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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表现向度与实践取向

来源:知实学术 分类: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21-03-31 浏览:

  摘 要: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主动反思与规训自身权力,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以建构美好生活的政治活动范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是理论、实践与价值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主要表现为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权力制度自觉与权力关系自觉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力意识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核心内容,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权力关系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本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以权力自觉为中轴优化党的执政效能,以权力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从而增强党的权力有效性与合法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使命自觉;权力善治;权力监督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3-0048-06

理论月刊

  《理论月刊》(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现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和湖北省优秀期刊。

  “自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关键词,它多次出现在党的政治文献中。“自觉”的高频次出现表征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身执政实践的自我反思,彰显出其长期执政的高度政治自觉。由于权力在政治实践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实际上政治自觉的本质是权力自觉。权力自觉指的是权力主体在政治实践中有效发挥政治能动性,主动反思与遵循权力内在规律与价值目的等规范,进而积极校正自身权力行为以实现权力之善的政治活动范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真正做到了权力自觉。可以说,权力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中轴逻辑。基于此,考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与表现向度,有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文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

  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理性反思并建构美好政治生活的过程,表征着权力主体对于权力规律与价值的反思,内蕴着权力主体的政治价值。在日常政治实践中,权力自觉对于权力主体的行为有着重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构成了政治实践的价值动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权力自觉,积极践行权力人民性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主动规训自身权力行为,努力消除权力异化,以建构美好生活。从出场学层面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不仅源于“权为民所赋”的逻辑要求,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诉求,更是其使命自觉的重要表征。

  1.理论层面:权力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权为民所赋思想的逻辑要求。权力的来源问题是政治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历史上不同阶级的政治思想家往往是从自己立场出发阐释权力之源。不同的权力来源认识会生成不同的权力价值观,进而影响着政治实践的具体形态。神学政治认为权力是上帝意志的表征,社会契约论者强调契约是权力产生的秘钥。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权力是人民所创造的,是人们为解决社会生产中的公共性问题而产生的。为了更加有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人们便将这种公共权力赋予权力使用者让其代表自己行使权力,这便是“权为民所赋”的理论逻辑。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指出:“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1]“权为民所赋”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成基础,其决定了权力的配置、运行以及反馈等基本问題,规定了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习近平多次明确指出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公共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正是在“权为民所赋”这一理念引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自觉反思自身执政权力,积极矫正权力运行轨迹,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党的各项方针与政策无不诠释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真正做到了权力自觉。可以说,权力自觉的出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执政权力的自我反思与体认,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自觉的反映,而“权为民所赋”则是权力自觉的立论基础与逻辑要求。

  2.实践层面:权力自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全新形态。权力作为政治实践的核心中介,其本身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与秩序生成能力。但同时,权力天然具有异化倾向,其既可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会凌驾于人民之上进而损害社会共同体利益。现代政治学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规制权力以最大程度消除其异化属性进而造福社会大众。从权力层面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权力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重主体积极调适各种权力关系,以增强权力运行效度进而使其更加高效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呼唤着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主体能够自觉规范权力运行,发挥其应有的协调各方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使命,也即实现权力自觉,进而推动国家善治。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监督与制约权力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着力以权力治理引导国家治理,以权力之善形塑国家之善。习近平带领全党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努力构建立体化的多元监督格局。全面“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2]。同时,不断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以权责统一、权责法定为指导,全面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各级权力部门设定了权力界限,有效规范了权力运行。可以说,新时代推进权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权力自觉的过程,是其对自身执政权力的自我建构。

