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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津区域特点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农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0-11-07 浏览: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虽已提出,但尚未构建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战略具有不同于以往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的内涵和要求,是以“县域”为主要“靶向”, 着力解决“乡村衰败”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战略。在反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综合指数”应用方面的问题基础上,结合天津农村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特点,根据继承借鉴与创新结合,理论建构、政府需求与村民感受结合,结果性与过程性兼顾等原则,本研究构建了包含城乡融合一体化,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人才与文化振兴,生活富裕和幸福满意度等5个维度、共计88个客观性评价指标和8个主观性评价指标的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指标体系,并对指标选择与创新作简要说明,对目标值确定和完善统计信息体系等提出了创新性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构建;区域特点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5-0086-10

  《农业科技管理》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融探索性、理论性、实用性、知识性于一体,始终把提高我国农业科技管理水平,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农业科技管理学科建设奉为最高宗旨。

  一、引言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强国梦的战略,是未来30年“三农”工作的主线。建立适宜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既是政府部门的需要,也是理论研究的责任。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内涵特征、战略路径以及相关规划、政策等方面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而评价分析指标体系研究明显滞后,成果很少。贾晋、李雪峰、申云等构建“六化四率三治三风三维”的36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并对 2015 年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定位[1]。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5方面20字”的要求,提出了5年规划期的22个指标及其目标值(约束性指标3项、预期性指标19项)。在国家公布5年规划期之前,山东、河南率先公布了本省的規划,之后其他的省级政府都相继公布了类似的规划。中政智库2019年5月通过公众号发表了《乡村振兴:103 项指标现状与目标比较》的文章,以11个省区市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全文为样本,分析比较地方规划指标体系与国家规划中的国定指标,结果显示,11个样本地区的规划指标体系共包含103项指标,其中,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划指标有81项;地方规划指标体系平均为27项,最少的22项(北京、吉林、湖南、云南),最多的35项(浙江、天津)。闫周府、吴方卫构建了一套由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分项指标和43个三级分项指标为基础的乡村振兴效果动态评价指标体系[2]。郭豪杰、张薇、张德亮研究制定一套云南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5 个,二级指标 22 个,并基于2016 年数据测算云南省乡村振兴实现度[3]。

  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指标体系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共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基本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方面要求进行选择或者设计相应指标,而对于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以及如何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体现较少。二是基于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采用统计数据或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指标数据,体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特征要求的长期性根本变化指标较少,短期的计划性评价指标居多,没有立足30年振兴战略构建指标体系及其科学评价与使用的研究成果。三是沿用过去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惯性思维居多,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特点、理论基础和内涵等方面的创新性体现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即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或者乡村衰败等问题,学理性强、超前谋划以及创新性的指标少。四是体现以“县域”为重点的乡村振兴战略组织和实施特点的研究较少,基本上是从国家整体视角和层面提出指标的选择或创设原则,用整体的平均水平衡量发展状况,对省域、县域、镇域等基层的中观区域参考作用较小。

  本文尝试以天津为例,在对以往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反思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内涵和天津基础条件,提出构建区域乡村振兴战略指标体系的原则,以及指标选择创设和指标体系应用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实施,也为理性科学地构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贡献有益价值。

