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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与语言演变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1-01-13 浏览:

  提要 语言的演变和它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本文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与汉语历史演变的关系。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造成汉语方言中的文读音;自秦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书同文”政策是汉语各大方言保持同一性的中流砥柱;古代的言辞规范和异地为官制度是官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古代的行政区划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现代汉语是历代汉语演变发展的结果,汉语及其方言的现状,不仅与语言本体发展规律相关,也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相关。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文读音;汉语方言;官话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1-0026-10

  《南开语言学刊》的宗旨是架起一座学术的桥梁,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促进语言学各分支学科(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外国语言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交流,促进南开语言学科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使语言学研究与时俱进,在新的世纪走向新的辉煌。

  语言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造成语言演变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生理的,心理的,语言结构本身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演变的文化原因,语言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文化语言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关于文化的含义,众说纷纭,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即文化是指人类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积极创造。由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文化语言学也势必涉及多种学科和许多领域,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问。本文所论文化制度就涉及国家治理和政治学、郡县制度和历史地理学、书院制度和教育学、言辞规范和社会学等。

  语言在历史上的宏观演变和微观演变有一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语言的现状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都必须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化语言学”的精髓之所在。

  上述文化语言学的基本理念是就语言的一般性质而言的,凡语言皆如此,并不限于汉语。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它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又有错综复杂的引人入胜的关系,所以文化语言学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本文讨论中国古代的几个文化制度和汉语演变的关系。

  一、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与方言文读音的形成

  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北方方言)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在现代就是以普通话为标准。方言区的年轻人现在读书一般都用普通话的语音,但是旧时代方言区的人读书一般都用比较接近官话的“读书音”,即“文读音”。文读音跟平时说话时用的“说话音”即“白读音”有所不同。例如在厦门话里,“北”字读书时读[pok],平时说话读[pak]。有的字只见于书面语,口语不用,因此只有文读音,例如“脸”字,厦门话口语不用,口语只用“面”字。因此“脸”在厦门话里只有[dian](老厦门话没有边音1-,古来母和泥母、日母都读为d-)这个文读音,没有白读音(李如龙1963)。除了这些仅用于读书、不用于口语的字以外,在同一种方言里,每一个字都至少有一个白读音,只有少数字既有白读音,又有文读音,称为“文白异读”,例如“大”,在上海话里白读音是[du6],文读音是[da6]。一般认为白读音是内源音,即来自本方言内部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是外源音。文读音最初用于读书,故又称“读书音”,后来也渗透到口语词汇,大多是“文理词”,即较文的词。例如上海话“大学、大会、大概、大饼”中的“大”,即用文读音[da6],“大门、大风、大碗”中的“大”则仍然用白读音[du6]。所以文读音并非仅仅用于读书,口语也用。表1是上海话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应用实例,文读音较接近北京音,多用于文理词,白读音多用于土白词。表中的字音用国际音标标音,用数字标调号。

  各地方言中文白异读字的数量是不等的,最多的是闽语,有1000多个,一般吴语只有200个左右。有的方言白读音和文读音的语音系统不同,文读系统用于读书,例如江苏的丹阳方言,並定群等全浊声母平声字有文白两种读音,文读音近官话,白读音近周边吴语。“丹阳方言处在吴语和江淮官话的交界,读书音接近江淮官话,说话音接近吴语,文白异读的字多。读书音有四个字调,分别相当于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连读多变调。”(吕叔湘1980)更有甚者,有的方言的文读音系统用于与外地人通话,例如浙江的金华方言,文白异读字数量比周边吴语多得多,“梅、三、安、多、瓜、千”等字都有文白两种读法。

  那么,方言中的文读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如何形成的呢?

