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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结构分析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

  摘 要: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一个多主体、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性系统问题。从内容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由话语主体的权威性、话语内容的可信性、话语传播的有效性、制度自身的优越性与话语客体的可接受性等要素构成;从体系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话语权组成;从层级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可以划分为个体层面、政党层面与国家层面的话语权三个层次。这种“结构”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发挥着引导、整合、维护、批判与外交功能。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话语权;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1-0044-07

  《世纪桥》(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世纪桥》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刊物。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

  制度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要反映,与制度的生存权、发展权紧密相连。一直以来,由于中国集中精力致力于实现“富起来”的目标,忽视了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性,更谈不上争取政党制度的话语权。西方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其长期掌握的媒介平台传播优势,将我国政党制度划分为“霸权党制”,将我国的民主党派捏造为“政治装饰品”。这些负面话语严重干扰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政党制度及其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习近平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新表述,意味着从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强调政党制度的独特性,演进到新时代强调我国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以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问题关注日趋升温。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问题—对策”这一实践问题方面,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元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概念泛化的现象,或直接嫁接西方理论,或直接挪用其他学科的概念界定或简单进行理论叠加。应该看到,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一个多主体、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性系统问题,唯有对其结构进行系统分析,方能真正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分析、阐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构成要素、体系结构、层级结构与结构功能。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根据《辞海》的解释,要素是指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其中,“必要”是一个关键词,它强调的是“必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因素”。笔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主要由如下五大要素构成。

  (一)话语主体的权威性

  话语主体即话语的生产者,主要解决“谁来说”的问题。话语是主体实践的一种形式,而实践首先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被确立起来的,没有了“人”这个前提,任何实践包括话语交往都只能停留在理论和幻想层面。因此,话语生产者、话语传播者是话语权机制构建和整体功能实现的主导力量。一般来说,“当传播者被认为是具有可靠和可依赖的这两种品格时,就会产生最大的效果”[1]。换言之,话语对象是否接受话语主体通过特定话语的影响与控制,本身就与话语主体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在现代政治中,统治阶级的权威很大程度表现为将其话语转化为一定的政策、决定、法律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中的话语主体是一个多重主体。从横向看,有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理论工作者、其他多党合作实际工作者等多个方面;从纵向看,有国家、政党、精英群体、普通群众等多个层次。要有效实现和巩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从话语主体的角度来看,言说者的实际表现必须具有示范性,且言行一致,进而提升公信力。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视民主党派成员为“花瓶”“摆设”,或是民主党派成员入党只为拓展人脉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履职尽责实现政治理想,那么,话语主体无论如何叙述,对于话语接受者来说也都是空谈怪论,只能使人对其话语产生怀疑。

  (二)话语内容的可信性

  话语内容回答的是“说什么”的问题。在现代话语权理论看来,话语权更强调的是一种对他人的影响力,而“话语权不同于其他社会权力之处就在于其作用方式的非外部强制性”[2],这种影响力的获取首先来源于由话语说服而生成的认同。说服力、解释力的内核是“理”,而理论要彻底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也就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各种规律。因此,话语表达必须同时拥有科学性与真理性,才能最终建构起强大的话语权。从内涵上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集中概括和反映,也是对这一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問题与时代课题的解释和回答。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言,其话语内容充分体现了各话语主体的利益需求、理想目标以及立场原则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内容,各层次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表述显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时代在不断变化,其话语内容也要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当代多党合作实践为素材而不断创新,真正有效解释、规范和指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

  (三)话语传播的有效性

  话语传播回答的是“借助什么载体说”的问题。话语传播环节作为连接话语主体、话语内容与话语客体的中介,其中心任务是把话语内容传播得更广、更远。若话语无法被人们所熟知和了解,那么话语主体的思想观念就只能停留在臆想层面。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以说,任何公共思想产品无论优劣都怕“巷子深”。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李普曼指出,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大众没有完全接触整体世界的能力,同时也无法获得完全准确的知识与信息,于是舆论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现实。正是经由媒体这一中介,“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3]。因此,只有当话语占领了媒介平台,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反复有效传播,取得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话语优势和符号资本后,才能引导话语对象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思考,进而有效增强和巩固话语权的“势量”。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言,需要运用多种传播平台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向全球传播并普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四)制度自身的优越性

