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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型政治: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20-01-22 浏览:

  〔摘要〕 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日渐成为高频词汇,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政治极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的运转,但亦与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紧密相关,易于异化公共政治的应然目标,导致政治焦点的偏离,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联邦主义+国家主义”的竞争型政治模式、竞争型政党体制、竞争型选举政治逻辑、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下的媒体分裂,以及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共同塑造和强化了政治极化现象。当然,在审视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时,不应过度夸大其严重程度与影响范围。政治竞争的时空限度、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流行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都会化约和平衡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如何将竞争型政治所演绎的政治极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是美国政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全球现代国家治理所应关注的话题。

  〔关键词〕 政治极化;竞争型政治;美国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6-0016-08

  《理论导报》(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主管、中共江西省委讲师团主办、全国公开发行的省级综合性政治理论月刊,已连续14年被评为全国省级讲师团系统优秀期刊。

  2017年8月中旬,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美国近十年来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并演化为暴力骚乱。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1月25日,因白宮与国会无法就“美墨边境墙”拨款达成一致,导致联邦政府大规模停摆,历时35天,创下美国政府停摆时间最长的历史记录。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现象的关注。近些年,在控枪、移民、医保、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人们都可以清晰地辨识到美国政治舞台上大量政治分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在美国,极化(polarization)逐渐成为一个高频词汇。“通常的判断是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极化”①,“关于美国社会正在不断分裂的表达在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增加”。②有学者在检索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关键词时发现,在2000年和2002年,仅仅只有几十篇文章使用“极化”这一词汇,但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有几百篇文章使用“极化”这一词汇。在2000年和2002年,低于50%的新闻故事使用极化指涉政治,但到了2012年,差不多80%的新闻故事中“极化”都用于讨论政治。在2000年和2002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在讨论极化时仅涉及一两个议题,但从2004年开始,大部分文章讨论的极化范围都很广泛,表明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③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导致了政治的失序和公共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能。

  一、政治极化的景观呈现

  关于极化,一般将之与分歧联系在一起。与分歧一样,极化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在任何一个充满人的小房间内和在任何一个有轻微异议的议题中,都很容易在不同的竞争派系之间产生极化”。④不过,极化的程度不同,其所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不同。下图a、b、c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极化程度,显然c代表了更为严重的极化,这种程度的极化往往带来消极影响。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当人们使用“政治极化”这一词汇时,往往指涉较为严重的政治分歧,甚或是政治摩擦。政治极化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趋于政治光谱的两极,并且两极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较大、对立严重”。⑤

  在美国政治中,人们对政治极化现象的关注并非是最近这一时间段才出现的。早在制宪会议期间,麦迪逊就意识到党争的危险,“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⑥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讲中说道,“政党获得影响力的一种权宜之计是针对对手歪曲观点,政党的精神激起了仇恨,煽动社会充满无确实根据的猜忌和错误的警报”。⑦一年后,托马斯·杰弗逊抱怨道,“因为政党极化,原本有着亲密无间关系的人绕过街道以避免见面”。⑧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首先就突出地体现在政党极化上,在很多文献中,政治极化几乎等同于政党极化,“即使大多数美国政治的偶然观察者也无法不注意到最近的数十年间美国党派冲突越来越尖锐、不依不饶和更为意识形态化”。⑨

  所谓政党极化,“意为每个政党都变得更为内部一致,政党的信徒们在议题上与他们的政党更加保持一致,两党彼此分离而非趋同,意识形态和政策变得更加分野。”⑩在1969年的尼克松时代和1976年的福特时代,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和党人按政党原则投票的比例大约是65%,民主党也大致相当。在2001年和2004年的乔治·布什时期,共和党人按政党原则投票的比例达到90%,民主党是85%。B11 政党极化最为直白的视觉呈现就是所谓的美国大选红蓝地图,用以反映不同州对不同政党支持度的分野。2000年的总统大选后,政治评论家们开始用红色和蓝色标示不同州的政党支持情况,蓝色代表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的州,红色代表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州。于是,这张由红色和蓝色构成的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地图就成为美国正在发生政治极化的最为有力的证据,有研究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极化自内战结束以来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高”。B12