  文读音的形成与古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太学是古代中国最高的教育机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漢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此后历代皆有太学制度,后代又称“国子监”,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授课往往采取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也有小课堂教学。学习期限最多要七年。太学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充任地方官吏。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方言母语不同,老师授课使用何种方言没有文献记载,最大的可能是使用当时的“雅言”。回到家乡的博士弟子应该就是把最早的文读音带到各地方言的人。

  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太学是官办的,古代的书院则多是民办的。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初。宋代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代书院发展到1200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清代书院多达2000余所。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几乎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各地书院的教学语言未必是标准的官话,因为教师的籍贯五花八门,但即使是用方言教课,也应该是尽量使用文理词和读书音(即文读音)教学的。

  此外还有遍布城镇和乡间的大量私塾,其教师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第者。各地私塾普遍要求学生念诵、背诵四书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而诵读这些文献,读书音是不可或缺的;进而教学写诗填词、作文,学生要懂四声、平仄、音韵,以应付科举考试。书院和私塾于民国时代开始衰微,渐渐被新式学堂代替,但是文读音早已植根各地方言。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隋唐时代产生的科举制度。

  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一个共同的流弊,就是官员个人权力过大,难免夹杂私心,导致失去公平。隋唐时代创设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上述“乡举里选制”和“九品中正制”都要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一项(钱穆1993)。而押韵和平仄的准确与否是评判考卷的重要标准。“最早期的北宋进士考试遵照唐制。晚唐对诗赋的格律要求比较严格,落韵的答案一律不及格。”(平田昌司2016)以诗赋取士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废止,晚清科举进士科的制度规定从县试、府试一直到会试、殿试,每个阶段都必须作一首试帖诗(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蒋寅2014)。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规范。诗赋的音韵标准是《切韵》及其后裔《广韵》《韵略》《集韵》《礼部韵略》等,清代应试的音韵标准则是“平水韵”,平水韵把《广韵》的二〇六韵合并为一〇六韵。写诗填词常参考的《佩文韵府》也属平水韵系统。《切韵》系统韵书的音韵标准始终支撑着科举考试。而标准韵书的字音规范自然是帝都所在的北方话的语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

  近代在各地流行的地方戏,例如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其语言特点之一是书面语化,即多采用文理词和文读音,例如越剧的官白“遇文白异读时,文读和白读可以互换的,舍白读而取文读。如‘未取[v]声母,而舍[m]声母;‘人取[z]声母,而舍[n]声母。在现代越剧舞台,这是主流”(黄玮2006)。在旧时代,听戏是一般民众主要的休闲活动,地方戏对文读音在民间的传布显然也能起作用。例如,温州是个小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人口只有十来万,戏班却不少,有琴娱社、大高升、小高升、永昆等,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演出。城里有个称为“戏局”的机构,每天在门口挂牌公布当天各戏班在各庙宇演出的剧目(游修龄2020)。除了正规的戏班外,还有草台班。地方戏曲的繁荣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盛行之后,才渐渐衰微。

  文读音在历史上长盛不衰、在现代愈益发展的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当代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媒介,更是大大促使方言产生大量新文读音。例如上海话“如果”的“如”原读[zl],新增文讀音[lu];“弱国”的“弱”原读[za?],新增文读音[lo?]。

  二、“书同文”政策与汉语方言内部的一致性

  现代中国人不难读懂2000多年前的儒家文献,例如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固然是因为汉字是表意兼表音的文字,也与秦始皇制定的“书同文”政策和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密切相关。秦始皇用秦国文字统一六国文字,其事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叙》: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书同文”不仅统一了字形,也统一了汉字(语素)本身。统一的汉字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大国的治理,也有助于汉语与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

  汉语方言听起来纷繁复杂,语音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的不少。有人甚至认为粤语、闽语和吴语是与汉语并列的独立语言(李敬忠1990)。汉语是单音节语素语,一个词的中心语素写下来就是一个汉字,相当于印欧语的词根。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的亲缘关系,主要依据语音对应规律和同源词,而确定是否同源词主要是依据比较词根。本文不讨论语音对应规律,仅探讨各大方言的中心语素的接近率,以及接近率高的成因。