  二、对我国评价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问题的反思

  指标体系是根据不同目的要求和研究对象特点,把客观上存在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能体现社会经济现象特征的若干个指标科学地加以分类和组合形成的统一整体。构建和应用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包括如下紧密关联的6个环节:对评价对象内涵特征与标志要求的理解,指标选择或创设,指标标准值或目标值的预测或确定,指标权重确定,真实可靠数据的获取,指数计算及其结果的解释分析等。指标体系的质量决定于这6个环节的真实性、科学性以及理性、客观性等,环环相扣。因为社会经济现象毕竟不同于自然物质现象,指标数量化衡量在这6个方面都会存在很多天然缺陷、不确定性或者主观性,即使统计科学技术获得较大发展,对于综合性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也难以满足综合评价的科学性要求,评价的科学性严重欠缺。新时代发挥好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需要按照求真务实的原则,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立足中国以及区域的基础、统计技术发展的现实等约束,才能得出科学理性的结论。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广泛应用,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引入。但谢立中指出: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理解和运用从名称到内容实际上都包含着不少讹误和不当之处,其不是由英格尔斯提出来的,是拉西特(Russett)在70年代从60个特征(或分散指标)对72个国家(包括发达与不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区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值,其并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发明,国外很少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会认真地将这种综合评估的结果当作自己决策依据;其不是一个用来评估“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未形成一个综合评估指数并非一定是个缺陷[4]。但很遗憾,这种警示并没有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行政管理体制下的考核评价、地区之间比较与排序以及现代化追赶等对评价的需要,学界的庸俗实用化、浮躁等违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现象愈演愈烈,追求研究的数量化、标准化与可考核、可衡量等取向都促进了学界、政府等对此青睐有加,将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评价“简单化”为少数指标数值,并计算为一个综合指数值代表发展水平,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排名,是不严谨、不科学的一种重要表现。

  1.综合性评价指数与排名良莠不齐,非科学地扩大化使用指标体系。地区发展排名、大学排名、科研排名以及国内外的比较等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各个领域,严重影响着决策和社会风气,其依据就是各种各样的评价指标体系。据作者有限的信息和粗浅认识,在国际上似乎只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参考应用,但其思路、方法在中国被不断地扩大化使用。“现代化指数”“可持续发展指数”“全面小康社会指数”“绿色发展指数”以及“乡村振兴指数”等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似乎计算综合评价指数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众所周知,HDI指标体系与方法提出后就在不断地被发现缺陷进而不断地修订完善,是一个不断揭示影响因素、变量之间内在关系和内在规律的过程。也说明该方法是存在缺陷的,只能作为参考。本文认为,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在针对一个国家或者相对微观、具体的主体和主题的评价有效性相对较高,但对于中观区域或者相对综合性的主题有效性则要差得多,尤其应当慎用,比如对于区域的排名等。

  社会经济现象“指数化”方法自身以及在实践中存在很多缺陷:一是数据本身来源及其准确性不确定、不稳定,尤其是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很不成熟、不稳定,很多并不符合一般的因果和逻辑规律;二是很多能够反映定性内涵特征要求的指标限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技术等限制而无法设置(尤其是综合性强、内涵丰富的指标),使用了近似的简单化指标代替,基于综合指数计算以及误差控制等技术需要而限制指标数量,要尽可能简化,实际采用的指标对客观现象(评价对象)的解释力有限;三是采取无量纲化处理计算综合指数,在权重的赋值上虽然有很多方法,但科学性、权威性都不足,主观性明显。毕竟社会经济现象不同于自然物质现象,自然物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性,可以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数量化测量表达。

  2.社会经济评价的指标之间因果关系或者逻辑关系等很多难以系统准确把握与实践验证,学理性规律性欠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等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村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很不稳定,本身就难以准确数量表达描述。把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等问题用数学化方式去描述,并得到理论化的结论,作为研究无可厚非,应当鼓励探索。但鼓励探索不等于不顾约束条件的随意使用、滥用乃至泛化、庸俗化,这是违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律以及伦理要求的。

  3.忽视指标数量分析背后隐含的“隐性假设条件”以及同一指标数值反映的事物内在质量的差异性,简单比较或者相加得出综合结论。虽然是同一个指标及其数值,但其 “含金量”不同,同一指标的科学理性使用是有其“隐性假设条件”的,但现实中却被简单用来解释现象或者作为依据。例如,用R&D经费数量或者占GDP比例、专利数量、论文数量等衡量一国科技实力、水平,但研发经费真正用在研发方面的数量、比例,专利、论文的质量和转化等情况差异较大。也就是说,简单数值比较得出结论有效性的“隐性假设条件”是指标“含金量”没有差异或差异很小,这点基本被忽视了。因此,对于指标及其数值的理性认识和使用是应有的态度,不能绝对化地过度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只能作为参考。