  在两党制下,政党的极化直接造成了美国国会的分化。立法机关的统一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共识和大政方针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在美国建国时期,由于忧虑立法权会处于支配地位,基于政治平衡的考量,将国会分为了参众两院,“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B13 然而,政党极化与“两院制”的制度设立,使得国会分裂现象难以避免。例如,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共和党则控制了参议院,使得国会的政治产出变得十分困难。即使不存在国会的分裂,政党的议席分立也导致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造成一系列政治僵局和政策震荡的出现。有学者对国会提名任命展开的研究表明,“国会里的极化水平现在正处于自内战结束以来最高的时候并且无迹象表明它会减轻”,“随着政党之间的撕裂,国会中的温和派在过去四十年间几乎消失了”。B14

  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直观地表现在公共政策产出的低效和不确定性上。近年来,围绕医保改革、枪支管控、非法移民等重要公共政策都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强化了业已不断扩大的两党在经济管制和重新分配方面的分歧,进而妨碍了政治体系处理诸如金融管理、联邦预算平衡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的能力”。B15

  政治领域的极化现象也引发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裂。有研究文献表明,过去20年间,坚持保守或自由意识形态的美国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大多数的政党积极分子视其竞争党派的政策为误导的和威胁国家幸福的。在政策偏好上,政党积极分子对于对手同样持续表达出反感和偏见。B16“当代美国政治看起来不仅是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并且其争论议题领域也非常宽泛——从政府介入经济的尺度和范围的传统争论到有关诸如堕胎、节育、同性婚姻、宗教自由、移民、控枪等社会文化争论”B17 ,呈现出“冲突扩展”B18 的状态。

  二、政治极化的政治产出效应

  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政治共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极化与分歧、混乱、不安定等联系在一起。当然,从竞争型政治与西方民主运行的逻辑看,政治极化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例如,适度的政治竞争是选举民主的润滑剂,而政治竞争往往需要各党派、候选人及选民间的适度极化。政治极化的存在,给人们提供了在不同党派、不同候选人、不同政策之间进行挑选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的自由”。B19 政治极化会提升选举中关键议题的聚焦度B20 ,有利于选举的宣传和动员,提高选举参与率。政治极化也是选举问责的关键,“因为候選人面对具有基本不同政治议程的政治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会受到约束”。B21 政党间的极化通过塑造不同政党的标签有助于强化政党品牌,化解所谓“政党衰落”的危机。政党间的分野,能够厘清选民的选择,从而使选民产生更强的政党联系,“在发展中的民主中,清晰的选择和强烈的政党的依恋可能会支撑选举的稳定性”。B22 政治的极化亦被视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提升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一个分裂的政府能带来更多的制衡,能够限制政府的规模和范围,能够鼓励带来更有质量的立法的竞争。”B23

  虽然适度的政治极化有助于民主的运行,但严重的政治极化所带来的却是一系列的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

  其一,严重的政治极化易于异化公共政治的应然目标,导致政治焦点的偏离。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vetocracy)即是对此的形象描述。在政治极化下,“否决政治”关注的不是如何达成政治共识,相反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竞争而竞争,“否决为上、治理为下、政争不断而效率低下”。B24 以美国国会关于环境议题的听证为例。有研究发现,从109届国会到110届国会,在有关诸如“气候变化是否人为”“是否应该立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立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不能伤害经济”等议题上,其主导态度并非随科学研究结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国会控制权的变化而变化,以至于作者感叹,“(关于环境议题)的极化到底来自哪里:是科学问题还是立法的威胁?”B25

  其二,政治极化导致的政治僵局,造成政治产出效率的低下,阻碍必要的政治改革。国会内部的政党分立,特别是国会的分裂,立法权与行政权冲突,轻则导致立法效率的低下,重则政府停摆,影响正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有研究发现,“相比于一个非分裂的政府,分裂政府时期法律通过率更低,在非分裂政府时期众议院议案通过率为14%,而分裂政府时期则为7%”,“与非分裂政府相比,分裂政府时期议案通过的周期要长一个月之久”, “不断增强的政治极化导致了不断增多的立法停滞,不断下降的妥协和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僵局”。B26“国会投票中不断上升的极化已经使立法机构无能力在许多紧迫的经济议题上达成一致”。B27