  美国学者Swadesh(1950)提出的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假设用200个基本词比较各种语言,其结果可以说明其相互间的亲疏关系,并假设每过1000年同源词的保留率为81%。日本学者王育德(1960)用语言年代学方法研究了汉语各大方言的接近率及其分化年代。该文比较了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梅县话和厦门话,分别代表官话、吴语、粤语、客家话和闽语五大方言,所用的材料是日本学者平山久雄、桥本万太郎等5位学者调查记录的。王育德用Swadesh设计的包含200个基本词的词汇表,比较五大方言的异同:将五大方言两两相配,共得10组,计算出各组方言中相同词汇的百分比,结果如表2所示。共同率最高的组是北京和苏州,高达73.47%;最低的组是北京和厦门,也达51.56%。

  如果扩大参加比较的词汇数量,情况会怎样呢?笔者曾采用《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5)所收的1230个词比较各大方言词汇的接近率。我们仅拿各个方言词汇中的“中心语素”进行比较,中心语素相当于印欧语的词根。现代汉语词有双音节化趋势,许多词是双音节的,我们只取其中的中心语素用于比较,例如“月亮、老虎、儿子”只取其中的“月、虎、儿”。统计结果是:上海话和北京话之间的词汇接近率为64.88%,粤语和上海话的接近率为41.93%,粤语和北京话的接近率为48.24%。见表3。

  如果将五地放在一起比较,在1230条词目中,中心语素完全相同的词有459个,占37.3%。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因为参加比较的词有1000多个,其中大多已超出基本词汇的范围,只是一般词汇。要知道Swadesh用于比较语言接近率的两张核心词汇表,一张只有100个词,另一张也只有200个词。

  汉语是单音节语素语,而一个语素相当于一个汉字。各地汉语词汇如果一一对比,会觉得千差万别,但如果把词汇看作系统,进行交叉比较,就会发现,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用共有的语素即统一的汉字组成的。例如“眼睛”,闽语称为“目”,北京话称为“眼睛”。北京口语虽然不称“眼睛”为“目”,但是“目”这个语素并不陌生,它也用于“目测、目光、盲目、眼目”这些词中。所以就“目”这个语素而言,北京话和厦门话具有同一性。这样的闽语词还有“滚水(开水)、行(走)、晏(晚)、落课(下课)、曝(晒)、泅水(游泳)”等。

  大多数方言词都可以用通用的汉字记录,不过各大方言中确实有些词是无字可写的,或者只能用方言字或生僻字来写。这样的词数量是很少的。笔者曾统计《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中的1230个词,在吴语苏州话、闽语厦门话、客家方言梅县话、粤语广州话与书面语或北京话中各有多少个词是不能用通用汉字记录的。统计结果见表4。厦门话最多,占8%;苏州话最少,仅占1%。平均仅占4.5%。这说明各大方言词汇基本上是由共有的语素(汉字)构成。

  总之,自“书同文”政策和制度实施以来,汉语的单音节语素,即汉字,贯穿汉语历史2000多年,它是构成汉语各大方言词汇的基本单位,是各大方言向心力之所在,也是维护汉语及其各大方言同一性的脊梁。

  三、言辞规范、异地为官制度与标准语的形成

  现代中国以普通话为“通用语言”或“标准语”,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通用语言或标准语呢?

  《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字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所以当时的“官话”即王畿一带的方言,也即周室所用的语言。士大夫所作的诗歌和外交场合上所用的语言都是“雅言”。当时的外交场合常常有赋诗言志的事,所以各国的士大夫不仅都会作诗,而且大家在诗中所用的语言必須相同才能相互“言志”。在朝、聘、令、盟等场合也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语言。“雅言”对于周天子与各国的联系和各国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或后来的经典著作也都是用雅言写的,如《易传》《论语》。

  不过古代的雅言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通用语言,而是比较接近文学语言,可以说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语。标准语性质的雅言在后代一直存在,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本体规范也有所演变,而变来变去都还是以北方汉语为基础。例如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这是说当时以帝都所在的金陵和洛阳的语音为正音。明清时代的标准音则是北京音。

