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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中的不可量物侵权归责模式研究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20-05-22 浏览:

  摘 要: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实务中特殊侵权向一般侵权逃匿的做法屡见不鲜,亟待厘清环境管制标准和损害之间的关系。侵权责任的成立可以损害的满足度为切入点,借助动态系统论在过错程度之间形成弹性化的评价体系。当受保护法益为绝对权时,按照特殊侵权处理,证明排污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是否违反管制性规范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当受保护法益为纯粹精神损害或纯粹经济损失时,必须以过错的满足度加以补偿,是否违反管制性规范成为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合规抗辩成立。

  关 键 词:不可量物侵权;环境管制标准;动态系统论;合规抗辩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4-0101-11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是由上海市司法局主管、上海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学术期刊,系我国最早以“法治”命名的法学理论期刊。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致使环境污染成为一个如影随形的附随产品,科技的进步同样也使环境污染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最显著的就是环境污染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有大气、水、固废等具体形态的污染,同样也催生了诸如光、噪音等无形的污染,此类无形的污染被称为不可量物污染。①环境污染类型的日趋复杂化使得现有的法律制度难以应对,在传统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环境管制标准的效力不及于私法判决却在不可量物环境侵权领域得到了相反的评价。①在传统环境污染领域(水、大气等),法院通常不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②而在不可量物侵权领域是否承认合规抗辩,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这种冲突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和典型案例中也有所体现。在“倪旭龙与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侵权纠纷案”中,③法院通过分析风力发电机组与养殖场的距离、风力发电厂生态建设相关规范文件,结合中华鳖的习性,认定被告发电机组产生的噪声和震动与中华鳖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最终判定丹东海洋红公司赔偿倪旭龙经济损失。该案中法院并未分析噪声和震动是否超过排放标准,其裁判思路更接近《侵权责任法》第66条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即只要因果关系和损害要件得以满足,无论是否超标排放,均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然而,在“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中,④法院认为该案中被告人不构成侵权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告人排放的噪声并未超过法定的排放标准,同时在发布该典型案例时,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其外观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可以看出,在不可量物侵权的司法裁判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同为环境噪声侵权,倪旭龙案中对于管制性标准的合规性只字未提,而沈海俊案中却成为阻却侵权责任成立的要件。一种坚持环境污染特殊侵权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模式,管制性标准在该模式下不对侵权责任的成立产生影响。另一种则采纳了一般侵权过错责任的归责模式,违反污染物排放的管制型标准构成了判断是否存在过错进而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核心节点。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两起环境噪声侵权案件给出截然不同的指导意见,并未对其中的裁判逻辑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现实中类似案件法律适用的混沌。⑤因此,需厘清不可量物侵权在不同环境损害类型中的应用路径,阐明与侵权责任成立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个案平衡和司法公正。

  二、不可量物侵权认定的疑难点

  不可量物侵害是指致害人以光、噪音、气味等无形介质为媒介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财产或人身进行的侵害。[1]依據我国《物权法》第90条的规定,不可量物侵入可由《物权法》的相邻关系规则调整,在发生妨害行为时,受害人可基于物权请求权提起诉讼,也可基于环境侵害提起侵权之诉,本文讨论的是不可量物在侵权法上的适用,因此物权救济方式暂不述。侵权法可以将大量环境污染造成的个体性损害包罗,但于不可量物领域,基于其造成损害的特殊性,侵权法还需作出新应对。

  (一)不可量物侵权中的损害更具有主观性

  不可量物侵害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特征,达到医学因果关系的损害可以与传统环境侵害一同归结于损害的客观性方面,但医学因果关系无法证明的人的感官体验使得不可量物侵害具有了主观性。①一方面,不可量物侵权中,损害通常难以从客观层面上得以明确的检验,很大程度取决于受害人的直观感受,人的神经系统会因为侵入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些不良反应,诸如睡眠、饮食和工作状态的恶化等,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2]但人体的自愈性质意味着此类主观层面的损害通常可以不治而愈,如睡了一天,头痛感消失,并不存在可以证据形式固定的损害结果,损害结果是否达到侵权法界定的赔偿标准的层面上具有可逆性。另一方面,从因果关系角度来看,即便从客观层面确认了受害人主观损害的存在,如能够确认受害人存在失眠、精神衰弱等症状,但个体差异意味着此类主观感受层面的损害因人而异,对于相同程度的噪声或者光线污染,不同个体的主观感受大相径庭,排污行为与主观感受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较难确定。

  (二)不可量物侵权具有直接性

  不可量物不以环境为污染传播路径直接对人体或者财产产生侵害,通常不会对环境造成客观的不可逆的损害,其与水、大气污染等存在明显区别。在水体、大气、土壤等污染中,人身、财产损害更多是环境受到损害的反射结果,而不可量物侵权中排污行为对于生态环境不会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其污染只是暂时性的,污染随污染源消除而消失,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环境对个体损害的反射几乎为零,即不可量物污染越过传统污染将“对环境的污染”作为“对人的损害”的必经阶段,[3]直接作用于人体,与传统污染类型相比,污染对于生态系统的复杂影响以及生态系统中污染物质的累积和潜伏爆发并不会对个体发难,这也导致人身、财产损害难以认定。

  (三)不可量物侵害涉及的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动产權利人

  不可量物侵害不以物理的相毗邻为界,可蔓延、穿越、传递到较远地方,但通常局限于污染源邻近的地区,影响范围相对(于传统环境污染)较小。所以,涉及的法律关系主体大多是妨害产生源的主体附近的不动产权利人。[4]一方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法定范围,产生超出相邻人容忍限度外的损害。由于受害者身份的特殊性,不动产权利人更倾向于利用相邻关系调整,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相邻关系的一般原则适用明显较之于环境侵权救济更受青睐。[5]