  其三,政治极化造成公共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一方面,政治极化导致公共政策的产出非“左”即“右”,远离意识形态的中心,当执政党发生变化时,公共政策往往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震荡”现象。例如,当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在医疗保障、移民、环境保护、国际贸易、教育平权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倾向与奥巴马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公共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经济投入预期的不稳定性。有研究表明,一个分裂的政府对于资产价格有着显著的影响,分裂的政府会通过政府不确性的机制影响预期的股票收益。B28

  其四,政治极化容易造成社会分裂。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裂、政策的冲突、政治精英的分歧,这些难以避免地对普通民众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社会中大多数公民在某些基本政治议题上呈现极端对立的看法,往往表明严重的社会裂痕和矛盾,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都可能因为遭到部分民众的极端反对而难以通过和执行。“政治极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风险,政治争论越激烈,公民社会的存在就可能受到越严重的威胁。”B29

  总体来看,政治极化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严重的政治极化对于政治体系的输入与输出,对于政治整合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何控制政治极化的范围和程度,对于健康的公共政治生活至关重要。

  三、竞争型政治与政治极化的成因

  在西方传统民主理论看来,没有竞争就没有民主,没有竞争就没有选举。的确,政治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民众在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政治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将民意与选贤举能结合起来;政治竞争能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民主和审慎;政治竞争能够使各种竞争性的观点和利益具有表达的机会,是政治自由的重要表现。不过,在激烈的政治竞争情境下,竞争型政治的负面溢出效应也日益显现。激烈的党争、政策的反复无常、政治分歧,甚至政治冲突屡见不鲜。正如韦伯认为的,把议会看作讨论、协商和辩论的中心,看作明确阐述权威性政治纲领的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现代议会事务本质的曲解。如果说议会曾经是“理性的中心”,那么,现在已经不能再做这样自信的判断了。B30 同样,人们对竞争型政治与民主关系的认知亦过于理想主义。日益激烈的政治竞争既是政治极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亦是造成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

  第一,“联邦主义+国家主义”的竞争型政治模式与政治极化。美国是世界上分权制衡原则贯彻最为彻底的国家之一,这突出体现在其宪政精神中的“联邦主义+国家主义”模式。“拟议中的宪法严格说来既不是一部国家宪法,也不是一部联邦宪法,而是两者的结合。”B31 所谓联邦主义,即联邦是建立在各州权力授予基础上的,是联邦与州之间的分权体制;所谓国家主义,即联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松散的邦联状态。“联邦主义+国家主义”体现在宪法的批准权、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产生方式、总统的选举方式、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范围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复杂的“复合共和体制”。“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B32 ,从而形成了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之间,国会内部的参众两院之间,联邦与州之间的纵横交错的竞争型分权与制衡体制。分权制衡体制对于确保权力的平衡、避免权力的腐化具有实践意义,然而分权制衡的基础是权力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也客观上形成不同权力主体的不同运行逻辑和利益取向,易于引发政治极化。

  第二,竞争型政党体制与政治极化。政党竞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的平衡,但无序的党争亦可能撕裂国家公共生活的秩序,引发政治极化现象。在美国制宪会议时期,党争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就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在敌对党派的冲突中不顾公益,决定措施过于频繁”“党争精神败坏了我们公共管理的不稳定性和不公正性”。B33 萨托利在其名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中虽然捍卫了政党在民主体系中的结构功能,解释“政党不是宗派”,“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的”,“政党能增强制度性的能力”,但他亦承认“政党很可能和类似宗派的事物重叠”,“派性(factionalism)是政党安排中一直要面对的诱惑,是政党一直要面对的可能退化方向”。B34 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托克维尔认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政党之间形同敌国”。B35 在当代美国政治实践中,民主党、共和党基于各自的价值立场、利益需求、选举需要,频繁地进行政治掣肘,不仅导致政治产出的低效,也是造成选民分裂,甚或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政治极化“与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相关”。B36 可以说,竞争型政党体制是政治极化的温床。