  当时的士大夫很重视口语音辞的规范,以彰显土族门第,例如《颜氏家训·音辞》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也。”史书对言辞不正者多有所批评,例如《北史·儒林传上·李业兴》说:“李业兴,上党长子人也。……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旧音”是指“方言语音”。又如《北史·儒林传上·郭遵》:“郭遵者,钜鹿人也。……出自贱微……语言布置极为轻率。”

  自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言辞规范更成为考核标准,唐人科举及第,次年还需通过吏部诠试,才能正式入仕。而吏部的考核内容是“身言书判”,即“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日判,文理优长。”(《新唐书·选举志下》)这里所说的“言辞辨正”是以“中原雅音”为标准的。

  明代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这样的名称和概念,而清代所谓“国语”指的是“满语”。但是可以说明清时代实际上已经实施“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即以官话为国语,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官话”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何良俊(1495~1575)《四友斋丛说》(鲁国尧1985)。明清时代的官话演变为民国时代的国语,在现代则称普通话。关于明代标准语的性质,语言学界有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说,笔者赞同北京说。

  官话地位的凸显和官话的推行,就文化制度而言,与“选官制度”和“异地为官”制度关系最为密切。

  言辞端正自古以来就是士大夫和政府官员追求的文化修养,也是入仕的实际需要,朝廷议事、礼仪,如官员报告履历、回答皇帝提问等,都是要使用中原雅音(标准语)的。到了明清时代,官话更成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之一。据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九《明初抑南人重北人》条载:

  明彭时笔记云:“上御文华阁,召李贤谕曰:‘永乐、宣德中常选庶吉士教养待用。今科进士中可选人物端重、语音正当者二十余人为庶吉士,止选北方人。若南方人有似彭时者可选取。是日诣吏部考选,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按此乃天顺间事。其时重北人而抑南人如此,且以语音为主,宜乎南人之难其选矣。

  这段话说明当年选拔庶吉士的重要标准是会说北方话。所谓“庶吉士”,是从进士中选拔,属翰林院的官员,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文。那些科举及第者如果不会说官话,就会失去当官或升官的机会,这自然会提高他们学习官话(北方话)的积极性。

  “异地为官制度”也凸显了官话的重要性,因而增强了官话的推广力度。“异地为官制度”始于汉代,一直相沿执行到清末,主要规定是地方文武官员及幕僚不能在原籍省份任职,清代则是规定不能在距离原籍500里以内的地方任职,意在回避官员的裙带关系,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异地做官同时也带来语言障碍问题,官员使用原籍的方言,与当地人无法沟通。历史上有4种解决的办法:一是官员学习当地方言;二是聘用翻译人员;三是笔谈,即当面文字交流;四是官员和当地人都学会说官话。要求官员通晓当地方言并非易事,如果官员调任别的地方,又要学习新的方言,很不现实。翻译人员常因语言能力所限,或因个人私利,居中“改易言辞轻重”,“一语之讹,毫厘千里”。笔谈费时费力,并且常常不能充分达意。实践下来,还是第四种办法最为有效,即双方都用官话交流。是故,清政府曾通令各地教学官话,并且严令不能官话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其事见于《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五《雍正六年议准》条:

  查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只因用乡语读书,以至字音读惯,后虽学习官话,亦觉舌音难转。应令该督抚学政,于凡系乡音读书之处,谕令有力之家,先于邻近延请官话读书之师教其子弟,转相授受,以八年为限。八年之外,如生员贡监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乡试,学政不准选送科举;举人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会试,布政司不准起文送部;童生不能官话者,府州县不准取送学政考试。俟学习通晓官话之时,再准其应试。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

  这段话的前半段是通令各地教学生从小用官话读书,下半段是严令各地学政禁止选送不能官话者参加各级科举考试。

  五方乡音不同,以福建、广东两省的闽语、粤语和客家话为最,所以雍正皇帝曾特别命令内阁大臣要求闽粤两省官员革除乡音,学习使人通晓的官话。这个谕旨颁发于雍正六年(1728年),见《雍正实录》卷七十二:

