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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域下的百年大变局探析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21-01-30 浏览:

  摘要: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对世界发展形势全面、全新的论断。如何理解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是国内学者近两年的研究重点之一。以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世界交往思想为指导,对百年大变局的世界交往本质,经济交往变革、政治交往变革、文化交往变革等内容,以及由冲突向合作的演化路径进行探析,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望成为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百年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冲突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1)01-0080-07

  《科学》杂志创刊于1915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期刊,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世情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2017年12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等会议中密集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对世界发展形势的最新判断,引起了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研究。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视野研究百年大变局思想,丰富对世界发展形势与演化规律的认识。

  一、世界交往的逻辑起点赋予百年大变局新的视野

  (一)认识百年大变局应跳出“权力政治”思想的旧巢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百年大变局的研究,多数以权力政治为逻辑起点。冯维江、陈向阳、高祖贵、金灿荣、赵可金、权衡、罗建波等学者皆将大变局视为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的国际权力结构变革,他们围绕世界范围内物质力量、军事力量、文化力量等权力结构的发展变化,展开对百年大变局一系列研究与分析,并针对世界权力格局的新发展对大变局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赵可金指出:“全球大变局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舞台中心的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的北分南合以及世界秩序变革的地覆天翻”。[1]陈向阳认为世界力量对比已经出现新格局,呈现为“一超六强”,分别是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脱欧后的英国、日本和印度,中国已处于“坐二望一”的地位。[2]

  以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来研究百年大变局,似乎能对应和解释丰富的国际现象,但现实主义理论将冲突性视为国际体系的本源特征,将零和博弈视为国际政治的唯一模式。[3]因此,以权力政治为分析视角,百年大变局即国际权力格局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与区域范围内或两国之间权力对比变化不一样,大变局意味着维持世界和平的均势被打破,全球性冲突不可避免,最终将发展成为世界战争。即使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权力冲突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和体制规约,但从现实发展来看,处于权力格局顶端的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TPP等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对权力斗争的约束作用将无从发挥。对中国而言,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媒体界、政界已经出现众多对中国“大战略”误读和抵触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将大变局描绘成世界权力主体间的对抗局势,极易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抵制,使中国陷入西方学者所叫嚣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权力政治范式绝不是百年大变局研究的应然之道,融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角,成为了拓展百年大变局研究的现实需求。

  (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

  不同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是在交往中产生的,任何国家都处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受由生产和交往构织的交往网络决定和影响。马克思吸收、借鉴和批判了关于人的交往需要、交往理性以及劳动交往等法国功利主义交往观点和德国古典交往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世界交往理论[3]。他认为交往与实践、生产力、生产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是一种个人、阶级、社会集团、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基于马克思相关论述,唐踔把世界交往定义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顺应大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是为满足资本寻找新的资源和注入新资本的本性需求从而突破地域限制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交往形式”[4]。

  世界交往是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与文化交往的统一。首先,世界经济交往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5]马克思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扩张性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处落户,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世界经济交往开始形成,一切民族都参与到了世界经济交往中,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是世界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随着世界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统一体,民族国家真正获得了国际意义上的交往主体身份,其对外活动真正被作为国际意义上的政治交往互动。在马克思看来,近代社会国际间政治交往的主要问题是民族交往与阶级交往的问题,以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侵犯与压迫为主要特征,对民族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蕴含着文化交往的内容。马克思认为,在世界交往过程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世界市场的形成使民族国家间的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等文化交往日益扩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推动着世界交往的深入,对世界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具有重要影响。

  (三)百年大变局与世界交往的内在逻辑

  世界交往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过程,由于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發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世界交往开始具有真正的意义。贺金瑞曾提出社会历史的三种交往形式——人的依赖性交往、物的依赖性交往以及自由自觉的交往,分别对应古代原始文明时期与农业文明时期、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期、产品经济和共产主义时期,三种交往形式依次更替是世界交往发展的规律[7]。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但根据世界交往的三种历史形式,世界目前仍处于物的依赖性交往阶段。