  4.将评价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指标体系作为考核评价政绩(业绩)的方法和依据,科学性和学理性严重不足。不断追赶先进水平,上级部门对下级完成相关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是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适应这种需求不断根据政府关注的主题推出各种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甚至作为考核政绩的“科学依据”已经非常普遍。事实上,一个地区的发展、行业的发展,固然与行政领导有关,但能否完成任务、完成到什么程度,同样存在一定的规律,是政府、市场主体、公众等各种相关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可控与不可控因素作用的结果,用复杂的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评价政绩明显不合理,是过度行政化管理的表现。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与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从其背景、内涵、目标等方面均不同于以往的农村发展战略,构建指标体系首先需要对该战略内涵系统深刻理解,进而提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1.对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振兴的地域范围主要在县城以及城市城区以外的区域,其不但是地理区域概念,而且是文化地域概念;既有部分行政管理区域含义,也有生态、文化、社会管理区域含义等。衡量乡村振兴的状况应当是全市的乡村整体、区县乡村整体、乡镇整体、村庄等四个层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剩下最后关键3年提出的,既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关系到全面小康目标实现后农村发展的目标和重点、路径等战略问题。

  根据中央精神和国务院有关规划,结合专家的研究,基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三农”事业的新导向:着力解决乡村发展滞后或“乡村衰败”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深层次问题的新举措,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标志新战略。“振兴”意指大力发展,使之兴盛起来,是相对于衰退、衰落状态而言实现质的扭转改变或飞跃提升,或者是在原先的状态水平(或者相对较低水平、不充分状态)上的更高水平发展。(2)新时代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新实践: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主要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初步建立,为满足城乡居民更高层次需要的更全面发展战略。5方面20字的要求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更全面、标准更高,解决问题要更深刻系统,需要将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根本路径。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主要是引进、模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就成为主要任务,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振兴在目标定位、路径与举措等方面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3)以“县域”为主要“靶向”的战略。县级政府是我国功能与职责最全的基层政府,组织实施乡村振兴的前沿“总指揮”,也是监测评价的主要单元。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县委书记要下大气力抓好“三农”工作,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杨华认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应该定位在都市之外的县域范围,包括县城、集镇与村庄的统一体;乡村振兴不是村庄振兴,它本质上是县域的全面振兴[5]。

  2.乡村振兴战略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在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始终存在内容的庞杂性与指标有限性、量化分析要求与定性标志难以量化、事物动态发展性与指标体系相对稳定性、多种功能目的要求与统计分析技术局限性、客观性科学性要求与主观性难以避免等多种矛盾,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平衡各种矛盾,才能构建好用好指标体系。(1)继承借鉴与创新结合。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性、区域性或者行业、专题性指标体系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等,乡村振兴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战略,在内涵与目标要求等方面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差异,需要继承仍然适用的指标,并根据新战略新要求提出创新性指标。尤其是要关注或侧重于中观区域、微观村庄、特殊群体等多层面、多角度的“振兴”问题,更加注重过程(措施、做法等),不同于传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以平均数、增速为主的评价。(2)理论建构、政府需求与农民感受结合。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在强调政府推进、城市与社会等外力推进的同时,更加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目标诉求以及乡村内生活力的激发,要站在村民的获得感、主观感受等角度看待、谋划指标。特别强调:乡村振兴战略要重点解决乡村发展“滞后”“落后”“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需要相应的具体指标充分体现,这也是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统计的方面。以往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对各类“差距问题”以及部分“落后”问题没有重点考虑,侧重于总体的平均数水平。(3)结果性与过程性兼顾,阶段性工作目标与长远性核心目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及各省市出台的5年规划目标,主要是阶段性、工作性指标,是针对全国或区域总体监测的,并不是一套系统、科学的综合反映“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更谈不上科学评价),不但指标数量少,而且缺乏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刻丰富内涵、根本目标相匹配的“核心指标”,部分富有创新性的指标质疑较大,有些难有客观标准,例如集体经济强村比例等。乡村振兴涉及到乡村发展的各方面,体现战略丰富内涵的多样化指标可大致分为结果性与过程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类型,需要根据多种因素综合权衡设置。(4)预期性与约束性、理性与理想指标结合。设定指标目标,一方面应反映发展的规律、趋势要求,带有预测性,体现内在客观性、理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国家或区域发展需要的政府强制性要求或者理想目标,带有约束性。同时,指标体系一般具有引领性与指导性、预期性与监测性相结合等多重功能,在指标设置与目标值确定方面应统筹兼顾。(5)乡村振兴战略理论、国家政策和区域基础与实践结合。不断深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成果、2018年关于乡村振兴的一号文件等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是构建区域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共性基础。同时,各地的乡村发展状况与趋势等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区县、乡镇、村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振兴的起点不同,趋势要求也不同,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研究如何充分体现差异性。要构建适用于村、乡镇、区县以及省市的乡村指标体系,在考虑指标体系整体相对稳定性的同时,留有一定的弹性调整空间,体现差异性与动态调整性要求,兼顾特性(特色)。例如,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住房已经满足需要了,没必要作为指标提出过高要求;基于市场发展的手机基本普及也没有必要作为指标等。