  从本质上看,话语权离不开硬实力的托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总要通过外在的形式(主要以话语的方式)得以表达和传播,因此话语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在内容上却是客观的。换言之,话语权实际上是现实的一种投射和反映。“说了有没有用”“说了有没有人信”的关键取决于是否具有坚实的话语“支撑系统”。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言,最大限度地展现制度的魅力与吸引力,实质是制度自身优越性的展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政治逻辑同样适用于新型政黨制度话语权,倘若政党制度导致政党之间互相掣肘或是一党专制独裁,进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那么该政党制度必然得不到本国人民的拥护,更无法在国际上发声。因此,只有在政党制度的稳定性和社会整合能力、政党制度促进社会现代化的效果、政党制度有效遏制腐败等方面加以强化,才能真正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绩效转化为话语权。

  (五)话语客体的可接受性

  由于话语的人本性强,话语权能否实现,最终的落脚点在于话语能否被话语对象自觉接受与认同,也就是话语对象能否在对话中引发积极的情感体验。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5],且“受众成员心理或认知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6],因此,符合大众心理特点、接受方式与认知规律前提下的话语传播,才能获得大众自觉主动的支持。如果强制灌输、肆意推销或自说自话,强迫国内大众或其他国家接受、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旦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力,结果只能是削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因而,能否在跨文化的国际环境中,将“中国特色”转化为世界表达;能否在利益多元的国内环境中,满足话语对象的需求并保障其利益,是由构筑话语关系的客观需要导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重要生成逻辑。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体系结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包含三个关键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因此,从横向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话语权

  领导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需要,其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领导属于一种关系范畴,是指领导者对领导对象实行控制,致使其自身行为服从领导者。而作为政治价值时,“领导就是引导和激励,即通过道德威信或意识形态坚实动员他人的能力”[7]。列宁曾经将共产党描述为“指导力量”,将非党组合比作“传动装置”“杠杆”,党就是通过“传动装置”“杠杆”起领导作用从而实现其社会目标。因此,由某一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导社会发展方向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机环节,这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话语权”联系时,主要体现为党的领导权威。它是通过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获得的政治认同。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不仅要有组织内的权威,并且还要建立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权威。治国理政是浩大艰巨的系统工程,光凭某一政党的“独唱”难免会“孤掌难鸣”,因此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唯有此,才能够将社会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威是制度执行者与制度受动者自觉服从和遵循制度规范的前提。因此,绝不能弱化党的领导权威,而要进一步加强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维护与开发。

  (二)多党合作话语权

  在政党政治中,各国内部政党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冲突”与“一致”两类。前者政党是作为与整体相对立的部分存在,后者政党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的。在西方政党政治语境中,民主需要以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作为保障。由于西方政党政治学研究起步较早,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被作为真理所接受。固然,党争民主在权力制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实行党争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的同质化,从发展中国家及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域外实践上看,党争民主更有可能使政党成为分解社会、撕裂国家的力量。在我国,合作是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政治目标、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奋斗经历的相似性,我国政党间的关系属于合作关系。虽然与传统的政党关系相异,但在我国政党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同样能够确保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等政党制度的主要功能的发挥。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权的目标指向,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同“竞争”与“垄断”两种旧式政党关系相比,多党合作关系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与认可。

  (三)政治协商话语权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如何实现民主”“哪种民主形式更具优势”等问题是当今国际话语权斗争的重要方面。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意指国家行为体有对其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价值观进行话语阐释的权力,更在于要有构建民主话语认同的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民主的议题设置权、解释权和评判权等权力,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国际民主话语的舆论引导和价值主导[8]。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独特民主形态。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政党间的政治协商居于首要地位。政党间的政治协商主要是在决策前、决策中进行的,其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其运作形式较为正式,是自上而下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9]虽然,我国的政治协商在实践中实现了巨大的重构,但是中国式“协商民主”仍然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构建,学界也还存在“形式说”“替代说”“西方说”等误读倾向。“政治协商”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创造,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制度基础、理论基础都不相同,不能用这个政治概念去翻译附会外来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Consultative Democracy等概念。对此,我们应该树立高度的学术自信、制度自信,重视和发展这些政治制度成果,自觉使用中国政治学的方法、理论、话语体系阐释“政治协商”概念,积极争取政治协商的学术话语权。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层级结构

  从纵向上看,中国新型政党话语权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个体层面的话语权、国家层面的话语权和国际层面的话语权。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相联、互相影响。