  第三,竞争型选举政治逻辑与政治极化。在选举期间,出于政治竞赛的需要,两党之间的价值立场、政策分歧往往被过度放大,通过竞选演说、政治广告互相攻击成为常见景象,甚至一些候选人为迎合选民偏好,提出一些极具争议的政治观点。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即以一种鲜明的反政治正确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在诸如移民、少数族裔权利、自由贸易、环保等领域不断挑战传统政治正确的边界,以至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视为是“一场全美反对政治正确的胜利,反对政治正确已成为特朗普迎合保守主义阵营支持的重要支点”。B37 “特朗普强悍的反政治正确立场夯实了其保守选民的基础,但同时也刺激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对抗,加剧了当下美国社会的分化。”B38 选举期间的各色政治辩论、各类政治竞争,非但没能形成政治共识,反而使社会的裂痕久久难以愈合,成为向世人展现政治极化与分裂的窗口。

  第四,竞争型政治文化与政治极化。在政治文化研究中,人们往往认为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多元主义文化有利于自由民主体系的维护,政治竞争最终会形成政治共识,多元主义文化下的分歧“从来没有被理解为共识的对立面”。B39 然而,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实践中,当不同阶层、族裔,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立场和政策偏好的政客、选民纷纷涌入到政治竞技场,向人们呈现的并非政治共识的和谐画面,而是不胜其烦的时时事事的各类辩论、嘲讽和攻击,以至于政治竞争、分歧甚或沖突代替政治共识成为普遍的政治心理。这种竞争型政治文化状态实际上是支撑政治极化的社会文化基础。“自1970年代开始,国会中的政党在自由-保守的分野中开始变得更加分明”,“更多的民主党人更加固守自由主义立场,而更多的共和党人则完全支持保守的一方”。B40

  第五,经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极化。早在制宪会议时期,人们就意识到“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B41 政治极化的当代版本同样与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在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收入不平等的稳步增加和移民趋势的变化,同样指向政治极化”。“(美国)分裂的最响亮的声称——那些事关价值议题——是建立在最具争议性的证据上,而美国人之间不断加大的收入和教育鸿沟——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却是显而易见的严重的。”B42 移民的涌入及其经济社会地位的边缘化、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群体的政治参与率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巨大差距,无疑都是政治极化的推进剂。

  第六,竞争型政治下的媒体塑造与政治极化。媒体对政治极化的影响是双面的,其既可以通过中间的立场、客观的信息和即时的资讯以温和公众在有关议题上的立场,减少政治极化,亦可能采取偏见的立场而分化公众,激化政治极化。“当代政治极化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人们比过去消费了更多的相对偏见的信息”,如人们在脸书和推特上总是倾向于点击和阅读同他们意识形态观点相近的故事而不是相反。B43“当公民们曝光于媒体关于大众极化的描述中,他们会更不喜欢持相反立场的成员,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评价更为消极”。B44 同时,媒体数量的激增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也使人们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信息来源,从而强化了政治极化。在传统时代,媒体数量有限,人们接触的几乎都是同样的新闻报道。但是,随着新闻渠道的急剧增多,人们往往会选择与自己先前偏见相一致的,而不是相反的媒体频道,这样就会将人们归类进某个意识形态“仓贮”。B45 高度碎片化、定制化、利益导向化的社交媒体,提供给“拥有相似信仰”的公众以“交流的网络”,它提供给受众的只是“他们自己信仰”的“回音”而已,因而促进了公众舆论的更大政治极化。B46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学者就认为“媒体分裂比不平等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媒体不断分裂的周期伴随的就是极化的不断上升”。B47