  不可量物侵权认定的上述疑难点导致合规能够抗辩通常成为学界和实务部门的争议焦点。一方面,由于不可量物侵权造成的损害难以从客观层面上加以认定,同时其对于环境的侵害亦无法验证,而物权法又确定了受害人必须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否违反管制性标准成为判断是否存在损害、以及是否超出容忍义务合理性标准的主要依据,即遵守管制性标准的行为可被认定为不存在损害,[6]或者在容忍义务的合理范围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与是否违反管制性标准无关。[7]在界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时,无需考虑管制性标准,而是应当以损害和因果关系要件的满足为前提,即只要存在客观的损害与因果关系,则是否遵守管制性标准不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反之,当没有客观层面的损害时,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不能满足,同样无需考虑行为是否违反管制性规定。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但现有的司法裁判并未提供完满的解决方案,法院在个案中对环境管制标准在不可量物侵权成立中的作用认定不一。

  三、不可量物侵权归责模式的司法适用

  (一)司法适用不一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以案由为“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关键词进行检索,以判决书为类型,共查询到599份裁判文书,剔除传统环境污染类型的案例部分,保留不可量物污染侵权案例90份,其中48份对管制规范的效力进行了论证,但鲜有案例阐明其在侵权界定过程中的作用。为全面的揭示环境管制标准在不可量物领域适用的现状,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介于公报案例在纠纷事由的覆盖上略显不足,出于论证分析完整性的需要,兼取其他案例用以对环境管制标准在辐射、烟尘等领域的适用进行补强。

  在纠纷事由方面,上述六个案例均为不可量物侵权,包含的污染类型有噪声、光、辐射和粉尘。在具体的侵权类型方面,无论是《民法总则》还是《侵权责任法》,均将环境污染侵权作为特别侵权的一种,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但在沈海俊案中法院则明确指出噪声污染不适用特殊侵权规则,而是应当适用一般侵权规则。在损害类型方面,除倪旭东案中涉及所有权损害外,其他四个案件均为精神损害,其中陆耀东案中的损失性质虽不确定,但法院认为原告方并未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数额,同时裁判理由中将损害界定为“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本质上仍为精神损害。在是否违反管制性标准方面,倪旭龙案中相关信息不充分,其他五个案件中法院均对被告方是否违反管制性标准进行了分析。袁科威案和陆耀东案中法院指出被告方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管制性标准,构成环境污染,进而判决原告方胜诉。而在沈海俊案、吴波案和仇勇俊案中,法院明确指出被告方的行为并未违反噪声排放标准,原告方败诉。

  在侵权类型方面,我国现有立法将环境污染侵权界定为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①但上述案例中却出现向一般侵权逃匿的现象。除沈海俊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噪声污染不适用特殊侵权外(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说理),其他案件中也在特殊侵权的名义下采取了一般侵权的论证路径。如袁科威案中法院在适用《侵权责任法》65条的情况下,进一步论证了被告方违反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为构成违法,如果单纯从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其构成要件中并不需要证明行为人的行为满足违法性或者过错要件,法院对于被告方违反管制性规定的论证只有在一般侵权框架下才具有意义。此外,在损害认定方面,法院通常采用经验法则的方式推定损害的存在,并未对该结论提供合理逻辑的解读,“一般公众的认知”更多是作为一种掩盖裁判逻辑匮乏的修辞。如陆耀东案中法院认为,“路灯的外溢光、杂散光……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光污染程度较为明显。……为此出现了失眠、烦躁不安等症状,这就是涉案灯光对陆耀东的实际损害。”但在最终的判决结果方面,法院却认为原告方不能证明存在实际损失,因而被告方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在运用生活经验推定损害的案件均涉及到关于纯粹精神损害界定(客观层面验证难度较大),这也导致了其在推定损害是否存在的过程中往往会对侵害行为的合规性进行论证,以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损害推定以及判决结果的正当性。但遗憾的是,法院并未对违反管制性标准与损害之间的关联进行详细分析,产生了裁判逻辑的断裂。一方面,如果法院的裁判是依据特殊侵权原理,则对于行为是否违反管制性规定的分析非属必要,只要法院认定存在损害(即使是基于生活经验或一般人的认知得出的结论)以及因果关系,侵权责任即成立,至于行为的合规性对于该结论不产生影响②。换言之,即便行为人没有违反管制性规定,只要法院认定了损害存在,仍然可以要求被告方承担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法院将违反管制性规定作为认定存在损害成立侵权责任的必要前提,那么其本质上采用的是一般侵权的做法,即将违反管制性规范作为行为人具有过错或者违法性的证据,进而认定侵权责任的存在,①但这种理解思路面临的问题是为何在《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特殊侵权的情况下,法院仍采用一般侵权的思路解决纠纷。

  综上所述,上述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如下:其一,为何在《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特殊侵权的情况下,法院仍需要回到一般侵权的框架下解决纠纷。其二,在一般侵权的框架下,管制性规范的违反与侵权责任的成立之间有何种关联。

  (二)司法适用不一致的成因分析

  公报案例中违反管制规范的加害行为通常会被判定为侵权行为,但对其侵害的具体权益之论证却含混不清(一般依据日常经验法则加以推定),并较少专门就违法性要件或者过错要件进行认定和论证。[8]虽然案件在裁判结果上都达到了保护被侵权人受害法益的效果,但在裁判说理部分始终没有阐明其运用的法律原理,存在改进论证的空间。

  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旨在为要素或原理的协动提供确定法律效果的基准,其主要功能为避免要素或原理协动招致的法律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要素间灵活的协动限定在“笼子里”。立法及判例学说对要素或原理的满足度与法律效果强度之间关联性的明示当为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的第一源泉。如对于过错侵权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