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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学派”的建构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20-10-27 浏览:

  摘 要:所谓“中国学派”,就是要建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的十九大以来,多方合力在客观上不断推动“中国学派”正式成型,但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建设“中国学派”需要把握好主体性、原创性这两个关键词,不断提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水平,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关键词:中国学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20)02-0001-05

  《现代哲学》(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管、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现代哲学学术刊物。本刊是国家哲学类核心刊物、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该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自身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面向新时代的“中国问题”,党的十九大正式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需要建构立足“中国视角”、提供“中国方案”的“中国学派”。来自学界的呼声日益高涨,官方权威媒体也多有涉及,“中国学派”的概念已然呼之欲出,其本质就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一、提出背景:直面“中国问题”的时代回答

  理论源于实践,探根溯源“中国学派”有必要从实践本身以及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土壤中去寻求答案。

  (一)中华文明危机与近代中国思想求索

  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遭遇空前危机。陈寅恪认为,传统的制度体系“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与之相应的文化就失去了依托。[2]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如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入关等多次外族入侵与统治,但中华文化凭借着相对于游牧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始终保持了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华传统文明产生威胁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3]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入侵,“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为了寻求一条同时保持独立与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道路,近代有识之士开始跳出传统文化的禁锢,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学派”即滥觞于此。从“现代化叙事”的视角来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已经愈行愈远,“现代化”已成为唯一的可能,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需要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建构,“中国学派”将兴盛于焉。

  (二)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革命叙事”的主流话语下,“中国学派”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导向的,换言之,这一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本叙事中才真正成为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实践探索息息相关,在他的革命理论中,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同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但前者最终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后者并无此目标。对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创造表明,在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开始由接受认同转向“中国化”的崭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而又超脱于西方文明,是以一个至高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人类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非西方文明才能真正找到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道路。以文明史的视角观照,“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5]因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一个根本出路,这是“中国学派”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

  (三)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价值尺度重建

  探寻“中国学派”时代背景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化”。自毛泽东同志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化”,是指“承繼中国古代的、接续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成中国自身的。”[6]沟口雄三在讨论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曾指出,从外部来看,它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倒退变质;而从内部考察,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外来的运动理论,要根据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量体裁衣。[7]问题始终是中国问题,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在实践中不断变动。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个强国必然是高度自信的,新的历史方位需要我们站在整个文明的高度,从以西方为中心全面转向以中国为中心,加快建构“中国学派”,重建中华文明的价值尺度,探讨传统意蕴的现代表达。理论自信源于实践底气,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总结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在全面复兴的关键时期强调“四个自信”自然成为新时代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学派”必然孕育于这一实践中,特别是与当代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传统的中华文化密切相关。

  二、生成路径:立足“中国之治”的探索实践

  以孔丹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概念,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受到了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梳理“中国学派”的演进脉络,可以看到虽然官方话语体系尚未正式提出这一表述,但多方合力在客观上不断推动“中国学派”正式成型。

  (一)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与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天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本上说,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各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为发展“中国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最高领导层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多次研究部署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纲领性意义的重要讲话,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做了全面部署,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01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重大制度安排,为建构“中国学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全面践行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光辉,也为发展“中国学派”注入鲜明的时代意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建构“中国学派”,既是自信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哲学社会科学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但是“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8]坚持以新思想为指导,加快发展“中国学派”,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指导工作,提高风险预见与应对能力,做到与时代同行、为时代发声。

  三是回答好终身课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社会思潮多元并存与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思想舆论斗争从未平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终身课题。作为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先行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做出更好的回答。面对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党性原则锤炼政治能力,时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更好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从这个角度看,党内主题教育的洗礼为“中国学派”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工程

  在新中国70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时代哲学并引领实践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中国学派”的诞生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一是不断健全领导体制。2012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体制逐步健全和完善。2017年11月,教育部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在高等学校这一重要阵地率先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201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与1991年6月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相比较,职权更为全面系统。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等各方面,这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学派”的发展方向。