  3.价值层面:权力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使命自觉的重要表征。从政党类型学维度看,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其先进性突出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是一种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价值目标,而不是为了单纯夺得政府的执政权力。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于严酷的资本主义政治环境中,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以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活,进而超越资本主义虚假民主。李海青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应该具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深沉的责任担当情怀以及坚毅的使命履行意志。”[3]而所谓使命自觉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自身价值目标的主动确认,彰显着其内在的忧患意识与主动担当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号令,重新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践行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自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4]从全面从严治党到精准扶贫,从全面依法治国到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实践无不是围绕着自身历史使命而展开的。从权力政治学层面考察,中国共产党使命自觉的核心是权力自觉,是对自身执政权力的自我反思,是对权力人民性的践行。同时,权力自觉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使命的重要表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唯有坚持权力自觉,不断优化权力配置与运行方式,才能真正完成其历史使命。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表现向度

  系统科学哲学认为,系统具有整体性,它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同时,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又具有层次性与差异性,它们能够以有序的形式相互结合成为一定结构,进而对系统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并推动系统发展。权力自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权力的理性反思,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活动,而是旨在提升权力治理水平以实现权力之善的系统性政治活动。从系统层面考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主要包括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权力制度自觉与权力关系自觉等四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支撑,共同诠释着权力自觉的内在规定性。

  1.权力意识自觉。权力意识自觉是指权力主体主动反思自身权力的内在规律与价值向度,并主动校正其權力行为的活动范畴。它能够有效凝聚政治信念、育化权力主体,进而规范权力政治生活,引导权力良性运行,是权力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意识自觉是理性权力认识超越感性权力认识的跃迁过程,先进的权力意识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权力主体通过学习与实践的积累而不断育化的结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聚焦权力意识自觉问题,通过各种措施唤醒与校正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意识,使其主动践行人民性这一权力的本真价值,真正做到了权力意识自觉。2012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明确揭示了党的权力属性即人民性。他向全党发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这一历史号召,呼吁全党要明确党的权力责任,树立为人民用好权的公仆意识,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全党的权力意识自觉,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党中央陆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活动。这些主题教育活动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了改造和洗礼,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意识自觉逐步形成,党的权力合法性也得以增强。

  2.权力行为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主体在政治实践中主动遵循权力的应然价值,从而积极引导权力向善以建设优良政治生活的活动。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意识自觉的逻辑延伸,它是权力主体在相关权力意识引导下,发挥自身政治能动性,改造复杂政治关系以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活动范畴。权力行为自觉是政治实践的外在表现形态,也是权力自觉的逻辑内核。历史和逻辑表明,美好的权力理想不会自发实现,需要依托一定的政治实践将其变成现实。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引,坚持理想和现实相结合原则,主张以务实的权力行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从而实现权力行为自觉。习近平一再告诫广大领导干部要将“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作为自己的权力行为准则,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在具体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为各项政策制定的基准点。如为了消除绝对贫困以真正实现全面小康,习近平提出了科学的精准扶贫战略。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将权力配置和资源配置投放到如此庞大规模的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得以充分阐释和践行,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权力自觉本性”[6]。此外,从出台《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简政放权的全面推开,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到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新时代党的政治实践无不是在回应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无不是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都表征着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行为自觉。

  3.权力制度自觉。制度是规范与调适人与社会关系的各种正式规则的统称,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以建构美好生活,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理性因子。“所谓制度自觉,就是对制度建设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制度发展和完善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建立和完善制度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7]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主体从制度层面主动反思权力配置与运行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其以制度理性形塑美好权力生活的能动过程。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权力治理的制度向度,以科学且有力的制度建构积极推进权力制度自觉。习近平系统总结党的“制度治党”历史经验,在现代政治学原理基础上多次重申了制度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制度是管根本的,全面从严治党要依靠严明的纪律,要“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8]。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全党共出台和修订了超过50部党内规章与法规。如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明晰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应然权力行为标准;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体党员设定了权力行为的底线。同时,为了更加有效保障权力制度的贯彻落实,党中央还制定了关于权力制度执行与监督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从权力运行过程出发,全力推进权力制度自觉。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权力制度建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理性的鲜明反映,也是其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的重要表征。