  四、竞争型政治的限度与政治极化的范围与程度

  政治极化使美国的政治病入膏肓了吗?政治极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治整合与社会稳定?虽然竞争型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然而政治竞争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分歧与社会的冲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竞争虽然无处不在,但引发关注的激烈的政治竞争往往有显著的时空限度,如在大选年份,主要存在于较高层级的公共政治领域和某些议题中。竞争型政治的这种边界特点同样决定了政治极化的限度。一方面,政治极化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实质性影响;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当无限夸大美国的政治极化水平,产生对美国政治的误判。事实上,也有很多研究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水平没有上升,或没有实质性上升,甚至有的认为还下降了。从历史的视角看,当代关于分裂的美国的担忧是令人困惑的,当代的景象很少能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反对酗酒、蓄奴、移民、黑人解放和义务教育的冲击力相匹配,那些造成了财产的损害和人身的伤亡,当代的冲突也没有达到1960年代大众运动和政治暗杀时的程度。B48 在很多问题中,公众的极化在不同群体中,不管比较的是何种群体: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教育程度高的和低的,不同国家区域的,或者不同宗教归依的,都没有上升,在有些议题上,极化程度还下降了,如种族、女性地位、死刑、同性恋问题等。B49 美国政治极化程度之所以被放大,与人们对政治极化的一些片面认知和焦点关注有着直接的关联。

  第一,政治极化的测量问题。从测量的视角看,对政治极化的认知可以基于短期的观测,也可以归于长时段,甚至是历史的视角。短期观测,也许我们会发现近年来似乎不断地在攀升,然而从长时段看,也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周期性波动而已。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极化不仅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人们可能在某一时段完全不接受同性恋行为,但是十年后这种信念可能就会下降。因此,“极化上升的证据在某一时段的观测可能与在更长时期的观测所揭示的东西并不相同”。B50 另外,如同选举民主往往只强调人们政治偏好的简单聚合,而并不考察选票所反映出的偏好强度,对政治极化的测量同样如此。在对极化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极化的程度。例如,有的人偏保守,但只是略偏,有的人偏自由,但也只是略微偏向自由,这时的极化水平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的高。

  第二,焦点议题与政治极化的夸大。人们之所以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程度正在日益加深,主要的证据往往是基于一些焦点议题。在短期内,这些焦点议题似乎彻底地极化了美国人,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观点并没有极化,只是“一些时候一些观点不成比例地吸引了关注”,“美国民意自1990年以来在堕胎、更近的在性道德、伊拉克战争变得更加分歧,但在剩余的问题上却表现得稳定甚至是去极化”。B51 从政治整合的视角看,人们在某一议题上的极化不会导致所有议题的极化,在基本价值观上、大多数的政治议题和政策立场上,人们还是有其基本共识。

  第三,政党意识形态距离真的无法弥合吗?在两党竞争的体制下,人们很容易把两党在选举期间的竞争与对垒视为根本上的意识形态分歧。民主党人被想象为是支持大政府的,赞成扩大支出的,其政策将有利于弱者和少数族裔的;而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被认为是支持小政府的,赞成削减支出的,其政策将有利于高收入群体。但正如一些研究所阐述的,无论是在公众的思维里,还是在社学科学者的估计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观点极化程度都被夸大了,“单纯的分类法导致人们过度高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间的政治极化程度”。B52 事实上,一旦进入后选举时代,在基本政治运作和政策构建中,其分野并不如大选中那样对立鲜明。

  第四,精英的分裂还是大众的分裂?政治竞争,特别是激烈的政治竞争往往发生于政治精英群体,而由于该群体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媒体传播,极大程度地塑造了人们对政治极化的认知。當人们津津乐道于美国精英的极化时,“对于大众极化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对等的关注”。B53 事实上,精英的极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政治认知是存在争议的。“没有绝对的证据表明精英极化已经激化了选民之间的极化”B54 ,“证据显示政党极化反映了政党成员的重组而不是基层选民观点的转变”。B55 由此,有研究直白地指出大部分权威专家都认为极化正在上升,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只注意到错误的群体,仅关注了政治精英的观点”。B56

  第五,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看,政治极化并没有弥散于全社会之中,事实上,今天美国公众在诸多价值观和政策议程上有着普遍的共识。以上文提及的美国国会关于环境议题的听证为例,虽然国会的态度随着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席数量的转换而发生变化B57 ,但大量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认同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并且担心灾难性变化对国家未来的影响。B58 这表明国家政治领域中政治精英的争论与社会层面普通公众的认知并不一定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第六,媒体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假新闻(fake news)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反击媒体时广为人知的口头禅,以此表达对媒体偏见和不当政治舆论塑造的不满。诸多研究也佐证了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今天为数众多的自由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强化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但事实上,“至今的研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党派媒体已经让美国人变得更具派性,大部分选民都是中立者,大多数选民会完全避开党派媒体,或跨意识形态界线混合搭配”。B59 大多数媒体也并不如特朗普所言都是具有偏见的,“大多数美国大型媒体都是政治上的中间派,在竞争性观点之间寻求平衡”。B60