  二是加快平台搭建工作。党的十八大之后,高校系统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目前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党的十九大以来,社科、党校、高校等系统通过重新成立、变更名称等方式普遍建立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这些重要平台的搭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是继续深化理论研究。以“中国问题”为逻辑起点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中展现出蓬勃生机,中国学界相应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立足于最新外文资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原苏东国家的正統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9]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阐释路径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主导地位无可动摇,为“中国学派”的整体发展指明了研究路径。

  (三)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沿议题

  社会大变革时代提出的问题总是重大而迫切的,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既是现实压力,更是重大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后半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研究样本。

  一是贡献更大智慧力量。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伐加快,大批高质量的咨政成果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化发展的最好注脚。中国的智库建设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应站在提升治理效能的高度去考虑重点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加大对民间智库的扶持力度,综合体制内外不同类型智库的特色和优势,为各个治理领域的党政决策提供更高质量的咨政成果。一方面,国家治理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制度设计的学理支撑,夯实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透过治理体系的运行体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和时间价值,能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是研究方法论的变革。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长期处于以西方为师的学徒状态,缺少社会科学传统,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问题在于西方的学术成果普遍站在西方视野甚至西方立场去研究问题,与“中国问题”的研究不相适应,这种脱节的根源就在于以西方为方法,本质上是以西方为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承认所谓的“普世真理”并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西方越来越多的声音承认“中国例外”“中国特殊”,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开始意识到西方视角的局限性,逐步转向以中国为方法,自觉抓住方法论革新这个核心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历程,也是“中国学派”应格外关注的重大课题。

  三是回应人类普遍关切。2020年初,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西方缺失”主题,表达了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源于西方共同立场的松动,从“美国优先”到英国脱欧,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塑。在所谓“西方缺失”的背景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方案”。以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世界需要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也需要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国故事”深层次表达的“中国学派”应时而生,将继续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比较视野和全球视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在当代的创新。

  三、发展重心:聚焦“中国理论”的体系建设

  “中国学派”呼之欲出却并非水到渠成,总体来看,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阶段,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出来。[10]建设“中国学派”需要把握好主体性、原创性这两个关键词,明确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水平,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总体性构架,不仅由内在的各种要素凝成,更包含整个结构框架。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凭借系统思维从整体结构入手,把握其内在逻辑。

  (一)坚持融合发展,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共有9大门类、38个一级学科,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这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基础。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解决诸如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部分学科建设薄弱等问题。[11]

  一是调整学科布局,推动学科融合。长期以来,专业化是推动学科设置、调整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形成了多元分散的结构关系。然而,“碎片化”研究已经难以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2]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学科分化符合知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度分化、机械割裂却会造成学科藩篱,从而限制知识发展,学科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与时代境遇和实践发展息息相关。很多问题已超出单一学科领域,客观上需要推动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同时,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提供了研究工具与技术便利。

  二是把握重大机遇,建好优势学科。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步伐正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应把握好这一重大战略机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的骨干作用和相关学科的支撑作用。从学科层面来看,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优势和改革发展实践,中央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发挥这一学科的龙头作用,带动其他学科共同发展。从建设主体来看,特别要避免贪大求全、重复建设,各地高校等应在现有基础上明确定位、科学布局,进一步加大对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投入力度,真正打造出一批高质量的优势特色学科。

  三是加强资助力度,扶持冷门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科建设出现追赶潮流的功利化倾向,专业调整中“马太效应”加剧,各项资源逐步向优势学科集中,一些就业前景困难和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冷门学科面临后继无人、自生自灭的困境。不能仅靠国家社科基金等专项资助,必须在系统规划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加大人才培养、资金投入和平台搭建。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形式,打造一批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推广平台,普及“绝学”、扩大冷门学科的受众,吸引优质生源,从根本上杜绝“单传学科”现象。