  四、天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条件

  天津作为沿海发达直辖市,具有大城市、小农村、小农业等特点,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成就巨大,但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艰巨,面临很多困难,需要发挥指标体系的引导、监测等功能,明确解决困难问题和目标。

  1.城市化总体水平较高,但农村“半城镇化”(居村城镇化)突出。天津整体城鎮化、非农化程度高,城镇化率达到83%,农业生产经营人员65万左右 ,真正居住、生活在村庄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小孩以及在本地就业的部分农民工,中心城区、环城四区以及区县的县城等聚集的主要人口。全市仍然有3700多个村庄,不少村庄户籍人口只有200人左右,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行政村。大部分中青年“离土离乡不离市”“户口不离村”,部分成为在本市、所在区镇打工但居住在村的农民工,半城镇化或居村城镇化特点明显。

  2.全市产业发展的空间与潜力在涉农区,区域之间差距较大,区级组织的统筹发展能力是关键。涉农区政府是乡村发展直接指挥者、责任者,区财政实力、发展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环城四区依靠工业经济开发区或园区、房地产开发、商业聚集等率先发展,走在了全市涉农区县的前列。部分村庄凭区位条件等发展房地产、工业园区、服务业等成为富裕村,但大部分农业村经济比较落后。区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

  3.与京沪相比三农投入较少,财政支农资金缺口较大。近年来天津整体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质量不高问题凸显,正处于转型爬坡期,支持振兴乡村的财力受到严重影响,乡村自身的基础和发展能力较弱,资金缺口较大。以2017年为例,农林水事务支出总额以及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北京达到518.35亿元和7.6%,上海为456.53亿元和6.05%,天津只有158.36亿元和4.82%。作为农业资源和产业规模均大于京沪的直辖市,受制于财政实力所限(包括涉农各个区)最需要扶持的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一直较多,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及其水平等建设严重落后于需要,甚至落后于不少发达地区,部分区镇财政出现危机,很多乡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重回“线断、网破、人散”的状况,产生了一系列不良连锁反映和严重后果。

  4.村民生活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但大部分村集体实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强村较少,一般村和困难村较多。改革开放后,天津市乡镇企业发展早发展快,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整体相对较高,目前住房、家电、小汽车等能够满足一般要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60%以上来自工资,农业家庭经营对收入贡献很小。但据天津市农委资料,2017年9月新一轮帮扶的1000个相对困难村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足20万元的952个,其中收入不足10万元的710个,收入不足5万元的548个,收入为零的312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841个;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508个。村集体实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强村较少,一般村和困难村较多。

  5.城乡一体化社会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但面临很多深层次难题。天津城乡一体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相对比较健全。通过2018年村两委换届,实现了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每年招聘了几百名村党务助理(计划1000名),健全了村两委等组织,整体社会比较稳定平安。但很多现实的和内在的、潜在的问题尚未解决,组织能力建设、文化活力建设、社会治理等尚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仍然突出,乡风文明与“三治结合”的组织运行体系亟待提升。绝大多数村庄距离生态宜居的要求差距较大,既包括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无公害厕所等现实问题,也包括培育村民自我管理的生态环境意识,实施垃圾分类,建立长效的资金保障与管护机制问题等,真正的难题“硬仗”才刚刚开始。