  谕内阁:官员有涖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辩理无误。……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州府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鲜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

  领此谕旨,清代雍正年间闽广两省所属州府县都兴办“正音书院”,聘请当地旗人或能官话者为教官,招收秀才、举人学习京音。但效果不佳,至清代中期逐渐停办,最后停办的是福建邵武正音书院,先后有百年历史。

  上述清代雍正年间官方正式颁布的两项语言规划虽然实施效果欠佳,但是显然提高了人们对官话重要性的认识,对推广官话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据说从福建西北部的邵武到浙江西南部的江山一带流行的一种官话,其由来与当年正音书院的努力密切相关。文读音是方言在字音层面上的官话化,在口语层面上推广官话无疑也有助于文读音的巩固和发展。

  四、郡县制度与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

  郡县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最终成形于秦代。《汉书·地理志》载:“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寸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如会稽郡、闽中郡、长沙郡、桂林郡等,郡下有县。郡是一级行政区划,县是二级行政区划。汉、三国、南北朝、隋继承秦朝的制度。唐代政区分为道、州、府三级,北宋分为路、州、县三级,南宋分为路、府、县三级,明清分为省、府、县三级。现代则演变为省、地区(市)、县三级行政区。郡县制度意在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地方处于中央的管辖之下,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统一。地方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免,任期有限,不能世袭。与郡县制度相辅相成的是秦代在全国推行的户籍制度。郡县制的创立标志着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同时,始料未及的是,郡县制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央政府划分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是“山川形便”,特别是二级行政区。所谓“山川形便”,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以山脉和河流作为行政区的自然分界线”。通常会选择山岭为县与县之间、府与府之间的界线。因此大的山脉两侧常常分属不同行政区域,或者说江河的分水岭往往是府、州的分界线。“山川形便”虽然是自然地理概念,但实际上与人文地理密切相关,因为从“山川形便”划分出来的区域往往民系、风俗和语言类似,交通便利,交流频繁。久而久之,这种类似性会越来越强,并且形成系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合力加强了方言内部的一致性。例如宁波府和绍兴府的界线是大明山,台州府和金华府的分界线是大盘山,台州府和温州府的分界线是括苍山,温州府和处州府的分界线是洞官山,衢州府和处州府的分界线是仙霞岭。这也就间接阻碍了山脉两侧人们的来往。同时,大山之间往往有东西走向的河谷,这一个个河谷便是自成系统的行政区和方言片,以浙江省为例,甬江水系流域相当于宁波地区和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曹娥江水系和钱塘江下游(富春江和浦阳江)流域相当于杭州地区和绍兴地区及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灵江水系流域相当于台州地区和吴语台州片,楠溪、瓯江(下游)、飞云江和骜江流域相当于温州地区和吴语瓯江片,瓯江中游和上游(好溪、松阴溪、龙泉溪、大溪、小溪)相当于丽水地区和吴语丽衢片处州小片,钱塘江上游(衢江、常山港、江山港)流域构成衢州地区和吴语丽衢片龙衢小片,金衢盆地的东部及东阳江、武义江、义乌江、兰江流域构成金华地区和吴语婺州片。

  郡县制度是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之一,两千多年来一直稳定发展,对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影响极大。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研究方言地理必须考虑它的文化背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关系很大。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除非战乱或荒灾,一般人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在升平时代活动范围大致限于本府之内。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历史行政区划与汉语方言区划,尤其是次方言区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研究汉语方言地理的人不难发现:旧府州辖境内的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如浙江的温州府、江苏的徐州府、上海的松江府,其方言的内部一致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周振鹤,游汝杰2019)。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考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承平时代一般百姓都安居乐业,厮守田庐,乡土和宗族及地域观念很强,除非有战祸和天灾的威胁,都视背井离乡为畏途。是故方言世代传承,不易变更。另一方面,我国自秦代开始就实行郡县制度,即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其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为世所罕见。旧府(或州)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即一府的文化中心,也是本府权威方言之所在,例如嘉靖《上海县志》载“方言视华亭为重”,当时的上海县属华亭府(后改称松江府)。在农业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大都不超出本府之外。上述两方面的文化背景自然使得一府之内的方言趋于一致,因此历史行政地理还可以作为拟测古代汉语方言区划的重要线索。此外,在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也可以把历史行政地理列为重要的参考项,在府境长期稳定的地区尤其应该如此。