  (二)坚持质量导向,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核心,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术层面,即思想、理论、知识;二是技术层面,即学术研究方法、工具。于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而言,首要任务是要在前者有所突破,创造出能够解释时代的学术。

  一是借鉴西方经验,把握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之后,在学习借鉴西方的潮流中,中国的学术大面积地呈现出西化趋向。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学界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在探索构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学术体系,这绝非一日之功。[13]思想、理论、学说等通常是一个文明的价值载体,学术层面的西化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学术体系的技术层面要注意与方法论区分,并不包含西方的思维方式,而应该是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同时加快开发更适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技术方法。作为核心的学术层面要坚决推行去西方化,就必须完全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时代实践,以理论的眼光有效提炼中国的自身经验。

  二是优化创新环境,开发第一资源。随着科研投入不断增长,中国在部分领域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论文发表数量也在大量增加。但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领域来看,要取得全面进步还比较困难,中国仍处于世界学术知识链的低端。论文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的痼疾长期存在,导致大量无效、虚假的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不端现象时时出现。人才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资源,要产出高端的知识产品,就必须用好包括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在内的五路大军,特别是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教材改革等方面发力,打造学术创新的良好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创造动能。

  三是明确评价导向,激发科研活力。中国乃至东亚的学界长期存在期刊拜物教的现象。西方期刊制度原来是为管理图书之便建立起来的,却被中国学界当成学术评价体系。[14]学术研究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仅为学位、职称、名利去写论文,就会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人民,产出不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抢发论文”的现象引起社会舆论质疑后,多部委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下一步,需要将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方案加以落实,在论文发表、项目评审、绩效评价、人才计划等各方面加快推行“去权力化”“去利益化”的改革,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三)坚持自主建构,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承载特定价值的语言系统,是对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之下,中国本土学术话语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话语权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短板。

  一是立足中国实践,提升学术水平。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由政治话语霸权逐步延伸到各个领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普世价值”为表、军事霸权为里完成了学术话语霸权的建构。可预见的是,随着西方霸权尤其是美国霸权的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必然走向消解,整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在中美关系正处于艰难重构的新阶段,我们要主动回应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话语权的争夺首要表现为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学术话语权是其内核支撑,具体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体系才是话语体系的硬支撑。没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优势。只有形成一个能够清晰解释“中国模式”的学术体系,才能真正持续地建构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权,彻底走出用西方话语向西方解释中国的困境。

  二是强化自信表达,致力话语原创。理论需要解释现实,如果无法解释现实,就说明理论需要修正。面对话语霸权,很多学者认为西方的概念、理论具备“普世价值”,客观现实需要去适应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是因为“中国模式”错了而不是理论需要变革。比如,西方学界通常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等“三要素”来判断文明是否形成,而以良渚文明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就证明了这并非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15]因而,我们必须改变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量传播和应用西方的概念、理论的传统,基于文化自信、语言自信,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一系列如“小康社会”“中国梦”等能够准确解释“中国问题”的本土概念和理论。只有积累充足的原创话语资源,才能破解理论匮乏的困境,进而构建起一整套的本土话语体系。

  三是推进学术对话,扩大国际影响。近年来,我们通过翻译出版党的思想理论书籍、打造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和加强孔子学院建设等方式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国际议题设置上已有较大进步,但还没有根本性改变追随者的地位,需在西方的议题联盟之外另起灶炉,注意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力争提出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提升主导性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推进学术对话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个重要平台,在英语作为主流学术话语的现实条件下,有必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学术期刊,对外发出中国学界的声音。同时,中文学术期刊需在“中国叙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重要的阵地作用。归国后,钱学森所撰写的论文全部发表在国内期刊上,影响却远播于国外,这是今日之中国学界需要反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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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寅恪.诗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13.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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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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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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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陈恒.在开放的视野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4):9-10.

  [14]郑永年.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41-42.

  [15]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J].求是,2020(2):70-72.

  [16]储著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大进展[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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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学派”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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