,同一论域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和分析层次切入,使得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文献在逻辑上形成了枝杈交错的树形结构。

  但已有研究也存在诸多可改进之处。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

  1.概括性不足:现象描述VS理论抽象

  当前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研究概括性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已有研究中从现象到概念的理论抽象不足。大部分研究以描述事实解决问题为首要研究目的,仅就事论事,一方面缺少对现象的理论抽象,没有形成确切通用的概念术语体系;另一方面则缺少揭示概念和概念问的关系的一般性因果推论即理论框架。后续研究要在目前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将着力点放在寻找概念问联系上,而不是提出新概念。

  除了理论抽象问题外,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研究概括性不足也是由于单案例研究方法造成的。单案例研究结论外部效度较低,经验证据支撑和事实概括薄弱降低了研究与研究之间结论的可比性,也难以基于多个已有研究开展跨地方、跨社区的比较研究。这为后续研究围绕重要治理问题的数据积累和分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从研究设计着手,在已有的单案例设计基础上,采用跨案例(between-case)设计,采用多案例研究和大样本定量研究,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

  2.本土性不足:西方理论VS中国模式

  无论是基于公共管理思想史还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目前大部分研究其理论出发点是西方国家的国家-社会间关系结构与形态的话语概念。其最重要的理论预设及其理想模式是国家与社会是分离、分立的;国家与社会存在对立和对抗,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社会权利是通过社会运动向国家抗争获得的,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法律契约关联;国家政策规制社会行为,促进公民权责,而社会有权监督国家。这一理论预设与中国现实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运行状况存在较大距离,无法很好呈现和解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特有的性质和内在运行机理。如何讲出基层治理体系的中国故事,归纳形成基层治理体系的中国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实践,一方面继续对西方理论本土化,另一方面则要善用归纳逻辑,从中国的丰富实践中发展新理论,实现理论创新。

  3.前瞻性不足:描述解释VS预测引领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研究概括性和本土性存在一定问题,目前研究在功能上难以对现实政治实践发挥引领作用。换言之,目前基层治理研究大多落后于实践发展,多数研究是在解释或者合理化基层治理实践中已出现的现象,少有研究能够形成较为科学的理论开展预测并形成可行方案以引领实践。换言之,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概括中国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乡村基层治理中国方案以引领政策,也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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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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