  例如福建的福州相当于今闽语闽东片,兴化军相当于莆田片,泉州和漳州相当于闽南片;浙江的温州府相当于吴语的瓯江片,台州府相当于台州片,金华府相当于婺州片。婺源今属江西,徽州今属安徽,方言却同属一个系统,即徽州话。原来婺州(今婺源)在中唐置县以后,一千多年一直北属歙州(后改徽州),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划归江西。

  汉语方言地理格局是宋代奠定的,宋代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区划,事实上有不少重合之处。例如,现代广东省方言基本分为三大区,即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话和以汕头为中心的潮州话(闽南话的一种)。其中粤语和客家话分界线的北段和南段跟宋代的行政区界线完全吻合,北段即广州府跟英德府和连州的界线,南段即广州府跟惠州的界线。中段新丰、佛冈和龙门县地南宋属广州府,但现在使用客家话,略有出入。粤东闽南话和粤语的分界线虽然跟南宋的行政区界线不能完全吻合,不过东段的出入仅两县,大埔和丰顺旧属潮州府,今通用客家话。又如陕南的汉中地区,在宋代之前和今四川同属一个一级行政区,所以至今汉中的方言还是接近四川话,四个声调的调值跟四川话完全相同,当地人称他们的话为四川话。

  古代的人口和方言扩散往往与行政区的析置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的居民说同一种方言,后来人口逐渐增加,就向临近地区扩散,政府也就设置新的县来管理这些移民,方言也因此扩散到新的县。母县和子县关系紧密,民系和方言相类属,在行政上同属一个政区。下面举两个例子。

  秦末浙南只有大末(今衢州)一县。东汉末大末人民溯乌溪,越仙霞岭,下松阴溪,开辟新家园。当时政府在松阴溪上游置遂昌县,在其下游置松阳县,以管理这些新移民。后来人口又扩散到瓯江中游,所以隋代在瓯江中游置丽水县。唐代则因人口进一步向下游扩散,而置青田县。至今这些地方的方言仍然较接近,自成吴语的次方言区,即今丽衢片。

  古代县的析置往往意味着人口及其方言的扩散,即子县的人民及其方言是由母县迁移过去的。例如浙江东南沿海一带的吴语,内部一致性很强,究其原因,与这一地区历史上县的析置关系极大。瑞安和永宁(今温州)是从回浦析置的,平阳和乐清是从永宁析置的,泰顺则是由平阳和瑞安两县析置的。至今这些地区的方言仍较接近,自成一个吴语的次方言区,大致相当于今瓯江片。见图1。

  方言地理格局与历史政区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和汉语方言的特点,在欧洲与方言地理关系密切的则是宗教地理,在法国,主教所在的城市,其方言会影响整个教区;德國的情况也一样;在瑞典,同一教区内的方言往往相同,方言界线很少不跟教区界线相重合的(Francis 1983)。

  五、结语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造成汉语方言中的文读音;自秦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书同文”政策是汉语各大方言保持同一性的中流砥柱;古代的言辞规范和异地为官制度是官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古代的行政区划密切相关。

  如果从甲骨文算起,汉语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现代汉语是历代汉语演变发展的结果,汉语及其方言的现状,不仅与语言本体发展规律相关,也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相关。本文涉及的文化制度大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代的普通话来自诗经时代的雅言、唐宋元时代的中原雅音、明清时代的官话和民国时代的国语;现代汉语各大方言的同一性可以追溯到秦代实行的“书同文”政策;现代汉语方言地理格局是在宋代奠定的,并由此可以上溯秦代建立的郡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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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与语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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