  百年大变局是物的依赖性交往形式的重要历史阶段,一方面,它受到该阶段交往规律的影响和制约。百年大变局继承了世界交往开始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是世界交往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世界交往中的民族问题、阶级问题、人的解放等阶段性问题依然存在,束缚着百年大变局时期的交往发展。另一方面,百年大变局时期的世界交往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按照布罗代尔的“转折世界”观点,百年大变局是一种世界趋势的变化,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的时间,世界交往处在转折的十字路口,可能“百年无定式”。在这个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核心是世界交往领域的深刻变革,即在全球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世界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出现重大发展和变化的趋势。

  总之,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是认识百年大变局的重要理论指导,对百年大变局具有现实解释力。理解百年大变局要立足世界经济交往加速发展这一基础,观察世界各交往主体、交往领域、交往结构等新变化,全方位、深层次地分析百年大变局存在的交往问题与挑战。惟其如此,方能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二、百年大变局的现实表现

  (一)世界经济交往的百年变局

  经济交往作为世界交往的基础,主要包括全球生产力、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等方面,[8]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构成了世界交往百年变局的物质基础。

  首先,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世界经济交往的动力之变。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将成为世界经济交往的新领域,催生新的经济交往方式。虽然,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从西方国家开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世界经济交往变革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即将来临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则是由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共同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交往的落伍者、跟随者变为了发起者、领军者,极大的增大了经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甚至有可能改变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确立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格局。

  其次,国际分工的百年之变。目前,主导世界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以中国为首的“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试图改变自身的从属地位,调整具有强制、畸形的国际分工体系。“对外投资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引领位置的重要参考指标”[9],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稳居全球第三,参照这一标准,中国正在从长期以来的国际分工接受国行列,逐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国行列。

  最后,国际贸易格局的百年之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比重不断增加,贸易占比将由2015年的46%增至2030年的57%[10],南南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深化。201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国,今后5年,中国还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国。[11]

  (二)世界政治交往的百年变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世界经济交往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世界政治交往长期形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开始改变,世界政治交往主体从表面平等转向实质平等。

  民族国家是世界交往的政治组织形式,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展开的世界政治交往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一直以来,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交往中拥有法律上的主体平等地位,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造成了政治交往实质上的不平等,世界政治交往的秩序成為西方大国政治互动的产物。随着世界各国实力对比出现新局面,政治交往平等成为各政治交往主体的现实需求。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交往中的主导性下降。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为标志,世界政治交往的主导者认为自己正处在不利位置,试图通过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的政治交往秩序。而且,冷战结束后广受批评的强人政治重新受到西方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等的青睐,民主衰退蔓延到欧美等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为世界政治交往带来诸多不确定性。[12]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治交往主体出现政治觉醒,积极改善自身在政治交往中的不利局面。例如,近年来全球治理主体更趋多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全球治理平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主张日趋成熟,全球治理话语权迅速提升,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三)世界文化交往的百年变局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推进,“西方文化中心论”开始消解,世界文化交往步入多元格局。在世界文化交往过程中,扩张性的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展开了交流与碰撞,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西方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具有更强的解释性,“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开始盛行。虽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西方文化已经衰亡,沃勒斯坦等人主张抛弃中心论,但从长期的现实发展来看,西方文化仍带有霸权主义色彩。21世纪以前,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流动总体上呈现由北向南的态势,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选择去伦敦、巴黎或者纽约,这似乎印证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正确性。但在21世纪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南南国家之间不断加强文化交流,开始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自主发展,成为知识、技术、信息的生产源和传播源,例如2018年华为专利申请数量在全球所有企业中雄踞第一。世界范围内思想、观念、制度、模式等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格局,打破了西方文化的统治局面,特别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仅助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现代化道路、模式及政策,同时也为困于内在缺陷和矛盾重重的西方社会提供了启示和参照,为解决全球性发展和治理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13]。