  4.权力关系自觉。权力的本质是主客体间的特定力量制约关系,属于关系范畴。“政治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权力关系,即权力施加者与权力接受者之间的关系。”[9]不管是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抑或是权力制度自觉,本质上都是对权力主体间性的确认,属权力关系自觉。权力关系自觉意味着权力主体要主动意识到权力主客体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摆正自身位置,以规范权力的运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权力关系问题,注重从关系层面反思自身的执政实践。习近平从历史、逻辑与现实等多个层面科学诠释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权力关系,指出党的权力源于人民并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党和人民群众分别是权力的行使者与拥有者,两者间是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为此,习近平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认识到权力的人民性,“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10]。这种清晰的权力关系自觉贯穿于新时代党的政治实践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政治价值。人是政治人,人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维度看,权力关系自觉的逻辑内核是人民自觉。以人民自觉为内核的权力关系自觉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经验与政治基因,也是党的政治合法性的生成基础。

  三、增强权力自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取向

  权力自觉表征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权力的理性反思,是其权力理性的生成过程。权力自觉为当代中国政治治理提供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启示,能够有效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进而夯实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权力自觉的独特价值使其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性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价值。当前,面对愈加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更需要以权力自觉强化自身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以权力善治助推国家善治。

  1.以敬畏权力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要价值。敬畏通常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既敬重又畏惧的心理状态,它是规范与引导人的行为活动的重要意识范疇。敬畏权力表征着权力主体对自身权力来源及其所属主体的敬重,它是权力意识自觉的关键构成内容,也是关涉权力自觉能否实现的重要变量之一。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要价值是敬畏权力,确保权力始终为民所用。第一,要敬畏规矩。规矩的内核是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能否按照一定规矩约束与规范自己的行为是检验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11]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敬畏权力的基础是要敬畏党的各项政治规矩,要严格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使自己的权力,始终做到严于用权且“不逾矩”。其中,特别要严格遵循党章,各级领导干部要将党章作为自己权力行为的权威标准,以此矫正自己的权力行为。第二,要敬畏责任。权力与责任呈正相关,权力愈大则责任也愈大,敬畏权力实际上是对权力责任的敬畏。“责任不仅打造了社会的联结机制,又构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纽带。责任构建了人类生活中权威与服从、承诺与回应、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1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等历史重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敬畏这种责任,以夙夜在公的精神勇敢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以卓越的执政成绩回应人民与历史的政治期待。第三,要敬畏人民。不管是敬畏规矩还是敬畏责任,其本质都是对人民的敬畏。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敬畏人民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人民立场的应有之义。敬畏人民意味着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全力关心民生疾苦,将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归根到底,则是要将民意作为检验党的各项工作的核心标准,让人民来监督党的执政实践。

  2.以权力善治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轴路径。权力善治表征着权力的良好治理,是权力主体依照一定规则并充分运用权力这一政治中介以最大程度实现公共利益的活动。权力善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轴路径,其彰显着党的人民属性。在新时代复杂的政治场域下,实现权力善治的关键在于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能动性,进而以能动的政治实践有效应对变化的政治关系。所谓行政能动性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掌握和借助公共权力、承载和传播政治思想文化、创建和铺设政治制度设施、发动和规范政治行为规范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13]。而新时代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能动性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强化其自主决策能力。政治与价值相伴而生,政治的价值性决定了政治活动需不断进行各种价值选择。所以,政治与行政活动的关键环节即是自主决策。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能动性:第一,要提升其自主辨别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领导干部能否甄别各种政治要素,然后“生成自我分析,形成用脑分辨的习惯,逐步体验如何通过理性思维进行自主辨别”[14],进而实现权力运行的理性化,显得尤为重要。第二,要提升其自主决断能力。自主决断意味着行政主体在经过选择后,果断践行与落实的活动,其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有效性。相关研究指出,以往那种“拖延式”的行政因其不能有效回应现代国家治理的瞬时性与复杂性,而不能满足人民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需求,因而必须予以改革提升。第三,要提升其自主控制能力。自主控制能力是指行政主体能够屏蔽各种干扰进而有效控制与调适自己决断的能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自主控制能力的中心内容是要明晰权力的边界,将权力锁定在法律与制度所确定的合理边界之内,抑制权力的扩张性,防止权力发生异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15]