  (一)个体层面话语权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个体话语权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党员、无党派人士在特定场合或渠道的参与权、发言权、监督权、建议权,这些权利与权力能够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及时获得有关部门的反馈。个体话语权是中国新型政党话语权的基础层次,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能够促進个体在情感上的接受与认可及行动上的积极实践与施行。从实践经验来看,构建个体层面的话语权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保障民主党派党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话语权上。用好话语权,是宪法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赋予民主党派党员与无党派人士的权利,也是其履职尽责的重要方式。同时,民主党派党员与无党派人士都期待获得组织的归属感,实现党员身份的自我认同。因此,民主党派党员与无党派人士应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培养主体意识,持续增强自身责任感与使命感,不断提高正确使用话语权的能力。

  (二)政党层面话语权

  政党层面话语权是指在国内话语场域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的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们对不同政党执政、参政认同的权利和权力的总和。由于话语权构建是通过话语接收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可以由此推导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在政党层面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特定话语使民众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领导的权威。这种权威实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与执政理念认可所产生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领导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二是通过特定话语使民众对民主党派参政行为的认同与支持。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别。参政党作为一种政党组织,其参政行为是特殊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连接与沟通的桥梁。民众对民主党派参政行为的认同与支持等同于在承认利益差别的基础上,对民主党派政党功能发挥的肯定。

  (三)国家层面话语权

  当今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游离于国际环境之外的封闭制度,而是与多种政党制度相互并存。就世界范围而言,不同的政治主体有着对不同政党制度优劣的判断。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必然产生出对政党制度比较、评价、接纳等一系列问题,政党制度间的竞争也就产生了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在国家层面的话语权,概括来说,就是通过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及传播,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理解,从而使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影响力以及主导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将扩大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加以推进。当然,这并不等同于推销和输出我国的政党制度,抑或是压制、贬抑其他政党制度,而是向国际社会有效地传播、说明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同时消除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所持的偏见和误解。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结构功能

  任何结构发生联系时,总会产生一定的功能。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包含了引导功能、整合功能、维护功能、批判功能及外交功能。进入新时代,正是因其所具有的一系列政治功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愈益凸显。

  (一)引导功能

  占主流地位的话语权一旦形成,可以对整个社会进行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上的指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行使其话语权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治引导功能。

  第一,制度发展方向的引导。二战后至今,是政党政治的时代,政党制度的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呈现出多样化。历史经验证明,忽视本国国情,靠个人或某个集团“设计”或“移植”的政党制度,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因此,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必须坚守自主性。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掌控着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利用民主输出进行文化扩张,妄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由于“词语的功能在于,引发我们的赋予意义的行为,指出那些在此行为‘中被意指的并且也许是通过充实的行为而被给予的东西,强迫我们的兴趣仅仅朝向这个方向”[10],因此,面对他国政治模式的推销与压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指向性能够提升大众的制度自信,从依附、迷信西方政治理论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引导我国的政党制度朝着“中国特色”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第二,制度认同的引导。在当前各种思想、思潮“圈地”的时代,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还是制度的竞争,公民对制度的认同也是政治认同的最重要方面。同时,制度认同也是政党制度功能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认同是动态的塑造过程,制度与语言二者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在政治实践中,话语权的象征功能能够使某一制度的信念、价值观、行为方式得以保持、调节和再现,在社会行为者与制度体系之间起到了建立关系的作用。其一,制度是经由话语建构而成。话语理论本身蕴含建构主义认识论的属性,且真正使行为制度化的基础是文本携带的信息广泛传播最终影响的结果。其二,话语拥有说服他人改变或维持制度的能力。话语反映了交往逻辑,话语在观念传递的互动进程中承载着建构制度认同的任务。因此,强化制度认同,需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引导大众对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正确的认识。

  第三,行为的引导。关于制度,最无争议的定义就是作为规范范畴约束与激励人的行为。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话语主客体双向互动过程中塑造的一种可感知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产生意味着人们愿意将我国政党制度内在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以激励自身的实践与制度统一。此外,与暴力强制推行政治意志相比,统治阶级通过话语权对社会成员进行行为引导的优势在于:政治话语渗透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与日常生活当中,是引导社会主体自觉遵守和维护制度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方式。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具有规训、教化、意指的职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导入的重要资源。

  (二)整合功能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整合。我国的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基本运作理念就是完成最大范围的社会整合。而“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11],作为一种具体的话语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政党制度社会化的结果,体现社会集团的共同意志,同时也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具有群体性、刚性与柔性并济的特点。