  综上分析,一方面,应当看到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及其对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度夸大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与范围。政治竞争的时空限度、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流行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都会化约和平衡政治极化的程度和范围。美国的政治极化并未发展到危及基本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地步。

  五、结语:竞争型政治的反思与政治极化的化约

  虽然人们偏好将竞争型政治与民主和自由联结在一起,期待政治竞争能够激发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造就权力相互制约的格局,促进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实现选贤举能,然而,不可否认,政治极化也是竞争型政治的必然副产品。无论竞争型政治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期待的是更多的政治共识而非分歧,更多的政治合作而非冲突,更多的社会团结而非分裂。无序的政治竞争及其相伴随的严重政治极化现象,带来的只会是无休止的政治冲突、政治摩擦和社会分裂,导致政治权威的衰退,影响国家治理效能。因此,如何将竞争型政治所演绎的政治极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是美国政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西方国家普遍关注的话题。

  从民主模式的视角观测,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中的复兴,某种意义上即为人们对竞争型政治所带来的诸多弊端的一种反思。“自由主义只是用选举的办法把各种偏好聚合起来。相反协商民主理论相信,偏好应当由有思想、有能力的公民(或他们的代表们)深思熟虑地生成……在追求最佳理性和公意中,人们的偏好会改变。”B61 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如果各政党、政治团体、政治精英,以及普通公民们愿意基于公共理性的基础相互商讨,转换各自的立场与偏好,自然会消解政治极化。在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竞争型政治中,通过简单的“偏好聚合”,而非通过充分而包容的对话去化解分歧,无助于政治极化的化解。当参与者来自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视他们在一些重大的方面不同于其他的群体,这时他们就需要跨越边界(crossborder)的交谈。只有通过这种跨边界的协商,民主才会产生,政策才会产出,因为它引导“参与者以新的方式看待自己和问题,更多地理解他人的利益,以及发自内心地体验他们与其他人分享的人性。”B62 因此,当我们讨论竞争型政治与政治极化时,也许协商民主理论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关政治发展观层面的反思。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看,反思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对化解政治极化、引导人们有序政治参与亦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如果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有关争议问题的信息,也许不会增加人们对其的认同度、满意感,但是会降低对该问题态度极化的程度。虽然,也有很多研究认为给人们提供有异议问题的信息对于减少极化是无效的,因为人们会以偏见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信息B63 ,但一般来看,“如果让更多的关于真实现状及制定的政策的影响的信息出现在公众讨论中,即使当即将到来的议题是有争议的,政治极化也许可以减少而不是上升。”B64 其次,秉持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果发生媒体偏见,听众们就无法完全获得对于他们候选人的不利事实,即使公民们完全理性并考虑媒体偏见,他们也无法恢复所有缺少的信息”B65 ,而这带来的只能是偏见的固化。最后,减少不必要的媒体争论和网络争论有助于减少政治极化。舆论场的大量噪音,也许不会影响人们的某一观点,但会引起人们对极化、分歧的感知,而此“又会导致对公共协商更低的期望”。B66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言,降低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与控制政治极化之间同样有着直接的关联。“一个国家内的信任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是政治极化最强有力的决定因素。”B67 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决定了人们的利益、价值观与政策立场的分歧,助长了人们的被剥夺感,从而易于将合理的政治竞争导向极化的政治分歧与冲突。

  最后,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引导人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遵循公共理性,传输主导政治文化,整合政治亚文化,亦有助于政治极化的规约与化解。近年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些公众政治人物所发表的诸多非理性政治言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泛起,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秩序,是造成政治极化和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如何发挥公共理性對公共政治生活和公共政治文化的引导、规范和矫正作用,对于和谐政治生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④ ⑦ ⑧ B11 B49Aaron Bramson et al, “Understanding Polarization: Meanings, Measures, and Model Evaluation,”Philosophy of Science,vol.84,no.1 (January 2017),pp.115-159.