  三、百年大变局演进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

  (一)百年大变局演化进程表现为交往中的普遍冲突

  在百年大变局进程初期,传统大国不会主动放弃世界交往主导权,试图通过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维持不平等的世界交往秩序,而落后国家则试图改变自身在世界交往中的弱势地位,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交往秩序,因而缺乏有效利益调节机制的世界交往必然走向普遍冲突。大变局中的世界交往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交往领域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冲击着传统发达国家在经济交往中的主导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而传统发达国家内部由于产业转移带来产业空心化现象,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乏力,国内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现逆全球化趋势,不利于全球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其次,政治交往领域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矛盾。在世界政治交往过程中,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传统国际难题尚未解决,以天空、网络、深海、极地、生物为代表的“新边疆”“高边疆”问题大量涌现。面对复杂的国际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不断参与到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但是,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在政治交往中内视化倾向明显,不断抛出“国家利益优先”等言论,将国家利益与世界发展对立起来,以狭隘的国家主义逃避大国责任,为世界政治交往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最后,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引发“文明的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民族文化开始复兴。而且,随着各国对约瑟夫·奈“文化软实力”的重视,世界各国都将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世界文化发展竞争激烈。因此,各国文化复兴及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必然冲击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局面,没有哪种文化能在世界交往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与其他民族文化追求多样性发展之间必然产生冲突。

  虽然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交往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世界交往将朝着全面冲突的路径发展,各国在日益扩大的世界交往中早已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国家利益交织为世界交往向合作演变提供了现实可能。大变局演化进程中的冲突与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不会自发消失和形成,需要在已有的世界利益协调机制基础上,探索符合世界各交往主体利益的新机制,才能实现冲突向合作的路径转化。

  (二)百年大变局转向的中国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先后被列宁、哈贝马斯等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发展问题及世界交往趋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二者在逻辑关联、内涵意蕴、价值理念、实践路径等方面保持内在一致性,成为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国在大变局中推动世界交往从冲突向合作转化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14]。

  首先,经济交往中,坚持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平衡共赢的新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顺势而为促进世界经济交往向前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寻找新动能、寻求新平衡。做大全球经济发展“蛋糕”,健全世界经济交往机制,引领多边经济合作,改变经济交往中的剥削与被剥削现象,使全球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其次,政治交往中,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理念,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兼顾与大国、周边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交流。参与构建世界政治交往新秩序,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行为,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原则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最后,文化交往中,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理念化解世界文化交往中的价值分歧,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摒弃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理念,推动世界文化交往差异性共存。提高文化包容度,在充分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此外,要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形式——“一带一路”建设,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國家、重要平台和重要基础,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提供公平、公正、合理、高效的合作平台。

  四、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对于百年大变局研究具有现实的解释力,为我们认识百年大变局的实质、内容和演化路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虽然,世界交往处在一个变革期,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但和现实主义理论围绕权力斗争的“零和博弈”不同,交往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利益协调即围绕利益展开的合作来解决。而且,这样的利益合作也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后者实质是西方大国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对世界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前者强调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利益共享。因此,百年大变局中应该坚持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及其最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推动世界交往由冲突向合作转化。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的挖掘不够深入,对百年大变局中世界交往变革研究不够全面,对解决机制的研究较为宏观,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赵可金.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解中国角色[J].探索与争鸣,2019(1):10-13.

  [2]陈向阳.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应对思考[J].现代国际关系,2018(11):1-6.

  [3]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22-29.

  [4]陈秋坤.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发展[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21-22.

  [5]唐踔.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6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7]贺金瑞.全球化与交往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7.

  [8]李爱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7.

  [9]李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7):39-47.

  [10]左胜丹.2030年发展中国家贸易占比将增至57%[EB/OL].(2018-11-06)[2020-09-11]https://www.chinanews.com/cj/2018/11-06/8669598.shtml.

  [11]刘建飞.把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瞭望,2019(9):28-31.

  [12]蔡拓,赵可金,张胜军,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J].探索与争鸣,2019(1):4-31.

  [13]罗建波.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期[J].科学社会主义,2019(3):14-22.

  [14]孙民,齐承水.马克思交往理论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2):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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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域下的百年大变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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