  第一,思想整合。社会转型的历史性变革,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价值趋向的分化,同时,这些分化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反映并折射出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能够聚合社会观念、化解思想冲突在于其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也就是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思想政治基础汇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此外,以公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在官方和民间意识形态之间起到缓冲和融合的作用,这种思想或理论的融合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全民整合作用”[12],从而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第二,利益整合。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治架构呈现多元化态势,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和重组产生的利益多元化格局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复杂。面对社会各层面的利益冲突,在诸多社会整合主体中,作为一部分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代表的政党,通过我国制度安排有效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社会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使我国各种利益关系达到平衡有序、协调一致的状态。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在其中发挥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它能够统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长远利益目标,将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成员凝聚起来,激发社会朝向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方向健康发展。

  第三,政治资源整合。中国各政党的组织结构是动员政治资源的有效工具,而且党员本身以及背后联系的群众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由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蕴含着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如果话语权得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公信力也随之提升,就能够扩大政治支持的力度与广度,保障不同领域和阶层的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团结、吸纳各政治资源在统一战线旗帜下致力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维护功能

  话语权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话语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也能够反过来维护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言,维护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用来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或推荐的)制度适宜于行使政权,从而使对社会的同一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得以实现。”[13]在现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不会单纯依靠绩效合法性或法律上的合法性支撑起整个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极易因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导致出现合法性危机,因而必须维护公众对制度的价值在心理上长期穩定的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4],话语也是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受集体承认的话语权自然被视为一种合法性资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潜在影响、引导多党合作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释动向,从而使得拥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逐渐上升为主流社会意识。

  第二,维护我国政治制度安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话语权背后隐含国家之间地位、利益、意识形态的博弈。“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15]因此,政党制度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在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16],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成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确立可以大大增强大众的政治免疫力,消除不稳定因素,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三,维护党员的话语权利。话语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当其与制度关联时,话语权的“内化”效应能够成为正式制度的“软约束”,为制度安排提供义理性辩护和精神支持,有利于正式制度的稳定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表达利益诉求与民主监督的话语权利,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本质是为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而辩护。

  (四)批判功能

  话语权包括批判权。所谓批判权,就是对于敌对或错误思想观念进行排除[17]。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批判”体现的是为追求真理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科学考量与辩证扬弃。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言,只有同非主流话语展开对话交锋,才能使各方面的分歧得到明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人们的是非观产生有效影响,其批评功能主要作用于国际国内两个话语场域。

  在国际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基于资本垄断利益的考量,从未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传媒网络化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在传播技术与信息占有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大力推销“三权分立”、多党制、民主普选等政治制度,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这些战略“成功”使得部分国外民众在脑海中将“中国共产党与‘独裁、专制、镇压等词语联系在一起”[18],给民主党派贴上“民主装饰品”的标签,导致中国在对外交往活动中长期面临增信释疑的艰巨工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确立,能够自觉反击和批判西方敌对势力发出的“噪音”“杂声”,明确倡导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说服某些人放弃幻想“普适”的现代政治道路,积极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和谐共处。

  在国内方面,近年来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纷纷涌入,无孔不入地侵入国人的生活,如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这些思潮看似学术观点的正常交流,实则企图遏制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学界、政界、商界,仍有一部分人不自觉地接受这些社会思潮的“话语统治”与“话语约束”。面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挑战,我们要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批判功能,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防止错误思想言论、观点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冲击。

  (五)外交功能

  由于话语权具有干预主体认知过程进而影响其行为结果的特性,话语权能够潜移默化地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服务,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存在着密切联系。

  一方面,为发展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化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提出,政党是发展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同理,政党制度在社会发展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政党制度经历了70余年的实践检验,显示出巨大的制度效能,回应了当今世界政党政治面临的如代表性不足、互相倾轧、利益固化等共同难题,赢得越来越多世人的认可。“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19]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始终将为人类政治文明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担当和使命。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的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0]。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愿意分享任何具有生命力的制度,而不是向他国输出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确立,能够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的垄断,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多党合作制度,从而提高其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赞同度、影响度,为发展人类政党政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另一方面,廓清其他国家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疑虑,重塑良好政党形象。党际交往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提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21]。“新型政党关系”的出场意味着在理论上国际政党超越了传统基于意识形态或基于地域性的政党合作形式,为党际交往内容的拓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大国的外交总是具有深厚的国内政治渊源。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存在一致性和连贯性,两者在学理上义理相贯、逻辑互通。”[22]我国的“和谐政党关系”理应对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国外一些政党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着种种诋毁和污蔑。因此,要在政党间的交流互动中,创设讨论议题,规制交流话语,促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提升,不断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说服力与吸引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所确立与坚持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美好形象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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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结构分析

文章地址:http://www.zhishixueshu.com/zf/13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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