  五、天津乡村振兴战略指标体系框架构建

  1.关于指标选择与创新(创设)的思考

  完整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是构建合理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6]。乡村振兴战略内涵非常丰富,设立指标体系有多重功能,即使在剔除作用重复的指标或者因果关系明确且较强的指标,较系统描述清楚乡村振兴战略也不是20多个指标能够承载实现的,过分精简指标数量,主要是基于获取信息方便并便于计算“综合指数”的“技术要求”,但从功能上说应当是全方位立体式地尝试设置足够指标。同时,要适应对全市整体、区整体、乡镇整体以及村庄等多层次乡村振兴战略进展评价监测的需要,指标的实用性、适应性很关键。提出的指标体系很容易经过简单筛选或者加工后,就能实现适用、实用性强的目标。

  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综合性的动态过程,很多标志可选的指标弹性较大,也就是反映某个特征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设置,或者用多个指标衡量,并无绝对优劣(都可能是近似代替)。目前尚难以提出公认的权威性科学指标体系,本文提出的各种指标,也可能尚有更好的指标未被采用。定期进行指标调整和体系完善应当是理性的做法,因为在发展过程中,部分指标已经稳定地达到了较高水平,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变化,或只能进一步改善;部分指标设计存在一定缺陷需要修改,不同阶段发展要求与监测重点发生变化等,建议5年调整完善一次。第二,构建指标体系应当着重于发现差距与问题,而不是显示政绩或排名。因为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值)的技术难度大、科学性不强,指标体系构建后不进行权重赋值以及综合指数计算评价应当是理性科学的态度。对于乡村振兴这样全面综合性的问题,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可能是很不科学、不理性的工作,尤其是据此给各个地区进行排序的研究风气是到了必须纠正的时候。应当侧重于监测重点标志的进程、差距,分析问题和原因,探究发展规律等。第三,鉴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研究刚开始,相关的统计指标数据未必能够具备,对有些关键性反映本质特性的应当设置的指标,即使目前数据难以获得,也予以保留,并希望能够据此建立新的信息来源渠道,推进或倒逼政府统计信息工作不断创新,服务好发展要求。

  2.天津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成的简要说明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城乡融合一体化,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人才与文化振兴生活富裕和幸福满意等5个目标层(维度)及其16个准则层,选择和设计了88个具体的客观性评价指标、8方面的主观满意度调查指标,构成了评价分析天津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指标体系框架。

  (1)城乡融合一体化目标(也要充分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分为4个准则层,16个指标。在收入分配方面,设计选择了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城乡人均财政支出比、农业保险(补贴)深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城镇职工与农村居民人均养老金之比等5个指标;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设计选择了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四好农村路”比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比例、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居民医保覆盖率、林木绿化率等6个指标;从城镇化方面,选择县城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占县域人口比例衡量;从产城融合方面,选择设计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地产农产品电商覆盖率(或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快递业务进村覆盖率等4个指标。

  (2)产业振兴目标。分为4个准则层,共22个指标。在产业效率效益方面,选择设计工业园区土地产出率(工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均增加值、种植业亩均增加值、畜牧养殖劳均增加值、养殖水面亩均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年增加值、农业设施有效利用率、农林牧渔行业工资收入与全行业平均之比、达到或超过村集体人均经营性收入平均数的村庄比例等9个指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牌化方面,选择设计菜篮子产品抽检合格率、放心农产品基地产量占菜篮子产品比例、“三品一标”农产品占“菜篮子”产品比例、品牌农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率等4个指标;在农业科技与信息化方面,考虑到技术进步与信息化的客观必然性、市场主体自主选择性等因素,只选择设计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新型规模主体物联网普及率、主要农作物农机化综合作业率等3个指标;在农业组织化方面,既是发展的重点难点,也是指标设置的难点,选择设计农户紧密型参与产业化经营比例、合作社达到市级示范社标准的比例、新型职业农民占农业从业人員比重、农业规模经营户比例、农户承包地流转率、农业新型主体产出占比等6个指标。