  3.以务实行动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基础。权力自觉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意识,其还具有客观实践性,权力自觉的实现需依托于客观的政治实践。深入推进权力自觉即是要体会其务实性品格,通过务实行动实现权力自觉。第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寻找其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改造世界。新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从实际出发的中心要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治国理政的政治靶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全党要实现执政理念的跃迁,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从解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向满足人民更高层级需要转变,切实增强人民生活获得感。第二,要实现问题意识自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务实行动离不开问题意识自觉,要主动发现、聚焦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并着力解决之。特别是要在重点解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与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治理。要强化民生问题的顶层设计,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城乡之间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开展民生的微治理。民生问题多涉及具体生活的细微问题,具有分散化、琐碎性等特征。推进民生治理尤其要聚焦微问题,解决好涉及群众日常生活的突出问题。第三,要狠抓落实确保执政实效化。能否彻底贯彻党的各项计划与政策,并最终得到实效是衡量党的务实品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实现权力自觉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务实行动推进权力自觉,必须要狠抓落实以确保执政实效化。这就需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担当权力责任,“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效,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16]。同时,还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以人民满意与否作为执政成效的唯一检验标准。总体上,务实行动是新时代党的权力行为自觉的外显形态,彰显着党的人民属性。

  4.以权力监督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动力支撑。对于一定组织或个人而言,在较短时间内做到权力自觉是相对容易实现的,难的是如何保持持续性即始终做到权力自觉。这就需要建立权力自觉的长效机制,从制度层面寻找权力自觉的终极动力。历史和逻辑表明,权力异化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之间有着直接联系,正所谓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十分复杂,要实现权力自觉,始终确保权为民所用,就需要不断完善与创新权力监督形式,从而为权力自觉提供有力的动力支撑。一方面,要着力开拓全新权力监督形式。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现实中存在的各类监督难题如“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等问题为突破点。同时,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出有效的全新监督形式,从而完善党和国家的权力监督体系。如以派驻监督为基础而形成的嵌入式监督,它通过理念、组织与技术等要素的嵌入,实现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17]等相结合的崭新权力监督范式,大大提高了权力监督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实现各类权力监督形式的有机融合。单一的权力监督形式是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权力政治实践的,需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增强各类监督形式的有机协作,真正实现权力协同监督。这就要求各权力监督主体之间要以共同目标为引领,履行好各自职责,配合好各方具体监督行动,增强监督合力,形成权力监督共同体。同时,还要以行政考核督促各监督主体间的协同与配合。要”针对协同监督过程中各主体、部门的履职情况设计独立的指标体系,并从不同监督主体处获取评价信息,为协同监督工作的激勵与奖惩提供依据,倒逼各级权力监督部门加强与其他主体间的协同“[18]。此外,还需要不断吸纳社会资源参与到权力监督过程中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独特作用,由此方能真正消除权力异化,实现权力善治。

  结语

  权力自觉反映着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自我反思与重构,是其试图从权力层面推动政治发展的政治理性范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人类不断规训与引导权力的过程,当权力能够沿着合乎人类共同体利益前进的时候,其便会塑造政治文明并推动政治社会发展。训导权力本身是深入推进权力自觉的理论问题,也是其现实实践旨趣。权力自觉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要素。权力自觉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更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新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权力自觉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久久为功。特别是要在推进权力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改革创新权力配置、使用与监督等各个环节,着力提升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和纯洁性,真正实现权力善治。中国共产党愈是能够实现权力自觉,愈是能够夯实其执政合法性基础,愈能够实现并巩固其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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