  ② ⑩ B42 B48 B55Claude S. Fischer, Greggor Mattson,“Is America Fragmenting,”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5(August 2009),pp.435-455.

  ③ B44Matthew Levendusky, Neil Malhotra,“Does Media Coverage of Partisan Polarization Affect Polit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33,no.2(January 2016),pp.283-301.

  ⑤ 孙存良:《政治极化:选举民主的宿命?》,《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⑥ B13 B31 B32 B33 B4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5、265、198、265、5、47页。

  ⑨ B12 B14 B15 B17 B36 B40Christopher Hare, Keith T. Poole,“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Polity, vol.46,no.3(July 2014),pp.411-429.

  B16 B43Erik P.Duhamime, Evan P.Apfelbaum,“Can Information Decreas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S. Taxpayer Receip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vol.8,no.7(January 2017),pp.736-745.

  B18Geoffrey C. Layman, Thomas M. Carsey, “Party Polarization and ‘Conflict Extension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no.4(October 2002),pp.786-802.

  B19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0页。

  B20 B21Cecilia Testa,“Is Polarization Bad,”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56,no.6(August 2012),pp.1104-1118.

  B22Noam Lupu,“Party Polarization and Mass Partisanship: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olitical Behavior, vol.37, no.2(June 2015), pp.331-356.

  B23 B28Elvira Sojli, Wing Wah Tham,“Divided Governments and Futures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87,no.2(August 2015),pp.622-633.

  B24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

  B25 B58Dana R.Fisher, Joseph Waggle, Philip Leifeld, “Where Do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Come From? Locating Polarization Within the U.S. Climate Change Debat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7,no.1(January 2013), pp.70-92.

  B26Alaa Chaker,“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A StateLevel Analysis over Two Decades,”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and Economics, vol.19,no.2(May 2017),pp.20-34.

  B27 B45 B47John V.Duca, Jason L. Saving,“Income Inequality, Media Fragmentation and Increased Political Polarization,”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35,no.2, (April 2017),pp.392-413.

  B29 B64Avinash K.Dixit, Jorgen W.Weibull,“Political Pola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04,no.18(May 2007),pp.7351-7356.

  B30戴維·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B34 B39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35-36页。

  B3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5页。

  B37 B38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

  B46Sounman Hong, Sun Hyoung Kim,“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in Digital Governments,”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33,no.4(October 2016),pp.777- 782.

  B50 B53 B54Morris P.Fiorina, Samuel J. Abrams,“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 (June 2008), pp.563-588.

  B51 B56Delia Baldassarri, Peter Bearman,“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2,no.5(October 2007), pp.784-811.

  B52Jacob Westfall et al, “Perceiv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y Identity Strength and Attitude Extremity Exacerbate the Perceived Partisan Divide,”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0,no.2(March 2015), pp.145-158.

  B57如在有关气候变化是否是人为和温室气体在其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持肯定看法的议员从109届国会时期(共和党占多数)的52、76分别上升至110届国会时期(民主党占多数)的106、150。Dana R.Fisher, Joseph Waggle, Philip Leifeld, “Where Do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Come From? Locating Polarization Within the U.S. Climate Change Debate,”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7,no.1(January 2013),pp.70-92.

  B59 B60Markus Prior,“Media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May 2013),pp.101-127.

  B61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B62Neisserand Philip T,“Political Polarization as Disagreement Failure,”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vol.2,no.1(2006),Article 9.

  B63Erik P. Duhamime, Evan P. Apfelbaum, “Can Information Decreas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S. Taxpayer Receip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8,no.7(January 2017),pp.736-745.

  B65Dan Bernhardt, Stefan Krasa,Mattias Polborn,“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Media Bia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92,no.5(June 2008),pp.1092–1104.

  B66Hyunseo Hwang, Youngju Kim, Catherine U. Huh,“Seeing is Believing: Effects of Uncivil Online Debate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Deliberat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vol.58,no.4(December 2014),pp.621–633.

  B67Daryna Grechyna,“On the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Economics Letters, vol.144(July 2016),p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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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竞争型政治: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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