  (3)生态振兴目标。分为2个准则层,共18个指标。在发展绿色化方面,选择设计绿色防控覆盖率、配方施肥面积比例、每亩耕地化肥用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节水灌溉比例、规模化畜禽粪污综合治理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耕地污染治理率、农用水质高于ⅴ级比例等10个指标;在环境生态宜居化方面,选择设计“六化六有”村庄比例、美丽乡村示范村占比、优美庭院所占比例、安全卫生自来水普及率、清洁能源普及率、卫生厕所普及率、污水无害化集中收集处理村占比、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村占比等8个指标。

  (4)组织、人才、文化振兴与治理有效目标。分为4个准则层,共25个指标。在组织振兴方面,选择设计村级五好支部比例、“六有”益农信息社覆盖率、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实体化运营率、“最多跑一次”服务达标村比例、村级组织运行经费满足率、乡镇便民综合服务中心达标率、乡镇社会发展服务组织健全有效比例等7个指标;在人才振兴方面,选择设计村干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有驻村指导员(或第一书记)村庄比例、有大学生村官比例等3个指标;在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方面,选择设计县级及以上文明村(镇)比例、统一规范管理“红白事”村庄比例、“五好家庭”比例、节地安葬率、村综合性文化室覆盖率、村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等6个指标;在治理有效方面,选择设计有村规民约村比例、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比例、千名公务员中违法案件立案人数、百名村干部违法案件立案数、万人刑事案件立案件数、村均环境与资源违法案件年发案数、农村食品市场抽检合格率、村干部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落实到位率等9个指标。

  (5)生活富裕幸福目标。生活富裕、幸福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生活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完善等,幸福更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分为2个准则层,共25个指标。衡量生活富裕,选择设计了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低收入户年收入增长、村医疗卫生站标准化达标率,农村五保供养机构集中供养率、社会化养老服务满足率等7个指标。乡村振兴的最终受益者、检验者是村民,要看他们的满意状况。幸福满意的评价应当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者研究机构调查得出,主要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社区认同感,以及对村党组织干部与党员、村组织主要负责人能力、农业农村发展制度等8个维度调查评价。

  六、天津乡村振兴战略指标体系应用建议

  1.关于目标值确定

  本文认为,目标(标准)值的确定,一是不应盲目追求或者制定高标准。进入新常态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风险、不稳定性加大,有些指标要求重在提升质量,有些要较长时期才能达到,需要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很难完全确定具体时间。二是要有“底线”评价理念与标准,或者确定目标范围而不是一个數字标准。也就是设置一个最低标准,达到底线就实现,不盲目追求国内外或全国最高水平。不少指标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或者很高水平,乡村振兴的很多内容是一种主观感受,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达到要求或良好状态。

  2.关于完善统计信息体系问题

  “三农”信息的整体系统性、连续累积性以及真实有效性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对乡村振兴进程的监测与评价,这是非常基础性的,是最应当加强的工作。《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加强乡村统计基础工作,因地制宜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建议发挥好统计部门专业性机构的职能与作用,扩大调查资料的范围;多途径建立完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体系;发挥好研究机构、中介结构的连续性调查作用,完善各级政府的网络信息系统;大幅度扩大和完善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量和观察指标,提高其代表性。

  参考文献:

  [1]贾晋,李雪峰,申云,等.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指数蓝皮书(2018)[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2]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9,(6):90-103.

  [3]郭豪杰,张薇,张德亮.云南省乡村振兴实现度测定与分析[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13(3) : 5-11.

  [4]谢立中.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兼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N].光明日报, 2001-08-02.

  [5]杨华. 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J].重庆社会科学,2019,(6):18-30.

  [6]李响,邢清华,王小光.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理与评价方法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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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基于天津区域特点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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